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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

小草范文网  发布于:2016-10-13  分类: 经济论文 手机版

篇一:张五常 经济解释第三章 缺乏与竞争

第三章:缺乏与竞争

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它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它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city)与竞争(competition)这两个在经济学上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ee goo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就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第二节:什么是缺乏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city)的定义。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所以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固定的关系。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这是因为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就不缺乏了。

若物品没有人需求,天下间便无「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就不能算是多胜于少了——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因此,凡是人愿意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ice)。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ice)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

——既然缺乏(既然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经济解释》之十)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它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学上的「竞争」(competition)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实肤浅。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等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

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它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Com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经济解释》之十一)

第五节:竞争准则的含意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速度是田径赛中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但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而这些准则,都是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主要含义。这个重要的定律及其不足之处,本书下半部会作详尽分析。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艾智仁那里,就顿呈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高斯与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文 网: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其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成意图中的效果)。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

我在上文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大有帮助。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就可大展所长。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个格言。

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付得起而又愿意付出够高的屋价或租金的人,就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己用。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之高,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对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究其原因,是港大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个「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港大与昔日共产中国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方面的事项,而中国大陆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就会是不同类的人。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想深一层,我们也会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而储蓄等等的行为。

经济学上,「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要此书写到下半部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不妨介绍一般书本上所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一般而言,它是指有其它办法,或用其它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它」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来衡量,在世界上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就是市价。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被浪费了的。

举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所谈及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上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便可多获分数。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由于争取有关的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作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作虚报年龄之举,或使他们增加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数十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能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如此一来,大家就抢花费大量金钱,将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这些行为都是浪费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经济解释》之十二)

篇二:《经济解释》读后感

《经济解释》读后感

~-7-6字数:3316前几天,经朋友推荐拜读了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读完之后顿觉收益非浅,竟发现原来经济学的文章还可以这样写,这的确是本很有意思的书。在读《经济解释》之前,我只知道张五常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华裔经济学家,他在产权理论方面造诣很深,除此以外我对张五常先生可谓是一无所知。有幸拜读完《经济解释》后,却发现张先生竟把经济学的文章用散文的体裁写出来,而且写得是如此生动有趣,一下让原本枯燥无味的经济理论变得栩栩如生起来,这确是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让我深深地敬佩起张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经济解释》幽默诙谐且充满睿智的文字的感召下,我一口气通读了两遍,仍觉意犹未尽,便十分想将其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正谓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又不免犹豫,因为《经济解释》这本书就如同张五常先生本人一样充满了争议。正如张先生自己在文中写到的一样,“《经济解释》这本书不是课本,选修经济的学生可以读,也应该读,但因为我往往不依常规,学生考试时用上我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也许,张先生在这里是高估了他的读者,认为他的读者应该已掌握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现在已不需要他像经济学课堂上的老夫子一样重复罗嗦地灌输所谓的经典理论,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要从一个全新角度去阐释最为简单的经济学道理。《经济解释》这本书确实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课本,而对它的准确定义按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既然是经济学的散文集,那么它应兼有散文的基本特征与经济学的灵魂主线,即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只是“散”在其形式上,而“神不散”是不散在其经济学的脉络上,是不散经济学的灵魂思想上,即我们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稀缺、竞争、效用(在《经济解释》中张先生使用了“功用”这一翻译)以及需求定律和交易理论等。实际上张先生也正是按着这样的经济学脉络来为他的读者讲授他所理解的经济学。当然我不敢苟同他所有的观点,也许这也正合乎张先生的处事原则,因为在他的《经济解释》之中也同样充满了对权威观点的怀疑。这正如他在“经济解释之三”中所明确指出那样,“世上没有不可替代的理论”。然而,我对张先生的学识之渊博,行文之流畅,观点之新颖也确实是十分钦佩地。因而,我认为《经济解释》的确是值得一读的好书!科学的方法

