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西方文化交流史论文
最伟大的桥梁：丝绸之路
――浅谈丝路对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
作者：周爽 历史2007级01班
内容提要：
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后逐渐出现。这条道路的开辟，促使了我国的丝绸、铁器、打井技术等传到西域，西域的土特产、乐器，印度的佛教等也相继传入中国。是我国汉唐千余年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中西文化
丝绸之路的起源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200多年，由于大汉王朝西北边境长年遭受匈奴的侵扰，武帝刘彻决定派出使者联络地处西域的大月氏王国，共同夹击匈奴。张骞领命，于公元前138年，带着百余名随从从长安西行，虽路途辗转，但其不忘使命，终达成汉武帝召命联络到大月氏。但大月氏西迁已久，无意再与匈奴打仗。张骞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见闻，以及他们想和汉朝往来的愿望。这就促使了张骞二次出塞。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访问西域的许多国家。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曰趋频繁。丝绸之路便由此形成了。
它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全长约7000公里。
因为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形成于此时，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①“通过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②这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古丝道，有一半在新疆。因此，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新疆，正是古往今来东西文化荟萃(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中外文化交流论文1000字)交流的地方，也是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和稀世文物。
中国是最早养蚕和缫丝的国家。公元前138--公元前119年，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张骞就沟通了这条古道。“他率使团携黄金和绵帛，到达楼兰（今若羌一带）、尉犁、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田（今和田）、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大宛、康居、大月氏等新疆及中亚阿姆河流域地区。他的副使还到达安息（今伊朗）和身毒（今印度）等国进行访问。”③这些地区的国家也派使节去中国中原，商旅往返，络绎不绝。中原的丝绸、铁器、黄白金、铜镜、漆竹器、药材和农耕、治铁技术，传入西域和印欧。西域和外国的苜蓿、葡萄、胡麻、石榴、核桃、黄瓜、胡萝卜、番红花和狮子、孔雀、大象、骆驼、汗血马等也大量流入中国的中原地区。
公元73年，中国又派班超率36人出使西域，他的副使甘英到达大秦（古罗马）和波斯湾（阿拉伯湾），保障了丝路的畅通并进一步拓展了丝路。公元67年，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在东汉使节的陪同下，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河南洛阳；公元147年和401年，佛教盛行的安息国王子安世国、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都曾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到达中原，译著佛经，收取佛门弟子数千人中国晋代高僧法唐代高僧玄奘，也分别于公元366年和公元627年开始，相继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和传教。“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西域、印度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著作。 ”④
1222年至1223年，中国元代大诗人耶律楚材和道教教主长春真人邱处机，没丝绸之路巡游西域，作诗撰文，对中国北疆及中亚地区的风物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于公元1275年到达元朝的大都（北京），在游记中翔实地记述了帕米尔高原、喀什、莎车、和田一带的景物。
在新疆绵延的丝绸之路上，遗留着许多举世闻名的关隘、城堡、亭障、石窟寺、驿站、墓葬 、烽火台。“新疆有14 处石窟寺、990 多个窟，较大的有克孜尔千佛洞、库 木吐拉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 5 个。”⑤这 些石窟寺的雕塑壁画，融中国、印度、波斯文化于一炉，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除佛画艺术外，对当时各民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生动的反映。
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第一条是沿著昆仑山北麓到达安息（今伊朗），直至印度洋，称为南道。第二条顺天山南侧行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和波斯湾等地，称为北道。但西汉以后天山北路又增加了第三条丝路，通往地中海各国，称为北道，或新北道，原来的北道（即顺天山南侧行走的那一条）就改称为中道了。
秦汉时期，陶瓷和丝织品传到西方，同时佛教传入中国；汉朝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唐朝时中国和日本、新罗、印度的交往主要是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对外交往主要以海外贸易为主，同时中国科技外传；明清从国外引进大量农作物。
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特别是让西方所惊讶的纸币传到了欧洲，阿拉伯的历法和医术又传到中国。朱元璋刚刚开国的时候就下令我们要继续用“回回历”。因为当时中国的历法已经不如阿拉伯的历法好。总而言之，蒙古的西征从客观上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在丝绸之路上设立了许多驿站，从地中海到北京只需要15天。
在这些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两点。而首先要提及的是东西方的艺术交流。我们知道，“中国佛教艺术的成就很高，这是受到了中亚、西亚的影响，最著名的是犍陀罗艺术”⑥。而犍陀罗艺术又是希腊艺术影响的结果。在佛教的初期，佛教徒们认为佛的光辉的形象不是艺术形式可以表现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注重艺术的表现。后来佛教传到希腊人统治的大夏以后，大夏人按照希腊文化传统，开始对佛主塑像。这个地方就是犍陀罗，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从一些图片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雕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衣服的纹路，佛像的头发。而这些艺术后来又影响到中原，我们中国的佛教艺术也就间接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
