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范本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峰华，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XX，1968年8月26日生，汉族，个体业主，住承德市委托代理人吕剑英，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XX，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XX，男，195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承钢家属区
上诉人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冶金公司）、刘XX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峰华，被上诉人邵XX的委托代理人吕剑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9年9月17日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一份，此后，邵XX依约定组织货源进行发货。截止2000年5月邵XX计发铁矿石13603吨，合款1972435元（每吨145元）。另查，1999年12月9日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铁矿石的价格是每吨90元，数量4000吨并约定了质量、运输方式等内容，供方有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签字。需方只有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字样，既无公章亦无经办人员签名。而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从内容上看与上一份合同基本相同，只是价格是每吨87元，需方一栏盖有北京XX开发公司合同专用章。另外，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1999－2000年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与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钒钛矿贸易一览表”表明，自1999年11月3日至2000年7月25日计收到矿石12587.5吨。截止2000年4月25日北京XX开发公司只付货款120万元，尚欠772435元货款未付。而XX冶金公司收到货款后只转付给邵XX货款50万元，其余70万元货款被XX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占用。
原审法院认为，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于内容不尽一致，且实际发货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相矛盾，因此应认定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生效。北京XX开发公司称原告提交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及收条系伪造，要求对其进行鉴定，但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同期验材样本，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故此北京XX开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刘XX系北京XX开发公司下属单位的副经理，其代表北京XX开发公司与邵XX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XX的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性质，而且在实际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北京XX开发公司既未制止该合同的履行，亦未声明刘XX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行为无效，况且其他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北京XX开发公司拖欠邵XX部分货款不予给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给付货款并赔偿经济损失之责任；XX冶金公司及刘XX既无法律规定，又无合同约定而占有邵XX货款属侵权行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综上，该院判决：一、北京XX开发公司给
付邵XX货款772435.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00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二、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计算自2000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
三、刘XX对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并赔偿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完毕。诉讼费21510元，财产保全费8500元，其他办案费10500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XX之间根本不存在铁矿石买卖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也从无业务往来，更谈不上拖欠货款。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冶金公司于1999年12月9日签署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在1999－2000年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进行的铁矿石买卖，且双方实际履行了铁矿石买卖合同，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结清了铁矿石款。该合同条款完备，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完全符合合同生效条件。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是完全错误的。三、邵XX是XX冶金公司的财务出纳，还参加了公司第一界股东会，说明邵XX是公司的核心成员，XX冶金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刘XX占60％，王XX占40％，王XX和邵XX是夫妻关系。因此刘XX与邵XX之间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刘XX为邵XX出具的关于铁矿石买卖的相关证明（个人签字的合同与收条），不具有证据效力，法院不应采信。四、被上诉人邵XX明知1999年8月16日以后刘XX的法定身份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在无任何授权文件和公司盖章的情况下，邵XX在1999年9月17日没有理由认为刘XX有权代表另一法人单位（北京XX开发公司）对外签署《铁矿石买卖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根本不成立。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邵XX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邵XX答辩称，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未进行答辩，亦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
经审理查明，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1号文件《 XX开发公司所属经营部干部任命通知》载明：1999年3月3日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4号文件《关于下发XX开发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通知》载明：代理人签订合同必须向总公司申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并持有证明书在授权范围和期限内签订合同，未经授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从XX冶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看，XX冶金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16日，刘XX作为股东占60％股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X（ 邵XX之夫）占40％股份，邵XX为公司出纳。邵XX在原审期间出示的《铁矿石买卖合同》载明，合同签订于1999年9月17日，合同最后签有“甲方：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 刘XX， 乙方：邵XX”字样。