论———虽然《经济解释》是本经济学的散文集,但张先生开篇仍不忘按传统的模式那样,首先介绍“方法论”,所以张先生把《经济解释》的第一章便定为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一章在《经济解释》的全书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章中张先生则更像一位哲学家,现在他正努力向他的读者传授着他的经济哲学。而这种经济哲学正体现了张先生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态度则正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问题时所必不可少的。在“科学的方法”这一章一开始,张先生就给我们介绍了两种极端理论,一为特殊理论;一为套套逻辑。所谓特殊理论,即是特殊到只能解释一个现象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具一般解释力。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例如说 “四足动物有四只脚”便是一个套套逻辑。这两种理论实际是无用的,我们应尽量避免走入这两种极端。但有时对特殊理论而言总要比完全没有理论好。正如r.kessel 所说,“没有任何理论在手,什么辩论也胜不了”。而对套套逻辑而言,我们有时对其加以一定的约束条件,它还是可以对我们大为有用的。张先生在这所举的例子是货币理论,他认为“币量理论被高手搞得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但归根究底,还是源于一个套套逻辑的概

念。”张先生是十分强调理论的解释作用的,他甚至认为“解释力重于斟酌对错”,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具有解释力作用的理论将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张先生更认同“可能被事实推翻的重要性”,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这样的理论是不可以被事实验证。由此可见,张先生确是一个对待学问是十分严谨且极具科学精神的人,但《经济解释》中的解释之五——“套套逻辑外的不错理论”中的一些内容却又无法让我们认同这一点。在文中,张先生在对马克思的评价时带有极强的个人偏见,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竟一时让张先生放弃了他一贯所坚持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例如张先生认为“最有名的模糊不清的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从来没有人试用事实加以验证。”张先生在此的论证是毫无逻辑可言的,我们怎能说一个暂未被事实证实理论就是模糊不清的和毫无意义的呢?倘若我们用张先生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则可说,事实推翻了他的理论,因为事实却是任何理论从它的诞生到它得到事实的验证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谁能准确的说出这个过程是一天,是一年,还是一百年,更或是一千年呢?而张先生现在只不过等了一百多年,他就不愿再等下去了。其实在当根本的意识形态不同时,即

篇三:经济解释

1.张五常是我最欣赏的经济学家之一,不看《经济解释》,你会觉得自己学的经济学都是对的,要不然就觉得经济学是没有用的。

2.《经济解释》前三本,看了不下三遍。这是一本经济学思想著作,很多人都觉得这本书看了没有用,是因为这些人总希望有一个什么标准或工具,你不给这些标准和工具,让这些懒得思考的人怎么用呢?他们只喜欢,“通过对比试验证明,人们更喜欢XX的东西”这样的论调。

3.张五常和《经济解释》最厉害的地方,是回归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的本质不是“政治经济学”,很遗憾我认识的人里全都认为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本质,是人类行为的选择。选择就会付出代价,就会有成本。张五常让我弄清了什么是“成本”,机会成本不是成本的一种,而是成本的全部,这句话值得思考。

4.他对租值及租值消散相关领域的研究,不能称赞更多,那些说这本书没用的人,真的不懂租值消散。“资产收入权利界定的不清晰,与资产使用权界定不清晰,其结果都会导致租值消散”,不懂这句话的人,就爱高呼人家外国土地都是私产,而我国只有70年,这种纠结所有权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经济现象。

如果我没读过“错误”的经济学,没有被“博弈论”忽悠过,没有盲目的相信过“统计和概率”,我不会这么义愤填膺。建议有经济学基础的人,好好读读张五常和他的《经济解释》,说张五常个人是天才,一点都不为过。

有些知友连张五常先生讲的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开始扯,这还是知乎么?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学术水平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么?另外经济奇迹明显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凡是谈之前的都是离题万里,不折腾当然对,但是太简单,如果指政府行为的话,有些有负面作用,但也有正面作用的。