而反过来，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中国艺术也对中亚、西亚的艺术有很大的影响。蒙古西征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绘画传到了中亚、西亚，他们也开始学习中国绘画的手法。比如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的细密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绘画的影响。
第二点，是造纸术的传播。在唐玄宗的时候，当时的安西都护府的都督高仙芝与阿拉伯——大食的势力在中亚的怛逻斯进行了一场战争，因为当地居民的叛变，唐朝军队被打败了，后来因为中原的安史之乱，唐朝的势力开始慢慢撤出了西域。就在这场战争中，唐军的战俘里有一些造纸的工匠，他们就把造纸术带到了阿拉伯世界。“撒马尔罕成为伊斯兰世界造纸的中心，出产的纸质量很高，直到18世纪，进行绘画时还要找撒马尔罕出产的纸”。⑦造纸术大约在公元750年传到撒马尔罕，在公元900年左右到了开罗，公元1000年时传到了今天的摩洛哥，1100年传到西班牙，之后再传到法国和德国。造纸术的西传，使得纸得以在西方世界普及，取代了羊皮和纸草，成为制作书籍的材料，就使书籍的成本大为降低，教育因而更加普及，带动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丝绸之路的作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丝路的开拓，把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文化，物质的交流，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亦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要作用。
参考文献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① 《丝绸之路》——中国旅行出版社② 《丝绸之路》——中国旅行出版社③
《丝绸之路与长安佛教》——李克域 李然——佛教在线 ④ 《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文物出版社⑤ 《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文物出版社⑥ 《伊斯兰之窗》——绿色中华⑦
篇二：中外文化交流史 论文
稻作东传与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的稻作农业最早发现在九州地区，1917年中山平次郎教授就在福冈县八女郡发现弥生时期的稻米；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只知道弥生文化有稻米。弥生时代是日本的整个历史文化产生质变的決定性时期，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稻作文化的传入。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这批稻作民来自朝鮮半岛。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性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加以探讨，证明了这批稻作是从中国吴越地区，经由朝鲜半岛移民至日本。
70年代以后，福冈县的板付、石岐曲田遗址，佐贺县的菜畑、有田遗址开始发现了属于绳纹文化后期或晚期的稻作遗存，在板付和菜畑二点甚至还发现了绳纹文化晚期的水田遗迹，水田中还有大量木制的农具和各种石刀。据佐贺唐津市菜畑遗址出土稻米的碳十四年代，稻作最迟出现在日本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280年，即绳纹文化的后期或晚期。绳纹时代晚于“无(先)土器时代”，即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而早于“弥生时代”，属史前社会，年代上限距今约1～1．2万年；下限各地不同，大体公元前3世纪前后。 最近，由于水稻植硅石鉴定方法的运用，日本稻作的起始时间有了新的动态。1994年，在称为“中国地方”的冈山县真庭郡南沟手绳纹文化中期的遗址陶片中找到了稻叶的植硅石，据称其年代要比上述地点早出约1500年。不过，这种说法还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从目前已有的线索来看，日本稻作的发展有一个由南向北不断推移的过程。早期即绳纹文化晚期的稻作地点大部集中在九州地区、近畿地区、“中国地方”等；到弥生文化的前期已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重要的地点有福冈县的板付遗址、静冈县的登吕遗址、兵库县的田能遗址、宫城县的枬形贝冢遗址等。弥生时代最北端的稻作遗址是1981年在青森县南津轻郡田舍馆村发现的，还有水田遗迹，绝对年代距今1800年，属当地弥生文化的中期。比青森更北的北海道地区，稻作就更晚得多了，充其量距今只有300年历史。 日本发现的早期稻作类型皆属粳稻，对其种植方式，有些学者认为“最先传到日本的稻是在绳纹时代作为先遣队而来的陆稻，而后，在弥生时代即将到来时，作为后援队，水稻也传到了日本”。
关于稻作东传的时间与路线有很多说法，分别介绍如下：
（a）李进熙?姜在产《日朝交流史》
1、长江下游→台湾→冲绳诸岛北上。但战后在南方各岛及南九州作调查並未发现初期的稻作遗迹。
2、长江下游→东海→北九州。因海流、风向的关系，当时橫越东海不可能。若直接传入北九州，应属印度型稻种，但板付遗迹的稻種属老型。
3、江南北上→渤海湾→朝鮮半岛南下传入。但中途必須经过的辽河下游並沒有稻作遗迹。
4、江南→山东半岛北上→在辽东半岛或朝鮮半岛黄海道的梦金浦海岸上路→再由朝鮮半岛南下传入。
（b）蔡风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
1、华北→东北→朝鮮半岛→日本九州
2、江南→同时传到朝鮮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
3、华南→冲绳群岛→九州
4、山东省南部→长江入海口→九州
5、江南地区→九州地区
6、江南地区→山东→辽东半岛→朝鮮半岛→日本九州
上述说法不尽相同，但可确定的是日本稻作是由大陆传入的。今天对稻作的传播途径，较普遍的看法是，印度→中国南部→中部→朝鮮半岛南部→北九州。稻米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完成，也不是只有一条路线，而是多次、通过多条渠道完成的。
由于三面或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隔离，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任何野生稻痕迹；即使所有已发现的古代稻作遗存也年代晚近，因而没有显示出任何独立起源的蛛丝马迹。正因此，整个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基本形成了那里的稻作农业是从外面，主要是从中国大陆传进去的共识。