本院认为，刘XX作为北京XX开发公司部门副经理，对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应该是明知的，其未取得公司授权委托证明书的情况下，无权代理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合同时，刘XX已经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作为XX冶金公司会计，又是股东王XX的妻子，邵XX应该是明知的；且刘XX在合同书上仅有签名，没有公司盖章。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刘XX出示的北京XX开发公司工作证和任命书认定邵XX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理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认定刘XX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据不足。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不存在购销铁矿石的法律关系，故其以北京XX开发公司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据实确认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决
如下：
一、撤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邵XX对北京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的起诉；
三、邵XX与刘XX和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篇二：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 942 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48414.1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 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30 942 450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2013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裁判结果
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龙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2013年12月1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
一。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2010年8月10日入院治疗，至2010年8月24日病情平稳后出院。2010年8月25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8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双方确认合同自2010年9月2日起生效。合同7.1条及7.2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
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2012年9月11日，陈某康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2010年3月10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陈某康、陈某于2012年10月24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撤诉。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Ⅳ期，含骨转移）。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陈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且陈某康在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间，即合同成立后二年内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却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又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赔付身故保险金8万元，其主观恶意明显，该情形不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提出抗辩。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请理赔的2012年9月11日起始知道该解除事由，即于2012年9月17日向原告送达书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原告以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为由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8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请。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认为，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
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事故已发生，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享有解除权。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进行的抗辩，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对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2012年9月17日发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上诉人于2014年3月起诉，其诉请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尚属于法律空白，若机械援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变相鼓励恶意骗保行为。为此，本案在权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保险秩序后作出了裁判，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将来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投保事故，随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观恶意，系恶意骗保的不诚信行为，并违反保险合同法理，此时不应机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定，应赋予保险公司解除权，且两年不可抗辩期间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本案的裁判，对于遏制恶意投保并拖延理赔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保险秩序，防止保险金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