题主的话是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到的,我看过此书,也有幸向谌洪果先生请教了对此书的看法,在这里我就先把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写出来(引用来自谌洪果先生的文章),然后加点自己对本书的看法以及对题主问题的回答,请大家指正。

张五常在书里写到“在这个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页116-117),但他马上话锋一转,说道:“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随后张五常先生就用他最擅长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针对改革的两个阶段,他运用自己拿手的合约理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洗练地概括出中国改革的重点就是从按权力身份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等级排列的合约安排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这体现在农村改革,就是承包责任合约;而在城市的工业领域,则体现为在两权分离框架下的层层分包,而这里的关键在于,随着地价的上升,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承包与工业层层承包的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页142-143)

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

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页144)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张五常对“县际竞争”的揭示充分展现了他的超越学科畛域的敏锐才华,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者往往不会观察到经济发展与地理政治之关联的层面;而一般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同时,却难以识破其对中国经济整体推动的制度价值。张五常在这方面的研究尽显大家气度。

更为可贵的是,张五常不仅着眼于县级竞争的经济推动力,他还富有深意地描述了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宪政运作状况的真实规则。作为一个中国宪政和法治的研究者,我对张的这一部分研究充满兴趣。但也正是在这个部分,张五常施展出欲言又止、欲说还羞的姿态。张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动态格局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但他只说出一半,另一半却绝不说透,充满张氏的智慧禅机:

其一,张五常描述了层层承包形成的佃农分成制,对县的干部形成的有力的激励机制。县的干部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问题在于,这种分成是以全国各县统一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形式体现的。张在这里的经济学闪光点在于看到了这种增值税即是分成租金,而他由此提出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全国统一征税,不随土地质量与地点的不同发生变化,这怎么可以有经济效率呢?他从马歇尔的一个注脚中找到了答案: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县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厂房等,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甚至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他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地价可以为负值,这就是张看透的地方,但他就此打住,不再追究这种负值还包括的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资源可以大力耗费、环境可以随意污染、血汗可以白白付出,所有这些,虽然是负值,是经济推动的必要成本,但它们在经济的辉煌成就前,都是沉淀的,沉默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中国真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死人活人都不缺的。套用张五常对林毅夫的批判——他说他不相信作为负责农业政策的林毅夫怎么会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好过,我在这里也想说,对于积累和看到了这么多个案,而且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的张五常来说,怎么就不知道经济背后的这些更沉重的负值?这是张五常看透却不会说透的一个地方。

其二,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为人诟病的现象作出了合理性的阐释。例如,他认为基于统计方法的欠缺,中国的贫富差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至少在方法严谨上给我们很大启迪;他公允地评论说,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这种排列机制可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这是结合具体语境来探讨相关制度的进步意义;他对贪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很客观,比如贪污对经济发展并不是有利的,贪污在特定时期的好处在于“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137),这有利于实现合约安排的转变;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减少贪污,因为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他也肯定了政府的好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积极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157)所有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评论,但是,贫富差距的剧烈程度在张

五常非常推崇的个案研究那里,毕竟总能找到太多严峻的例证;等级排列机制在减少租值消散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租值消散的可能性;贪污虽然使特权分子减少对改革的抗拒,其带来的变本加厉的掠夺本身并不能用经济发展一语遮盖;县与县竞争可能减少贪污,但这种充满特权、地方保护和潜规则的竞争,对各种形式贪污的助长,本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人在浑水摸鱼方面一向不缺乏智慧;而现代社会是否存在纯粹的离开政府来规范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实践理性和智慧值得肯定,但改革本身形成的以官商权势结合为依托的既得利益集团,早已成为尾大不掉的问题,其弊端将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我同样不相信张五常会看不透。这是他看透而不去说透的另一个地方。

其三,张五常的这本论著中充满对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博弈的深邃洞察。他指出,“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页166-167)这样的描述确实非常清晰精当,乃是真正的学术解释,而且也触及到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意义的层面。不过,这种解释是服务于他对中国县制度将长期存在并继续支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乐观看法的。