不过，时代不同，关于稻作传人的时间与线路的假设和推论也不相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遗传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稻作的最早起源地定在印度，或那些地形复杂，稻种间品种繁多的地区，故稻作的东传一是线路很长，二是过程复杂；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先生的学说就是一例。他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东部的
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地区，尔后在发展中有一支沿扬子江抵达中国东部的长江下游，或者另一支从云南直接向东沿西江，走华南；最后都浮海再传日本。
此后，随着中国大陆在世界稻作起源与发展中独立地位的获得及其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人们又纷纷把稻作东传的出发点移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并开始大量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他们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樋口隆康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先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
稻作的传播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潮流涌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稻作不断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不断推动当地农业结构与生活方式逐渐变化的过程和结果。对此，必须寻找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接点，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设想或归结为某种因素或某些个人的偶尔为之，或短期的激进与盲动。偶然必须与必然融合在一起才会显出其作用和意义；否则，既不可能持久，也没有生命力。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东传的稻作在我国汉代以前走“北线”的大前提下，最可能的是取道山东和辽宁。
在这里，人类群体向东部海洋地区的扩展与日本弥生时代稻作的放量发达，无论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致与吻合的，显示中国北方新石器和夏商以后新一波对海东的影响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
参考文献：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
[日]佐藤洋一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日]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东北亚农业的发生与传播》，《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韩康信、袁靖《日本人起源新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14日第3版。
篇三：中西文化差异论文
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联系紧密。“地球村”已经不是梦想。但在这种不断的交流之中，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产生的碰撞也引起了各路专家学者乃至普通国民对于中西文化优缺点，该发扬还是该摈弃的大讨论。本文主要从 引用杜维明、季羡林、陈忠实、王蒙等名家的观点以及作者本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来阐释中西文化中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儒家；科学；法制；民主；价值观；语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交通工具、沟通手段越来越发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地球村”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写照，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使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此的深入与紧密。
但是，在这种交流、合作的主旋律下，国家之间的摩擦和争执也越来越频繁，这当中，既有政治体制、经济利益的缘故，但更多的则是由于文化的异同导致的认识上的差异。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也意识到了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障碍，所以不断的做出各种类似于“中法文化交流年”、“中俄文化交流年”的举动以期望加强不同文化国家的交流，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以至于政治合作。在杜维明先生看来：“不同的文明当然有冲突的危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都可能有冲突。假若我们认为有这种危险，那么对话更是有必要。”①。一方面，“因为生态环保意识、女性主义和多元宗教的发展，逐渐使西方过分突出自由、理性、人权和个人主义倾向①肖永明《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岳麓书院演讲笔录》
受到遏止，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益、平等、同情、礼教、责
【任和群体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1】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多样性建
构出一个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因为至少融合（convergence）理念——即世界各处最终将归于单一模式发展——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不能解释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诚然，环境的恶化、疾病的传播、毒品的泛滥和犯罪率的上升等如同科学、技术、贸易、金融、旅游和移民等一样被彻底地国际化，并且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联系和相互依存。”【1】
我们这里要探讨的中西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之所以拿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比,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中国截止目前还没有建立自己新的文化系统,我们现在的所谓中国文化,只不过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拼盘而已,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或者脱离原有的儒家文化体系。
