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比较分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特点
比较分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特点
谈话节目，又叫“脱口秀”，原是港台媒体对英文Talk Show的意译，意为“访谈节目”。它往往以一个主持人和一个或多个嘉宾聊天的方式进行。可以分为以人物为中心和以话题为中心两种类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围绕人物组织话题而后者则根据话题选择谈话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电视谈话节目已成为电视节目的主体样式，占总量的60%-70%。其中娱乐谈话节目具有很高的收视率。美国NBC的《杰·雷诺今夜秀》和CBS的《大卫·莱特曼夜间秀》是这一类的成功代表。这类节目不局限于单纯的“说”，而是注重各种手段并用，从形态上看，它结合了谈话和综艺两种节目的特质。它们通常在晚上11：00-1：00 之间播出，使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得到放松。谈话内容多为成人话题，内容广泛、庞杂，主持人风趣、幽默，时常庸俗的开些玩笑，做些噱头提供观众以笑料。
按媒介形态分类，脱口秀节目可分为广播脱口秀节目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从节目形式而言，脱口秀节目形式并不固定，大多数是主持人和嘉宾在演播室一起侃侃而谈的谈话式脱口秀，如《欧普拉温弗丽秀》。当然还有主持人个人的单口秀，如东方卫视《东方夜谭》前半部分，刘仪伟坐在演播室为大家讲笑话；从节目内容角度看，脱口秀节目可以包含新闻谈话、娱乐性谈话、重大社会事件谈话和推销性谈话。
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差异，中美脱口秀节目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在选择主持人方面，美国重阅历，中国重学历。从选择主持人来看，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大多都已上了不惑之年。美国电视界在选择主持人时，最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容貌和仪表，而是学识和阅历。如彼得詹宁斯只有中学学历，但
史铠郡
他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被认为是具有学者气质，哲学家头脑的主持人。比较之下，我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在年龄、社会阅历方面都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我国最早的电视脱口秀节目是1993年东方电视台推出的《东方直播室》。短时间的发展没有让我国产生出适应脱口秀节目的专业化主持人。
从话题选择方面，美国重自由，中国重指导。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所涉及的话题范围非常广，他们的话题范围大到国际政治、种族冲突，小到家庭暴力、两性关系等，侧重话题的猎奇性。有时候甚至是拿名人政要“开涮”，如戴维莱特曼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的《午间漫谈》里就拿布什总统因看电视吃饼干卡住了喉咙，造成短暂昏厥制造了个笑话。而在我国，主持人的话题多侧重于教育性和宣传性。目前，中国大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他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选题范围狭窄，大多是一些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的话题通常就是针对每日热门的新闻事件，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豪情。
从主持人引导现场讨论方面，美国重冲突，中国重友好。不同类型的脱口秀节目具有不同的谈话方式，在美国，以时事政治类话题为主的《拉里金直播》通常是一种严肃、谦虚、友好的方式；而《戴维莱特曼深夜节目》则是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嘉宾进行访谈。总的说来，直率的、犀利尖锐的，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不留情面的提问是西方世界提问的传统，节目本身选择的话题就是具有争论性和对抗性的，因此他们的谈话方式多为辩论。为了增强节目的娱乐性和吸引力，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从来不回避冲突，甚至刻意加强和利用各种潜在的冲突。在中国，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是像《实话实说》和《鲁豫有约》那样委婉，心平气和的以一种漫谈的方式“和平”进行，如鲁豫在节目中总是温柔敦厚、设身处地的提问，给嘉宾正面的、善意的暗示。即使是热闹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的角色也只是引导嘉宾发表据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营造日常聊天的形态，谈笑风生的气氛，力求轻松、惹笑，强调平民化。
从主持人与观众方面，美国重现场和谐，中国重嘉宾发挥。“对于美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到电视里发言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沉迷于这种‘一朝闻名天下知’的神奇效果”脱口秀主持人通过轻松愉快的方式与现场观众拉近距离，使观众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达到现场的一种和谐度。相比较中国的脱口秀节目，观众在节目现场则显得“文雅”很多，他们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台上的讨论，显得被动。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就构成了节目的绝大部分内容，台上的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嘉宾都是“遥远”的明星。