三、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份，原告刘家花与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载明的结算方式为“车间屠宰完毕后，乙方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到公司原料部按胴体出成率倒推毛重结算，无特殊原因交鸭数量不足98%的，公司将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证金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家花供应肉鸭鸭苗，并于2013年3月9日回收刘家花饲养的肉鸭。刘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销售肉鸭时，持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与益客盛源公司进行结算，益客盛源公司将刘家花持有的上述书证收回后，向刘家花出具收购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载明的合同单价均为7.508 。
现刘家花认为肉鸭回收价格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时回收价格=[上表约定]回收基础单价元/斤-（4元/只-签订鸭苗价格[上表约定]）÷6.2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刘家花出具的回收结算单上载明的肉鸭价格比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回收价格少了0.3元/斤。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当继续支付在回收肉鸭时所收购刘家花肉鸭共计少支付的货款12846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刘家花没有合同原件，双方未曾签订过合同为由抗辩。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虽刘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证人刘XX、陈XX的证言证实合同原件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为肉鸭养殖户赊销鸭苗、饲料，从常理来讲，其不可能不与养殖户签订书面的合同以确保肉鸭的回收，否则益客盛源公司的经营风险过大。第三，同时起诉的其他六位养殖户也分别提供他们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证明合同存在的视听资料。综上，能推定双方签订过养殖合同，现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回收肉鸭，属于违约行为，应继续支付刘家花剩余肉鸭款及其利息。据此判决益客盛源公司给付刘家花肉鸭款12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9日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典型的一方以合同履行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案件，益客盛源公司在回收肉鸭的时候将合同原件收回，尔后否认所签合同的存在，导致养殖户在肉鸭款被克扣的情况下，无法提供合同原件来举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裁判结果对规范该类养殖合同的履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该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二审法院依法及时判决，对益客盛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严格追究违法失信者的法律责任，保障诚实守信方的合法权益。该案的判决，有利于明晰责任、确立规则、维护诚信，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四、“新华”商标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对“新华”商标的独占使用权，河南新华公司在其主办网站中使用带有“新华药业”字样的徽标。“新华”二字按字面解释有崭新中华或新兴中华之意，同我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相联系，多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所创办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山东新华制药厂前身系建国前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所创办的企业，使用新华作为企业名称和所生产药品的商标具有合理性。山东新华制药厂在1978年至1999年期间，曾经获得多种全国性荣誉，并在部分药品制药技术领域有重大创新。在河南新华公司申请企业注册时，山东新华制药厂已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二)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在网站宣传中使用侵犯山东新华公司商标独占使用权的“新华”文字的行为。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工商机关变更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山东新华公司经济损失二十万元。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在其主办的网站上刊登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定。若逾期不履行，原审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内容，费用由河南新华公司负担。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民生案件，属典型的药品行业的“傍名牌”行为，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危害更甚；加大对知名药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规范药品生产、销售市场秩序，促进良心竞争，打击不正当竞争，促进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本案属于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认定河南新华侵犯了山东新华的权利，并依法判决河南新华改换自己的名称、字号、停止侵权。
五、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4月29，邹克友与张守忠签订一份楼基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守忠将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后更名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以下分别简称“东港安东卫东街”、“岚山安东卫东街”）的一处拆迁补偿置换的楼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土地），以56 9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外村村民邹克友，协议载明款项当面付清，张守忠的同村村民周同业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该处楼基地一直闲置，邹克友未在上面建设房屋。2013年，因未能办理楼房建设手续，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将该楼基地收回，并向张守忠补偿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凤凰山社区7号楼西单元102室的安置房一处。邹克友认为，其已受让了楼基地，因此，基于该楼基地补偿的上述安置房应归其所有。因与张守忠就安置房的归属问题协商不成，邹克友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地的款项56 900元，并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庭审中，张守忠辩称，1、涉案楼基地系本村村委按照统一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依法不得买卖，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2、双方已于2004年通过证明人周同业（已去世）办理了退还楼基地的事宜，被告向邹克友支付60 000元作为补偿，邹克友将楼基地返还给被告，并提交有“周同业”签字的收到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收到张守忠一次性买回楼基款陆万元60 000元，经办人：周同业，2004年9月15日”，并加盖“中共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居总支部委员会”公章及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主任石光华的私人印章。