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大跃进经典口号
“大跃进”经典口号
2009-09-12 00:08
“大跃进”经典口号
2009-08-09 17:40:11 来源：明宗网 作者： 编辑：屈娴
月宫装上电话机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两只巨手提江河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比比看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大花生
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一个红薯滚下坡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
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奇唱歌来怪唱歌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侯宝林的打油诗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还记得有一篇课文是一首民谣，题目叫做《一个红薯滚下坡》。不知是因为老师要求背诵呢，还是由于内容十分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我至今
烂熟于心，半字不落: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这是一篇真正“浪漫主义”的作品，它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空间。我不知道别人，但是当时，我自己对“超英赶美”、“亩产上万斤”、“孩子们都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什么的深信不疑。那时，我还订了一本叫做《XX爱科学》的杂志，相信去月球、火星旅行的事等我长大就可以成行。如果老师问班上五十几名同学长大了想干什么，大伙肯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当科学家！”
我不知道文学史上怎样评介“大跃进”时期“诗画满墙”这一现象。只是想，别不会有人将那些作品跟“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之类的神话做比较吧？提到这首民谣，又让我回想起同一时代的一篇“苏联政治笑话”:
有人到苏联的一家幼儿园参观，老师用事先准备好的套话向来宾介绍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说着说着??突然，一个小朋友抱住老师的腿说:“我要去苏联！”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正是那个年月，父亲一行人，其中还包括著名诗人袁水拍先生、父亲的搭档郭全宝先生等，来到了京郊的红星奶牛场。这些人是为了搞创作奉命下乡体验生活的。只可惜如火如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都没能有效地激发这些人的热情与潜能，他们只担心不知回去如何复命。父亲灵机一动想起一个旧笑话:一家私塾里有一群调皮捣蛋的学生。一天，先生作诗:“老天下雪不下雨，下到地上变成雨。下雪变雨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雨。”然后让学生依样画瓢。正巧此时，师娘来给先生送饭。于是，第一个学生便说:“先生吃饭不吃屎。”第二个学生:“饭到肚里变成屎。”第三个:“吃饭拉屎多麻烦。”第四个:“不如当初就吃屎。”想到此，父亲也即兴一首:“奶牛场里奶牛多，挤了牛奶给人喝。挤奶喝奶多麻烦，不如当初趴那儿嘬。”
很多年以后。当我读贾平凹先生写的《废都》里有一个同样的构思时，不禁哑然失笑:真是英雄所见啊！
父亲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人，用孔夫子“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话来形容他的个性应该并非过分。1967年适逢“文革”，父亲在他50岁生日那天感慨良多，提笔写了一首《清平乐》用以自嘲:
年过半百，空活五十载。
流浪江湖瞎摸海，思想依然未改。
从事多年相声，疑是已登高峰。
如今回顾自省，顿时头脑不清。
这“头脑不清”，是不是历经半世沧桑，对“做人”与“作艺”均无止境的感悟？还是对“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惶恐不安？“思想依然未改”，应该是对“不想违心地说和不想违心地做”的“老实交待”吧？
扫厕所的老头
1994年的春节，我去给父亲的老友——全总文工团的曲艺作家许多先生拜年。那时，父亲去世已经快一年了，许先生见到我仍然很激动，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段1974年11月底，他和父亲一起去山东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的往事。
我记得听父亲说过，他们那次的胶东之行，主要是被派往有“海上大寨”之称的大鱼岛学习，但是许先生说他们历时一个月跑了七八个县。记忆中有招远县、海阳县、荣成县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海阳县。他还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前排中间两位衣着朴素的老者问我知
篇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代背景
1953年-1956年，我国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正式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然而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质上来说，这是特殊的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的产物，是生产关系的一次跃进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从理论渊源上离不开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离不开中国几千年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近现代传统大同思想的文化基础，更离不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想与实践的支撑。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其经济基础是半自然经济，同时这种人民公社体现的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伴随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人民公社从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一哄而起，近一个月时间，遍及全国各地。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点，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规划社员生活生产，以供给制作为其经济基础。从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到1985年人民公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26年的时间里，人民公社对新中国历史得到发展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而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体制的开端更值得进一步的深刻研究。分析到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得不分析作为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在短暂的三年时间里，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应而起、大批散伙、强行恢复到最后党中央的批准解散四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充斥着各种问题和矛盾。而公共食堂所提及的优越性，如解放妇女、解放劳动力、节省时间资源、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并未发挥出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次乌托邦实践，体现了全党全中国对步入马克思所宣扬的人类社会的制高点—共产主义的急切向往和手段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节，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经济上跃进式发展；政治上民主受损，五风盛行；思想上僵化民众意识；社会上实行全面控制；人口损失严重，环境疮痍满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是用来伤感，而是反思和借鉴的。从经济到政治，从党建到国家安全，国家生活得方方面面都受到启发，这一乌托邦实践，给我们深刻教训。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认识错误，片面强调“快”，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左”倾错误的泛滥，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发动了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政治领域则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大跃进运动是八大二次会议后开始；可的，是在经济领域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农业领域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代背景