中外脱口秀主持人的不同特点也是与两国之间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窦文涛脱口秀)生活和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两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美国脱口秀节目采取的是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其首要的、根本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专注观众，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因此，对于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来说，只要是能为节目带来利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现也有很多节目也在追求高收视率以获得经济效益，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的媒体不会像美国那样以经济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不会用商业型包装技术赋予主持人巨额身价。我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大众媒介以社会利益为主，倡导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要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协调，必要时个人主义必须服从于集体主义。这样的导向，使得媒介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强，但市场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不显著。
其次，两国政治属性不同。在中国，作为媒体代表的主持人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的节目主持人应当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现代化事业，忠诚于我国的法律，忠诚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忠诚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忠诚于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相比较之下，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依据他们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如，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的《政治不正确》，主持人比尔-马赫常常会挑起嘉宾关于一些热门政治话题的争论。
再次，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正式造成中外脱口秀主持人诸多不同特点的原因。美国社会追求自由、崇尚冒险、信奉个人主义，所以在话题选择上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是文化、种族的差异也会放在桌面上进行唇枪舌战，他们
在乎的是谈论的氛围与真实。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主张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只有在和谐中才能保存自我并在“中庸”中求得发展。因此，中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所谈论的话题通常会注意选择一些重教育性、指导性的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上。
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存在着差异，但是关于真善美的标准是相同的。这同时也表明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在电视节目竞争加剧的时代，我们应该积极的向美国优秀脱口秀主持人学习经验，汲取营养，取长补短，结合我国媒体生态环境，为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篇二：电视脱口秀节目的社会责任分析
电视脱口秀节目的社会责任分析
脱口秀节目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涌现出诸如《奥普拉·温弗瑞秀》等一批具有世界知名度的精品节目，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脱口秀节目的起步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脱口秀节目制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为迎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欣赏习惯，中国脱口秀节目主动从传统相声、说唱艺术中吸取营养。中国脱口秀节目的快速发展与网络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传媒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在脱口秀节目诞生之处，它是作为广播节目、广告节目的穿插替代品的面貌出现，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生存空间，脱口秀节目以顺应受众诉求为基本立足点调整节目定位。具体来说，脱口秀节目的定位又可以细分为节目定位、议题设置、节目形式三个层面，三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以共生性结构决定了脱口秀节目的定位，而脱口秀节目的定位、议题设置和节目形式，又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 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定位与社会责任