经法院调查核实，石光华表示未经手办理此事，且在当时还没有收到条所加盖的党支部的章。在法院要求继续核实该收到条时，张守忠称原件已经丢失。经对比，收到条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张守忠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张守忠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邹克友，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邹克友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的使用权。 张守忠提交的收到条，上面加盖的公章在2004年9月15日尚不存在，且与转让协议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另一签章人亦否认经手此事，在该份收到条存有诸多疑点的情形下，张守忠以丢失为由无法提供原件，致使无法进一步辨别证据的真伪，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该收到条不予采信，对张守忠据此主张的双方已解除合同，并通过周同业返还60 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守忠应向邹克友返还购买楼基地款56 900元。
张守忠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仍进行转让；作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邹克友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即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张守忠在双方转让行为历经十余载，涉案楼基地升值并存有巨大利益后，才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从道义、情感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裁判张守忠以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张守忠损失。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近郊的土地持续增值，涉及上述区域的房屋买卖、宅基地转让纠纷迅猛增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及国家政策，宅基地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流转；否则，一律无效。但在实践中，违法流转大量存在，若双方正常履约，这种违法现象也“合理”地存在着，并无其他部门监管。但纠纷一旦进入法院，认定转让行为无效毋庸置疑。转让被判无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无效合同损失赔偿的处理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对于近年来基层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涉及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转让纠纷案件，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不仅让失信的行为人堂而皇之地获取法外利益，也不利于在社会上弘扬 “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实信用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恪守诺言、诚信不欺，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这是以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原则。有些纠纷，从法律与道德角度来看，结论可能截然相反，正如本案纠纷。转让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以
篇三：2016合同法案例
2016合同法案例
##第1篇：合同案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
江西省丰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龙矿业"）与张明清于2016年9月1日签定了《劳动合同书》及《交通承诺书》各一份。《交通承诺书》其中约定："员工休息日往返的交通只能乘坐正规公交公司的交通车辆，若擅自变更交通工具，出现交通事故则责任自负"。2016年8月15日，张明清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身亡。2016年1月1日，张明清家属向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工伤认定，该厅作出属"工亡"认定决定。丰龙矿业不服，认为该约定属双方自愿行为，死者张明清未按约定乘坐正规公交公司的交通车辆上班，违反了合同约定。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劳动合同书》及《交通承诺书》合法有效，从而免除对张明清的赔偿责任。
案件分歧
本案丰龙矿业与张明清约定的关于"员工休息日往返的交通只能乘坐正规公交公司的交通车辆，若擅自变更交通工具，出现交通事故则责任自负"条款，涉及工伤认定的是与非。该约定是否有效？存在两种相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有效。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张明清未按约定交通工具上下班属违约行为，因违约所产生不良后果应由自己承担，与丰龙矿业无关。
第二种意见认为，无效。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否则无效。该条款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强制规定。
律师评析
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综上规定：一是合同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合同中出现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属无效条款；三是只要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就应当认定为工伤，无论员工选用什么交通工具上班，都不影响工伤的构成。
结合本案分析，丰龙矿业与张明清签定关于"员工休息日往返的交通只能乘坐正规公交公司的交通车辆，若擅自变更交通工具，出现交通事故则责任自负"条款，虽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存在两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违背了《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人身损害的规定；二是违背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工伤认定的规定，即只要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就应认定为工伤事故，而不以"变更交通工具"作为用人单位免责条件。
##第2篇：合同法案例：以短信方式续订租房合同起纠纷
案例一
2016年11月，原告李某与被告张某签张某签订《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由张某承租李某的房屋，租期一年，至2016费用5000元）。但李某认为，扣除防水款后张某应给付6万元租金。张某认为半年租金是5万元，不同意按照半年租金6、5万元的标准续签合同，双方就此发生争议。
为此，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屋出租合同》，张某返还房屋，并按每日356元支
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转载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 文 网:买卖合同纠纷-中国法院2016年度案例)与张某以短信息的方式协商续租事项，应当认定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对话协商，房屋出租人李某提出按每年13万元的租金标准续租合同，但承租人张某并未即时作出承诺。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在原合同到期终止后，并未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