现为“以粮为纲”，浮夸成风，在工业领域表现为“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核心是全民大炼钢铁。先从农业领域开始再发展到工业领域。这次运动违背客观客观规律，拔苗助长，结果造成资源浪费，冲击正常生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由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农村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属于政治范畴，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表现为大刮共产风、“一大二公”。此次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思想水平，不切合实际，搞平均主义，实际了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最终造成生产混乱、生产力水平下降，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它实际是大跃进在农村的翻版和扩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说明当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都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助长了浮夸、蛮干的风气，二者是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二者共同的表象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实质是一个体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体现在政治领域。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生产力的变革，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大跃进时期河南永城公共食堂研究
在中国农村,农民们一向有农忙时合伙吃饭的习惯。早在互助组时期,农民为了出工早、出工齐,通常会“合伙吃饭”。进入合作社以后,在农忙季节,有的农业社开始集体煮饭,产生了“农忙食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农忙农闲之分渐渐淡化,“农忙食堂”转为常年食堂。早期群众自发的合伙做饭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公共食堂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公共食堂曾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幼芽”、“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一度成为了中国人民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为实现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各地农村大力兴办公共食堂,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加剧了“大跃进”的恶果,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河南省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南省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在“大跃进”期间,表现的十分狂热,享有“大跃进三大先进省份之一”的“荣誉称号”,河南是举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全国典型,全省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比例均居全国首位。永城属于河南商丘专区,位于河南省最东部,在“大跃进”运动中,永城表现的十分“突出”,与虞城县、夏邑县一起连夺“先进”。众所周知,河南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其中,“信阳事件”震惊中外,但“信阳事件”是“豫东事件”的继续,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衰历程是研究豫东事件的一个组成部
分,“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是历史上血的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夏至1958年底,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普遍建立。为促使社员加入农村公共食堂,永城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一切归公所有,破除家庭私有制,“共产风”弥漫全县。与此同时,永城积极贯彻中央政策,开展全民整风,反右倾保守思想、反右倾机会主义,为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农村公共食堂蓬勃发展；第二阶段是1958年底至1959年夏,永城农村公共食堂矛盾重重,难以维持。由于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发生了盲目冒进,部分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强迫农村集体吃饭。平调社员物资,破除家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共产风”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粮食“卫星”满天飞,粮食短缺,群众口粮标准降低,“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成为空谈,广大群众对于共产主义产生疑惑。部分干部素质低下,贪污腐败,多吃多占,搞特殊化,违法乱纪,干群矛盾日益尖锐。为缓和矛盾,解决“乱子”,永城纠正“共产风”,开展整社和算账工作；第三阶段是1959年夏至1960年底,永城农村公共食堂强行恢复与被迫坚持。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影响,永城粮食严重短缺,永城各公社公共食堂发生停火现象,公共食堂名存实亡。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公共食堂再次成为“共产主义萌芽”,并且上升到了“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全国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永城县为继续兴办公共食堂,大搞代食品、开展多种经营；第四阶段是1960年底至1961年夏,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最终解散。早在1959年底,由于大兵团作战、粮食短缺等等原因,永城县已经出现人口逃亡、浮肿病和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0年春,粮食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普遍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中央开展“大战五风”、严惩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和斗争坏人坏事,试图解决公共食堂问题,1961年中央开展深入调查,摸清问题,朱德深入河南进行调查,公共食堂问题彻底暴露。1961年5月,中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社员自主决定办不办公共食堂,永城农村公共食堂无一例外,全部解散,为解决永城人民生活问题,开展平调退赔、清算旧账工作。人民群众恢复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恢复自主吃饭权,粮食实行分配到户,分配给社员一定的自留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以补充口粮,运用评工记分的方法按劳分配,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呈现新气象。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 而且