电视脱口秀节目必须有清晰的节目定位，只有在相对准确地划定了受众群体之后，某一脱口秀节目才能真正取得社会认可。总体而言，我国电视脱口秀节目存在着良莠不齐的客观现实，部分节目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但更多的节目则始终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中。以国内较早开始录制的访谈类节目《艺术人生》为例，其所表现的以煽情、哭戏为主的表现模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审美期待。同时，以《艺术人生》为代表的一系列节目面临的嘉宾资源枯竭问题，也是制约和影响我国电视脱口秀节目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脱口秀节目制作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和理念，无疑将成为促进我国脱口秀节目良性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根据现代学术界较为统一的认识，电视脱口秀节目主要是“以谈话的方式阐述对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具冇一定程度的交流感为特点，坚持平等待人、平易近人、亲切感人的说理态度；顺应观众思路、针对观众疑问展幵论述；调动设问、比喻等表达手段启发观众的联想，使说理过程带有类似于日常交谈的思想和情感交流。”[1]p237英语国家以“Talk show”作为此类节目的专称，又根据播出时间分为日间、夜间两类。“夜间播出的节主要是社会‘硬’话题，涉及国家政治、政府政策、社会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等带有怠识形态色彩的话题，日间播出的主要是家庭生活、两性问题、社交、夫妻关系、子女成长等软话题。”[2]p4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法律的差异，西方国
家脱口秀节目以日间、夜间作为划分脱口秀节目类型的方式没有被中国所采纳。
中国脱口秀节目是在借鉴西方脱口秀节目基本元素的基础上，以展现主持人个人魅力的方式作为置换节目敏感性、严肃性的主要手段，使得中国脱口秀节目带有鲜明的喜剧色彩。以《今晚80后脱口秀》为例，作为一档在上海卫视播出的脱口秀节目，它选择了80后相声演员王自健及其创作班底作为节目的主力。每一期节目就是由主持人王自健围绕着发生在自己、蛋蛋、建国等人身上的故事开始，其叙述线索适当穿插了节目组导演“秦浇水”等人。随着节目的改版，又先后引进了史炎、池子、思文、建国、蛋蛋等人作为节目串场嘉宾，在活跃节目气氛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节目的情感包蕴性。该节目较少以直接的方式讨论社会敏感问题，更多地是选择以80后社会人群较为关注的话题展开讨论。以“道德绑架”为例，作为一种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今晚80后脱口秀》并未以直接的方式去抨击从事“道德绑架”活动群体的对错，而是以轻松、幽默的情景喜剧再现了一幕发生在公交车上的“道德绑架”场景。不仅让观看电视节目的观众对“道德绑架”有了准确、清晰、全面的认识，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节目对待此类问题的基本态度，真正肩负起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电视脱口秀节目的议题设置与社会责任
电视脱口秀节目不仅需要通过准确界定节目定位的方式，作为厘清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脱口秀节目的议题设置也对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欧洲伟大的小说时一种消遣，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怀念这一点！然而消遣并不排除它的重力??将格外重的问题和格外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野心。这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野心。形式之轻和主题之重的结合揭示了我们人间这种种戏剧毫无意义，到了可怕的地步。”[3]p40米兰·昆德拉在此延续了他一贯所秉承的消解宏大叙事的意义，他所采用的语言穿插着严肃交织的口吻和惯有的戏谑，试图令读者自己去寻找文学的意义。这一逻辑同样可以运用到电视脱口秀节目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作为适应中国观众审美期待心里的电视脱口秀节目，无法采用西方脱口秀节目直接针对严肃政治议题展开评论的模式，但又需要承担起自身所理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为此，我国电视脱口秀节目往往采取选择特定人群关注的特定话题作为议题设置的首选，并以隐喻的方式在其中穿插节目组自身的观点。
同样以脱口秀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为例，该节目将目标群体对准80后一代人，主要讨论80后成长中遭遇的“逼婚”、“压力”、“对自己好一点”等热点话题。这些话题多
数情况下，都是80后群体在人生成长、职场发展和社会历练中需要面对的考验。以此作为节目设置议题，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还可以通过主持人与观众的互动让不同的观点得到交辩的平台。以《今晚80后脱口秀》曾设置的“关系”议题为例，主持人以微信、博客为切入点对现代人的信息沟通方式发出感慨，语言中则采用“泛泛之交”、“君子之交”、“生死之交”、“点赞之交”的幽默表达方式，对现代社会日间疏离的人际交往给予了评价。这一方式巧妙地融合了宏大叙事与微观描写之间的特殊架构，可见恰当的议题设置不仅可以提升脱口秀节目的社会影响力、稳定观众群体，还能够有效地贯彻电视脱口秀节目的社会责任。
总的来说，恰当的议题设置是体现某一电视脱口秀节目制作团队专业素质、社会责任意识的“试金石”。一方面，议题设置的恰当与否将成为观众选择观看某一节目的重要判断依据，并在节目发展和制作中的风格塑造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节目主持人的自我定位和他本人在议题设置中发挥的影响力，将最终成为我们判断电视脱口秀节目专业品质的直接参考。
三、电视脱口秀节目的节目形式与社会责任
电视脱口秀节目是现代传媒产业高速发展的产物，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作为信息集合体为现代人所认识。一方面，电视脱口秀节目通过精准的节目定位、恰当的议题设置，使得自身的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得到了有效地贯彻；另一方面，电视脱口秀节目也需要选择某种能够与其自身节目内容相配套的节目形式，作为表现节目内容的重要载体。审视一下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就会发现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各种信息的冲击，其中不乏大量羼杂了不良诱导性内容的负面信息，以及很多需要加以甄别的有价值信息。如何有效地发挥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元的信息中做出恰当的选择。