据此，法院判决张某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
说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短信协商续租的合同是否成立。
合同的订立，以要约、承诺的方式作出。对方当事人了解要约内容时要约开始生效，受约人得以在一定期间内作出承诺，此期间为要约存续期间。要约人在要约中定有存续期间，受约人须在此期间内作出承诺，未定存续期间的，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中，双方以短信息方式协商续租事宜，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订立方式，但由于短信息以即时可收发的状态，使双方可即时了解对方的意思表示，故而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的方式，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规定的以对话方式的协商。则一方发出要约后，另一方需即时承诺，否则要约失效。
李某要求年租金为13万元，张某未即时承诺，该要约失效。同时张某要求租金10万元，李某亦未即时承诺，双方就合同价款未达成合意。
合同的订立，其最强调的是双方合意。为保证合意的一致性，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约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对有关合同的标的、数量等主要条款内容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张某的10万元租金的意思表示，系对李某要约的实质性变更，是新的要约。
《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依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张某主张其已经履行合同，且李某业已接受，故而合同已经成立。然而，张某的单方履行行为对李某原要约内容作出实质变更，实际是以单方行为表示了新的要约，但李某未予承诺，双方合意依然没有达成，合同未成立。 案例二
案情
2016年11月，原告李双杰与被告张学萍签订《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由张学萍承租李双杰368号院的房屋，租期一年，至2016年10月31日，租金每年10万元，半年付。2016年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通过短信息方式协商续租事宜，张学萍要求李双杰提供汇款用的银行账号，李双杰予以提供，张学萍向李双杰汇款4、5万元（扣除张学萍给李双杰做防水的费用5000元），但李双杰认为扣除防水款后，张学萍应当给付6万元的租金，张学萍认为半年租金是5万元，不同意按照半年租金6、5万元的标准续签合同，双方就此发生争议。李双杰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屋出租合同》，张学萍返还房屋，并按照每日356元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 裁判要旨
当事人以短信息方式订立合同的，对合同要约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作出。无合意之履行行为不能视为合同成立。
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双杰与张学萍以短信息的方式协商续租事项，应当认定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对话的协商，作为房屋出租人的李双杰提出按照每年13万元的租金标准续租合同，但作为承租人的张学萍并未即时作出同意该租金标准的承诺，虽在庭审过程中，张学萍表示同意按照李双杰提出的13万元的租金标准继续履行合同，但张学萍的该承诺已经明显超出承诺的合理期限，李双杰现已经不同意与张学萍继续履
行合同，故应当认定李双杰、张学萍双方在原书面《房屋出租合同》到期终止后，并未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据此，判决张学萍腾退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 判决后，张学萍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双方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即将到期终止时，李双杰与张学萍曾就续租事宜进行协商，双方短信息往来记录显示李双杰同意续租的租金标准为年租金13万元，而张学萍主张的数额则为10万元，双方就租赁合同主要条款价款问题存有争议，并未达成一致合意。张学萍的单方付款行为系对李双杰所发出要约的实质性变更，应视为以实际行为发出之新要约，李双杰对该新要约并未承诺同意，4、5万元款项到账行为不能视为李双杰同意并主动接受张学萍主张的以年租金10万元为前提的实际履行，应视为双方就此未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李双杰与张学萍于原租赁合同期满后并未形成新的租赁关系。张学萍继续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并无法定或约定的权利基础，应予腾退，并应支付原合同期满后其继续占用期间的房屋使用费。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协商续租的合同是否成立。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点：一是承诺的期间；二是无合意之履行行为不能视为合同成立。
1、关于承诺期间。
合同的订立，是缔约双方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过程。缔约达成合意，是合同的条款，至少是主要条款已经确定，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得以固定。合同的订立，以要约、承诺的方式作出。对方当事人了解要约内容时要约开始生效，受约人得以在一定期间内作出承诺，此期间为要约存续期间。要约人在要约中定有存续期间，受约人须在此期间内作出承诺，未定存续期间的，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话为要约者，受约人未立即承诺的，要约即失去效力。 本案中，双方以短信息方式协商续租事宜，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订立方式，但由于短信息以即时可收发的状态，双方可即时了解对方的意思表示，故而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的方式，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规定的以对话方式的协商。则一方发出要约后，另一方需即时承诺，否则要约失效。李双杰要求年租金为13万元，张学萍未即时承诺，该要约失效。同时张学萍要求租金10万元，李双杰亦未即时承诺，双方就合同价款未达成合意。虽然在一审的庭审中，张学萍表示愿意以13万元的价格承租涉案房屋，但由于李双杰之要约已经失效，张学萍的承诺不产生合同订立的效果。
2、无合意之履行行为不能视为合同成立。
合同的订立，其最强调的是双方合意。为保证合意的一致性，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约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对有关合同的标的、数量等主要条款内容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张学萍的10万元租金的意思表示，系对李双杰要约的实质性变更，是新的要约。
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依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本案中张学萍主张其已经履行合同，且李双杰业已接受，故而合同已经成立。然而，张学萍的单方履行行为对李双杰原要约内容作出实质变更，实际是以单方行为表示了新的要约，但李双杰未予承诺，双方合意依然没有达成，合同未成立。一方当事人不能以已履行为理由"绑架"要约人，从而成立合同，因为从根本上讲，合同法所遵循的最高原则，系双方合意，无合意即无合同，更谈不上履行。 ##第3篇：合同法经典案例分析：买卖合同、共有关系
个体户张某、王某二人于1999年10月1日从汽车交易中心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物的运输业务。二人各出资人民币3万元。同年12月，张某驾驶这辆
汽车外出联系业务时，遇到李某，李某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8万元购买此车，张某随即氢车卖给了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某把卖车一事告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项。