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 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
“左” 过程中, 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 对纠“ 左”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 左” , 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 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 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 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 这是纠 “左” 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曲
折, 探讨失误的原因, 不能不涉及毛泽东等中国
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商
品理论的理解, 以及对觉察到的“左” 倾错误的
纠正,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大跃进” 、人民
公社化运动同苏联模式的关系。
一、寻求比苏联更快的建设方法与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毛泽东发动“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是想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同
时也想突破苏联模式。“1958 年春季和夏季, 毛
和他的同事们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 用以代替
1953 年至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
苏联引进的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 毛泽东把
“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
出路” 。①
由此可见,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发动, 苏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58 年3
月,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 “1956 年4 月的
《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
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方法有所不同, 有我们自己
的一套内容。” ① 这段话较为集中地概括了毛泽东
要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
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原则” , 主要是指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和所有制形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这
就是说, 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相比, 只是建设方法
不同, 而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形式等重大原
则问题上仍然是相同的。由于认识上的这种局限
性, 毛泽东没有认真考虑如何从体制方面根本突
破苏联模式, 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寻求不同于苏联
的建设方法。发动“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 就是毛泽东寻求不同于苏联并且比苏联更快
更(原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 文 网:大跃进时期吃饭的故事)好建设方法的一种尝试。
1956 年4 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指出, 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 毛泽
东在坚持“原则与苏联相同” 的前提下, 着重从
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上进行思考。他想把苏联走过
的弯路避开, 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高速度的社
会主义建设方法。他在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时
候就这样想过:“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社会主义向共
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 年8 月, 北戴河会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决议》提出, 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 摸索
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 月, 毛泽
东在谈到斯大林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条
件时说, 其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
会生产品, 但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
产力和生产品。毛泽东认为, 没有政治挂帅, 没有群众运动, 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
文化教育, 没有几个同时并举, 没有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的斗争, 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
的。所以说,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
过渡, 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斯大林
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 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① 。
相反, 我们有了上述条件, 再“加上人民公社的
组织形式, 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了” ②。毛泽东还说, 苏联只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
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而中国已经“开始第二个
过渡, 吃饭不要钱” 。他由此相信, 通过人民公
社化运动, 中国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于
是, 毛泽东自豪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 年, 再
搞12 年还没有过渡, 落在我们的后头, 现在已经
发慌了” 。③
由上可见, 1956 年以后, 毛泽东开始对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感到不满意, 认为他们的速度
太慢了, 决心另辟蹊径,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
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
8 年的建设,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已经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毕竟不足。他们既不愿意继
续照搬苏联的经验, 自己又缺乏经验, 这就很容
易把战争年代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用到经济建设