落实到某一脱口秀节目的操作实践，就需要节目制作者能够从传统的被动性接受信息朝着主动性接受信息的模式实现转换。作为大众文化传媒语境的代表者之一，脱口秀节目的节目形式必须表现出“批判性的思维转向，即转变为一种既是怀疑的、又具有讽刺特点的思维。”[4]p128一方面，脱口秀节目必须要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网络传媒文化，以不断纳入的网络词汇、当下话题作为切入点，以维持脱口秀节目的关注度；另一方面，脱口秀节目也是引导和塑造网络传媒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它以新锐的观点、前卫的形式，向受众群体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有研究者指出：“在网络视频节目中，脱口秀以其批判风格淡化了大众文化的平庸性与消极色彩，在娱乐沸腾的时代保持着一种相对理性的姿态，也算是流
行媒体文化中的稀缺资源。”[5]p71由此可见，借助网络传媒技术传播的脱口秀节目已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但脱口秀节目不纯是以网络平台作为传播途径，其主力仍然是电视脱口秀节目，类型的复杂、多元直接决定了脱口秀节目社会责任的多重性。
对于电视脱口秀节目而言，能够以较为直接的方式展现其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就是以批判社会弊端为切入点，使节目能够就相关尖锐问题得分析相对深刻。在这一方面，早年由窦文涛主持的《文涛拍案》是我国电视脱口秀节目的代表，它选择当下社会中较为尖锐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分析，在深入剖析现象之后的问题本质同时，为观众提供了另一种认识社会问题的思想入径。令人惋惜的是，这档节目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未能延续至今。“批判兼及理论与实践领域的问题，它因意识形态、道德评判、价值取向的分歧和争论而绵延不休。在知识分子看来，批判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吹毛求疵，不是揪住对手辫子时的自鸣得意，而是一种有人文关怀的宽广格局落实到个体的实践活动，就是对媒介信息资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抉择的转变。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主体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评判均表现出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宽广格局以对抗性姿态审视并揭露社会现存状况的弊端。”[6]p73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金星脱口秀》为例，该节目采取了欧美国家脱口秀节目较为常见的主持人与嘉宾互动的节目形式，属于国内较为少见的完整借鉴西方制作模式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同时，节目主持人金星本人较具争议的跨性别身份和节目互动环节中所设定的议题，也为节目批判性姿态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身处众声喧哗时代的观众而言，他们在掌握了获取海量信息的媒介资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本。正是凭借着这一方式，媒介信息中存在的真假难辨、刻意制作虚假信息，又迫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规避虚假信息。因此，对于受众群体而言，掌握一种“批判性的阅读能力”正在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电视脱口秀节目针对社会热点话题、娱乐圈关注问题和社会群体性事件进行评价，成为现代人掌握和了解热点话题的重要途径。从客观上来说，促使电视脱口秀节目所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寓教于乐”，要求节目制作者能够从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受众群体展开信息引导，促使他们在享受电视脱口秀节目带来的精神性愉悦感同时，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精神性养分。
参考文献：
[1]石长顺：《电视栏目解析》[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2]魏驰：《中美“脱口秀”节目比较分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第4页。
[3][捷克]米兰·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余中先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5]孟洋：《融媒时代的脱口秀：介于批判与消遣之间的文化认同》[J].中国电视,2015（2）：第71页，第73页。
篇三：《锵锵三人行》的主持风格与个性
《锵锵三人行》的主持风格与个性
摘 要：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具有鲜明的个性化风格，主持人窦文涛以鲜明的窦式语言、真诚的主持风格和清晰的受众定位为该档节目走向成功开辟了道路，也为窦式主持风格的形成和窦文涛个人个性化特征的现象提供了平台。
关键词：窦文涛；窦式语言；真诚；受众定位
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开播于1998年3月，至今已走过了18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一档深夜档的谈话节目，窦文涛和他主持的《锵锵三人行》堪称中国谈话类电视节目的典范之作。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播出模式：即以主持人窦文涛为中心，每期邀请两名嘉宾围绕时下的热点话题展开发散式谈话，期间穿插两次广播，每次节目的时间为25分钟左右。由于主持人的人格魅力，以及他所挑选的嘉宾均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使得节目内容既能做到畅所欲言、又颇具深度，是当今社会中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导向的谈话类节目中少有的精品，充分展现了窦文涛的主持风格与个性。
一、鲜明的窦式语言
《锵锵三人行》既可以被界定为谈话类节目，也带有浓厚的脱口秀色彩，窦文涛没有拘泥于某一类型电视节目的角色定位，而是在两种类型电视节目的主持风格和语言特色得寻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首先表现在窦文涛作为主持人的话语表达具有鲜明的窦式色彩