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比较，来看看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具体体现：
一、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的根源和基础，这种文化总的表现为：注重个人修养，注重道德力量，反对武力，注重与他人、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精神的超脱，以“仁”和“孝”为社会架构的核心。
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思想基础都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思想，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影响深远，这种文化，看重个人的自由
和权利，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富于冒险，跟中国人喜欢对生命本源的哲学思考不同，他们更注重于对自然的探索和求证，从物质层面去考量生命的本源，在社会组织中，以“爱”为其架构的内核。
二、科学观的差异
相对于科学研究和探索，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所以，尽管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四大发现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所有的现代工业文明，包括现代教育、民主政治都是西方人的成果。
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几千人的船队七下西洋，不过为了宣示明王朝的“富有与强大”，当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世界时, 当西方人使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入侵我们时，我们想到的竟然是在大海边再造一处万里长城，思维的保守与守旧，缺乏创新和探险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尽管中国一度创造了辉煌的的历史，有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但终究未能形成科学的风气和氛围，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所有的发明创造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和随意性；
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中方重感性、经验、直觉；西方重唯理、思辨
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
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的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而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辨是西方思维的特征。“康德的学说是从大陆理性派生长起来的，是非常纯粹的理性，所以他早年认为情感问题不属于哲学家探讨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家探讨的问题。情感是一种感性，人有情感就要受到感性的限制。康德推崇的是一种理性，
【用理性来指导、规范感性的东西。”2】“我们常常倾向于过高估计了激情的作用。
从我国的戏曲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富于戏剧化激情的民族，动不动是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大忠大奸、气急败坏；动不动是挥刀斩去、一头撞死、当场拿下或立
【马下跪。”3】
第二、中方的整体综合；西方的细节分析
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而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突出地位，而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忽略细节和成分分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模糊
整体的图景。
第三、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着眼点与执著不同
杜维明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人们立足于现实人生，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中国的哲学无论儒、道、佛学都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学求作为，道学求长生，佛学求悟觉。儒学以孔子思想为正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何者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可见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兴趣在阐发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修身养性的目的即实现自己的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纯科学的研究及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成为多数人不屑选择的行为和兴趣。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始终以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在第一次与鹿子霖发生纠纷时，以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并周济李家粮食、银元为终结，并因此使白鹿村获得仁义庄的称号——‘仁义白鹿村’;当得知白孝文与田小娥有染时，毫不留情地把白孝文推进祠堂，当众施行最严厉的惩罚，并且把白孝文‘分’出白家;为乡民的利益率众抗税交农，为祈雨忍痛自残，为教化村民，他以德报怨，宽佑仇家。小说27章，写到黑娃被捕，白嘉轩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便出门上路，到县上探狱并设法营救黑娃。黑娃曾率众砸宗祠、还打断白嘉轩的腰杆，可谓是他的仇人。当儿子白孝武怪父亲忘了前事要‘让原上人拿尻子笑’，白嘉轩则说当口救下黑娃能让黑娃学好，‘谁笑我谁水浅’。在黑娃回拜宗祠时，他亲自迎接。这种不计前嫌的行为，正是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努力构建的‘仁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他那超越纷乱世事所展开的立乡约、修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