上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 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搞
经济建设, 结果导致“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的发动。
二、从苏联的农业公社到中国的人民公社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同苏联的农业
公社作一比较, 就不难发现, 两者存在着相同之
处, 这种共同的东西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形式上。
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公社, 还是苏联的农业公社,
都实行了斯大林“一大二公” 的所有制形式。这
不能看做是一种巧合,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本
身就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 特别是在所有制形式
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篇三：中国时代的故事
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
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
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
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
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
“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
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
2005年6月30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
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偶像 王进喜
时代流行 公共食堂，除四害，公私合营，全民炼钢，抗美援朝
时代穿着 中山装
时代歌曲 《一条大河》 《我的祖国》 《东方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代记号 成分 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60年代幸福观：唱着红歌干革命
★文 /《小康》记者 谭畅研究光谱分析的大学生谭仲甫，毕业后被分配到带“光”的打火机厂，月薪42.5元，婚房是土坯房。1960年代的幸福感在于唱红歌，在于吃饱饭
1963年深秋，位于重庆市解放碑的重庆光学仪器厂新来了个男生，又高又瘦，跟棍儿似的，晒得那么黑，还一脸书生气，多年以后，同厂的老工友对谭仲甫说：“你当年可是太扎眼了。”
那一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谭仲甫恰恰来自雷锋的故乡——湖南望城县。他从广东中山大学物理系光谱分析专业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重庆光学仪器厂，成了该厂唯一的大学生。工友们听说厂里来了个大学生，都围上去看。
谭仲甫到了才知道这是一家生产打火机的工厂，厂长很年轻，二十来岁。“为什么光学仪器厂要生产打火机？”他问。“打火机也带‘光’嘛。”厂长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表情看着他。
在谭仲甫看来，工厂还是相当重视人才的，一进厂，厂里就开出了42块5的月薪，这比普通工人进厂月薪11块钱要多出一大截，此外，厂里还给他买了一张24块钱的木板床，摆放在逼仄的八人间集体宿舍里，非常不协调——要知道，工厂里的工人都睡地下。
工厂一共七十来人，没有食堂。每到饭点，工友们就端着饭盆蹲到解放碑跟前吃。重庆人素来喜欢涮火锅，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往火锅里涮的除了卷心菜还是卷心菜。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谭仲甫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当时18岁，是厂里的小工。“那时候也没敢多想，就是吃吃饭，吹吹牛，吃完到田坎边散散步。”谭仲甫说。
1964年下半年，谭仲甫的光学仪器厂终于开始筹备光学仪器的生产。谭仲甫被派去上海出差，学习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到了上海，入住旅馆的第一步不是查身份，而是把“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跟着来检查的治安联防队员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喊完了口号才开始登记身份。
3年后，重庆光学仪器厂停止了生产，谭仲甫的工资不增反降，如果说还有什么事让他从落差中感受到快乐，那便是妻子不顾众人反对嫁给“家庭成分”不好的他了。结婚的时候，朋友们有的送脸盆，有的送毛巾，有的送床单，几块钱的东西，但每件都是几个人合送的。他们的婚房是跟农民租的土坯房，租金每月两块钱，房里有一个床铺，一个柜子，还有成窝的老鼠。
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而妻子却连一块三一斤的鸡蛋也不能常吃。营养不良，奶水就不够，孩子时常饿得嗷嗷哭，谭仲甫只有每天凌晨三四点爬起来排长队购买附近农民挑来的牛奶。在他看来，那个年代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每天起得早一点，排队排得靠前一点，能顺利买到牛奶给娃儿充饥，就知足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结婚申请时用得最多的“语录”
时代偶像 雷锋
时代流行 背语录，用粮票，学大寨，到农村去
时代穿着 绿军装
时代记号 票证 粮票、布票、油票、豆腐票、线票、肥皂票、火柴票??
70年代幸福观：过河时摸到了“石头”
“三中全会”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为中学生作文里常用的“口头禅”，但要到他们成年之后，才会明白解放生产力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973年冬天，在桂林市酱料厂工作的刘兰兰，经同事介绍认识了憨厚老实的张强。
张强是个勤奋学习，从村里考到城里上大学的大学生，还早早入了党，毕业之后被组织分配到部队锻炼，工作特别积极上进。张强的好，刘兰兰看在眼里，在那个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他们各自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惺惺相惜，闲时聊聊工作和学习，互相鼓励着要实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这一年，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当了三年钳工后，重返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治理整顿这个处于混乱中的国家。
1976年的春天，两人喜结良缘。
亲朋好友送来了被褥、床单、脸盆、水壶，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还给送来了呢子布料。在那个物资匮乏，家家穷得叮当响的年代，人们结婚时最大的追求就是“三转一响”，即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一台收音机。“我们那时候，哪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骑着上下班、有台缝纫机轮子转得呼呼响、手表滴答滴答作响，再加上收音机的大喇叭声儿，哪家就特别荣耀，特别自豪。”回忆起当年结婚时的场景，刘兰兰笑着对记者说，“除了这个，还要比结婚时哪家的‘脚’多，那时候时兴做五斗柜、书桌、木质沙发，都是有脚的，脚越多就说明家具越齐全，家里越有钱嘛。”说着，刘兰兰还饶有兴致地指了指家里现在还留着用的五斗柜，“当年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的，质量可好了，耐用。”
1977年，在单位分的一套20平米的单房里，儿子笑笑诞生了。那时的住房情况相当紧张，房子是原来的一栋办公楼改成的，一栋楼48户人家共用4个卫生间，院子里盖了三间平房，用来作了厨房，全楼的住户共用3个水龙头。“厕所在楼的最西边，从家走过去得5分钟路程，每天早上洗漱，上厕所还得排好长的队，实在等不了上班要迟到了，就只好先去上班，到单位解决。每天中午吃饭也是，还没下班就要想着一会儿赶紧跑，得赶在别人前面做饭，用水很不方便，洗澡只能打水在自己的房间里洗，然后自己再挖个排水沟把水排出去。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用凉水在地板上擦了一遍又一遍才能入睡??”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刘兰兰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