正如在《锵锵三人行》的早期主持人的开场白“锵锵三人行，跑题跑不停”，“跑题”是脱口秀节目制作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主要是由于主持人为了能够活跃气氛、调动观众情绪需要不断创造“包袱”所致。但谈话类节目则相对严谨，表现在节目制作的多个方面。“谈话节目强调逻辑，娱乐不是其主要目的，思想性才是其主要传达的内容。有一定的焦点，每期节目都是围绕着具体的话题展开讨论的，主持人和嘉宾从不跑题，内容非常集中。”[1]p6作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窦文涛准确地把握到此类节目最重要的特征——思想性，他对思想性的把握和掌控是通过独特的窦式语言来展现的。在追求节目思想性的过程中，观众注意到窦文涛采用的语言往往不拘泥于实现写好的文稿，而是根据嘉宾和自己的现场发挥，展现了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
窦文涛将自己的语言风格定义为“江湖话语”。所谓“江湖话语”是窦文涛本人的自创，并无先例或范本可考。在2014年10月的一次节目中，他曾针对观众在节目官方微博发布的
留言作出如下回复：“我是一个没有节操，但有下限的人。”略带调侃的回复道出了窦式语言的精髓，他试图以更为贴近观众生活的语言内容、以及能够被观众所接受的语言表达形式去展现节目主题。“江湖不同于社会，有情有义才是江湖。窦文涛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更贴近生活的百姓状态，用真心话述说人的真性情。”[2]p134以独特的窦式语言作为考察问题的基本点，他使《锵锵三人行》没有按照同一类型节目的模式展开，在取代“隐私”、“泪水”、“煽情”的同时，融入了“热点话题”、“公共良知”、“社会意识”等积极因素。有人将窦文涛和他的节目视为现代传媒产业中的“异数”，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采用主流媒体惯用的话语表现模式，而是力图用“没有节操”、“有下限”的“江湖话语”展现更为真实的自己。
所谓“没有节操”本是网络话语，运用在窦式语言风格的界定却极为恰当。他以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主持着节目、也时时出现思维的短路，却总能以超越公众传统认知的方式唤起人们的认知。比如他在节目中适当穿插的“黄色幽默”就不是单纯的吸引眼球，而是对民众生活的提炼和浓缩。“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当前百姓的所思所想和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样就无形中消弭了节目同观众的隔膜感，使主持人和嘉宾更显平民化。”[3]p41以经常受邀的嘉宾许子东为例，他是香港岭南大学的教师，带有浓厚的学院派气息。但他在节目中绝不故作“传道者”姿态，却往往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并适度穿插活跃气氛的段子。他就曾在一期涉及到大学教授的节目中引用了已故香港作家黄霑的段子，成为节目极好的补充。此时的窦文涛并不急于抢夺话语权，他尽可能地给嘉宾留出空间，使其能够全面地展现自我魅力。
“有下限”则是窦式语言的另一层面，在他多次邀请的孟广美、竹幼婷、马家辉之间时常上演“打情骂俏”的场景，但他不是没有原则地暴露个人隐私或是以此为卖点，只是将生活中较为隐晦的一面大胆地呈现在节目中。在满足观众“欲望”的同时，窦式语言在贴近民众生活和“三俗”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以适当穿插的“黄色幽默”活跃节目气氛，又以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打情骂俏”走进观众的心灵世界，却将其掌控在“有下限”的节目定位之上，使得鲜明的窦式语言呼之欲出，从而塑造了《锵锵三人行》在现代传播市场的领军地位。
二、真诚的主持风格
从形式层面的因素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将谈话类节目认定为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情感沟通；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主持人、嘉宾和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只有实现了观众与节目内容之间的情感共鸣才真正塑造了谈话类节目的灵魂。但我们同时深知，“一个人要想与人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一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是最基本的。概括起来，一定要做到诚。”[4]p22窦文涛在主持《锵锵三
人行》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他既没有将自己定位为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也不是“卑躬屈膝”的谄媚者。凡此二者都不免使节目风格趋向“走秀”的极端，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在观众和嘉宾、主持人之间构筑起精神的壁垒。
《锵锵三人行》邀请的嘉宾多为某一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大学教授诸如许子东、作家诸如王蒙、画家诸如陈丹青、演员诸如喻恩泰等。他们的出现充分说明了窦文涛和他的节目在当今社会的知名度，无形中也对主持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要面对的往往全新的知识领域。这就需要主持人能够做到自信而不狂妄，他从不会以主持人的话语优势压迫嘉宾，而是以轻松、幽默的语调向相关人士虚心请教。这一切的根源正在于他对自己从事的主持人工作，以及他对《锵锵三人行》有着较为明晰的社会定位。一方面，他大胆地承认自己“是个俗人”，甚至于将自己的主持事业视为“糊口的手艺”，从而为他能够以较低的身段去接近观众、走进观众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细致地打磨节目的细节，并在节目正式录制之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使得他在面对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风格的嘉宾时总能做到从容应对、进退有余。所有的准备为他灵活地驾驭《锵锵三人行》，以及形成专属于窦文涛的窦式台风奠定了基础。
根据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我们了解到构成节目的关键要素包括演说者的素质——即以主持人为核心的谈话群体，对受众情感冲击的把握，以及主持人所选定的主题为整体确定的情感基调。三者相互影响，又以观众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信任感作为基础。仅从这一点而言，窦文涛所采取的“真诚”风格不仅为主持人个人魅力的展现创造了良好的外在氛围，也为拉近受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创造了条件。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很多主流媒体的谈话节目中往往存在着主持人咄咄逼人的景象，固然为受众呈现了受访嘉宾较之平日截然不同的形象，却没有在受众与节目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信息互动模式。