李某买到此车后，于同年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9万元卖给赵某。二人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赵某某租车给李某使用，租期为1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二人签定协议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
赵某把车租赁给李某使用期间，由于运输缺乏货源，于是李某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李某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物，设定了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
次年11月赵某把该车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12月赵某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李某归还卡车，李某得知赵某把车卖给钱某，遂不愿归还卡车，主张以人民币9万元买回此车，赵某不允，遂生纠纷。
现问：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什么财产关系？
（2）张某、李某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3）李某、赵某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4）李某与银行的抵押合同能否生效？为什么？
（5）李某主张买回卡车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6）截止纠纷发生时，该卡车所有权归谁享有？为什么？
答案：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按份共有关系。
（2）有效。因为张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该合同初为效务待定合同，后经王某默认而得补正，转为有效合同。
（3）有效。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4）不能生效。一是因为李某无权以他人所有之物设立抵押，二是因为未办理抵押登记。
（5）不能。因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以同等价格为条件。（6）归赵某所有。因为赵某尚未将卡车交付给钱某，卡车所有权并未转移。
解题思路
（1）、（2）张某、王某按份投资购买卡车，共同从事运输业务，依法成立按份共有关系。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共有关系。《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
既为共有关系，共有财产全属于全体共有人所有，因此，共有财产的处分，必须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一个或者几个共有人未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对共有财产进行法律上的处分的，对其他其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如果其他共有人事后追认该行为，则该处分行为有效。《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不效。"本案中王某事后得知后，要求分得一半款项的行为表明，王某是追认了张某的无权处分行为。
（3）、（6）《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超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问所列情形即属于本条所指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情形，即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标的物移转时间，而不受"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的束缚。而第（6）问则应适用"标的手所有权自标的手交付时起转移"的约束，依本案案情交待，纠纷发生之时，标的物尚在承租人李某手中，因而赵某并未将卡车交付给
钱某，故钱某并未取得所有权，此时卡车所有权仍归赵某所有。
（4）依《担保法》第41条及第42条第（四）项规定，以汽车设立抵押的，应当办理抵的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另外，抵押人应对抵押物依法具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不得非法在他人之物上设立抵押。（5）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是以在同等条件下为前提的。本案中钱某出价10万元，李某出价9万元，显然不构成"同等条件"。 ##第4篇：合同案例：旅游合同是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游客到旅行社门市交纳了部分旅游团款，用于办理出境游签证，并约定出境游的大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进，游客为出境游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在出团前几天，旅行社通知游客，由于游客被拒签，出境游行程必须取消，旅行社扣除签证费用外，将退还剩余费用。游客对此结果不能接受，坚持要参加旅游团，要么旅行社向游客作出赔偿。
在许多消费者眼里，尤其是已经签订旅游合同的消费者眼里，只要旅游合同签订，就意味着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就等着在约定的时间前往机场、码头随团出发。而事实上，由于旅游服务的特殊性以及旅游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旅游合同签订并不能确保旅游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因为旅游合同的实现必须等候相关条件的"成就"。如果条件不成就，旅游合同履行就遭遇困难，甚至是解除。这就是旅游合同是附解除条件合同话题的由来。
一、何谓附解除条件合同
《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二、三种情形可以促成旅游合同成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
1、旅游合同中约定了包价旅游团队最低成团人数。按照《旅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旅游合同中可以对成团的最低人数可以进行事先约定。这是由旅游团队业务特性决定的，旅游团队价格较为优惠（低价团不在此列），是因为旅行社可以通过数量的整个获得供应商的优惠。如果团队人数过低，就可能难以拿到供应商的优惠，旅行社就难以操作。
《旅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旅行社招徕旅游者组团旅游，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的，组团社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境内旅游应当至少提前七日通知旅游者，出境旅游应当至少提前三十日通知旅游者。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的，组团社经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可以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合同。组团社对旅游者承担责任，受委托的旅行社对组团社承担责任。旅游者不同意的，可以解除合同。所以，参团人数成了旅游团队是否能够顺利出行的先决条件，否则只能解除旅游合同。
2、旅游签证也成为旅游合同顺利出行的附加条件。在出境旅游团队游中，也签证是否能够顺利取得，游客、旅行社事实上心中无数，给予签证与否的权利在领馆的签证官手上。也就是说，哪怕游客向旅行社交纳了全额团款，和旅行社签订了完善的旅游合同，供应商也已经确认，但最终是否成行，还要看签证是否顺利。如果签证能够顺利签出，旅游团队就可以出行，否则，旅游团队不能按照预期出行，旅游合同必须解除。
3、不可抗力是旅游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旅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照下列情形处理：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旅行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可以解除合同。
三、旅游合同解除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