问题在于,即便从解释的完善性方面入手,我们也能看到,县级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而言,既强势又瘫痪,相对于县治之下的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博弈也应当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传统的文件治国、运动之国等方式的痼疾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组织能力高效的好处;地方和中央关系伴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上行下效瞒上欺下”的双面效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的对待;而中国的这种地方中央关系中蕴含的各种危机,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事件中体现出来,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也一再体现,并都有严重化的趋势。对于所有这些背后的问题,张五常又一次止步于他的立场和他的解释的统一性,而不愿再进一步挖掘。这可以说是他看透而不需去说透的第三个地方。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严肃而机智的学术大家,张五常通过他长期的观察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利于决策者们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们认真总结,思考进一步前行的真正方向。正因如此,张五常在书中提出的那些历史深处的忧虑,非常值得我们的重视: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最低工资制提出了批评,对有损县制度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对外政策、宗教言论自由、教育医疗等)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在此基础上,他富有意义地再度强调了中国制度推进的成本较小的进路,那就是邓小平先生的“试一试,看一看”。这种尝试和观望的姿态,并不是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一种历史眼光和人文关怀的指导下,在认识到理性和制度局限性的条件下,所应该采取的利国利民的态度。说到底,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压力逼出来的。”

今天的中国的确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机,是机遇,而且我们抓住了;更是挑战,但我们显然对挑战的估计并不足够,而往往不由自主地沉迷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上面。不是寻找到合理性的解释就足以面对今后的更严峻的挑战的。而一种真正有教益的经济解释,需要的是更完善的思考和对各种内外变量的更充分的考虑,比如中国发展所得益的全球化的规范贸易体系,

比如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创新的精神,等等,正是在这里,张五常说了一段让我既感动又感叹的话:“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179)在我看来,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力量。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在中国,你只要给老百姓一点呼吸和挣扎的空间,他们就能勃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他们就能乐观地活着。这一经济发展的奥秘,说来让人感动得流泪,却又无不充满悲情的色彩。

简单来说,张五常先生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因归结到县域经济的竞争身上,认为这种经济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分开来说有三个观点:第一,一定要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和安排来看私产和市场的问题;第二,人民与社会面对的局限性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的选择有决定性;第三,因为政府或共产党的主持,得益于政府选拔的精英主义和强大的控制力和执行力,中国的经济近于奇迹的发展起来。

下面是我对题主问题的回答,是对张五常先生观点的一点补充,个人浅见,有错漏之处望指出。

第一,中国经济最大的幸运就是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窗口期,具体而言,要分为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入世。改革开放就不详谈,相信大家都清楚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外资进来后的正面影响,就谈谈入世。可能一些知友不清楚,当初入世是个争论非常激烈的话题,反对声音不仅仅来自于政府高层,学界、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和国企都有一股很大的反对声音。负责和世贸组织谈判的龙永图先生都被人骂成“卖国贼”。过度开放论,狼来了的声音也在民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坚持加入了wto,影响中国经济的效果如何大家也看的清楚。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限制外资进入的印度,例如不让大型超市进入等政策,是导致印度的销售体系落后的一大因素,例如前几年的洋葱事件。

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比较正确,一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企业,让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坚持加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公认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营造的良好企业发展环境,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能又能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同时中国不断进行的改革如朱镕基时期的货币改革,国企改革,三角债问题等众多经济制度的问题能解决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前进。

第三,(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是做对的)那就是中国的巨大高素质低收入劳动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土地红利(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及开发区)以及户籍制度,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导致的低人权优势。这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有了巨大的正面激励作用。

最后谈谈很多知友有点偏题的政府发挥作用占多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单独拿出来是没有办法去用数值衡量的,因为各个时期,各类制度、政策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别太大,但从总体而言,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这三十多年至少是称职的,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帕累托改进消失后的改革深水期究竟做的怎么样,还要看以后的作为了,我个人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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