因此，真诚的主持风格绝不仅仅是窦文涛和他的《锵锵三人行》取得成功的嘘头，而是构筑这一档深夜谈话节目价值取向的灵魂所在。作为拥有信息平台优势的主持人试图获得观众的喜爱，就必须要与观众保持平等的对话机制，而不是时刻都以布道者的面孔出现。当信息的发布者和信息的接受者能够处于同一平台之上，他们的关系必然是和谐的，而非痛苦的信息灌注。以2014年以来的多期节目为例，部分观众以留言的方式询问窦文涛的个人问题，这本属于极为隐私的话题，窦文涛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但又不流于低俗的献媚。他的坦率、真诚、自然使得观众感受到了有血有肉的主持人，而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布道者”。我们也必须承认，主持人个人主持风格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磨砺和积淀。而同一档节目在不同的阶段，其风格也会根据节目内容和制作方的要求有所变化。在《锵锵三人行》
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节目带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主持人选定的话题往往滞后于社会舆论。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有很多，信息传递的不畅、观众信息反馈的滞后都严重地影响了这一阶段《锵锵三人行》节目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崛起、以及内地观众对凤凰卫视的认可度大幅提升，窦文涛在节目主题选择方面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其真诚的主持风格迅速地拉近了受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
三、清晰的受众定位
任何电视节目都应有较为清晰的市场定位，只有确定了自己的受众应该是谁？怎样吸引受众的关注？才能较好地解决节目的生存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浪潮中，窦文涛和《锵锵三人行》不是生活在“真空”状态的“自语者”，而是与受众同呼吸的情感载体。因此，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和个性展示就需要考虑受众定位问题。
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文学文本只有离开作者才开始真正地产生价值。但这种价值的显现不是“无根之水”，它受制于作者预设在文本中“隐含的读者”的限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谈话类电视节目中，我们就会发现主持人风格的塑造是与受众定位——电视节目中“隐含的观众”保持着联系。所谓“隐含的观众”是指主持人和节目主创团队根据节目的市场定位，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节目风格，预设的可能会主动选择收看相关节目、或者能够接受节目相关话题的潜在群体。
就《锵锵三人行》而言，窦文涛在长期主持该节目的过程中形成了睿智、自然、活泼的风格，是与它将受众定位在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能够以较为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分析去处理相关问题的社会阶层有莫大的关系。这就使得窦式主持必须谨慎地跟随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向，同时要兼顾节目的社会文化身份，避免陷入到相对较为庸俗的热点炒作中。正是由于窦文涛的主持能够以较为清晰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迫使主持人以较好的个人素养应对文化相对较高群体的价值追求，使得这档深夜谈话类节目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率。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一切公共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宗教、新闻、体育等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我们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5]p83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促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以更为谨慎、更为严谨的态度面对现代传播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毋庸置疑的是，窦式主持风格的发展和成熟都是孕育在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它向电视节目制作者提出了极为严肃的话题，我们究竟能够给这个时代留下什么？
在多次的节目中，窦文涛曾有过这样的言论“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没有不骂政府的，越是骂的厉害的越是爱国心切。”这是较为前卫、极端的个人言论，甚少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中
出现。但窦文涛并没有将其作过分的渲染，而是清新地认识到节目的定位是以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受众为主，他们对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拥有较为明晰的判断力。因此，我们在《锵锵三人行》中很少发现主持人、嘉宾发布个性化色彩鲜明的个人论调，而是通过三人的平等对话构筑良性化的沟通平台。这不是节目主持人为谋求出位的夺人眼球之举，也不是西斯底里的咆哮，而是以审慎分析和独到见解为基础的文化定位，窦式主持风格的形成与他对受众心理的准确把握密不可分。
结 语
作为中国谈话类节目的先行者，窦文涛和他的《锵锵三人行》开创了中国谈话类节目的新篇章。在2014年颁布的中国电视榜单中，《锵锵三人行》获得电视节目五星荣誉大奖，窦文涛则获得了主持人荣誉大奖。这是业界对于窦式主持风格的认可，也体现了观众对节目的喜爱，可谓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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