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例及分析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例
原告为甲国羊毛生产商,被告为乙国羊毛供应商。1998年9月2日,被告致电原告,提出要出售一批羊毛，并要求原告以邮寄方式回复。因地址错误直到9月5日晚才到达原告，当天晚上原告即将承诺信件以邮递寄出，该承诺信件于9月9日到达被告。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被告9月2日致电原告要求出售羊毛的行为构成一项要约，尽管邮寄途中受到迟延，但是原告立即作出了承诺，该项承诺于9月9日到达被告，此时该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生效。
原告为甲国羊毛生产商,被告为乙国羊毛供应商。1998年9月2日,被告致电原告,提出要出售一批羊毛，并要求原告以邮寄方式回复。因地址错误直到9月5日晚才到达原告，当天晚上原告即将承诺信件以邮递寄出，该承诺信件于9月9日到达被告。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被告9月2日致电原告要求出售羊毛的行为构成一项要约，尽管邮寄途中受到迟延，但是原告立即作出了承诺，该项承诺于9月9日到达被告，此时该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生效。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原告A公司与B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四份，约定由原告出售电机给飞达仕空调公司。合同签订后，A公司依约将货物交付对方，总货款共计47761.20美元，但B公司经多次催要未予支付。为此，A公司将B公司及其股东C公司（以下简称伊莱特公司）诉至法院。
原告A公司诉(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文 网: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案例)称：2004年6月1日至30日，原告与被告共签订三份合同，货款共计47761.20美元。后原告根据B公司的通知，于2005年5月委托承运人将前述三份合同约定的货物送达给B公司，并将商业发票和提单交给了B公司。B公司本应在2005年即支付货款，但经原告多次催要，B公司至今未履行支付义务。被告C公司系被告B公司的股东，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出资，出资不到位。请求判令：1、B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7761.20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在B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情况下，C公司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还款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查明，原先诉称买卖合同事实成立；另查明，B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股东为C和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其中C公司认缴注册资本总额3333333美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33％。截止2007年12月3日，C公司实缴注册资本833333.34美元，其余出资未到位。
【海泰律师评析】：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准据法之确定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由于原告A公司是韩国法人，本案属涉外民商事纠纷。但当事人未在合同中对纠纷解决适用法律作出选择，且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在中国境内，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与本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合同履行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对于出资不足的股东责任承担的法律适用，由于B公司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规定。故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出资不足而发生的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真实合法的合同应得到充分的遵守
关于B公司的合同欠款问题。A公司与B公司之间签订的四份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法之处，当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严格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A公司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B公司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因其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引起本案纠纷，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A公司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47761.20美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但A公司要求将所欠货款折合成人民币后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支持。
（三）股东在应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C公司的责任承担。A公司以B公司的股东伊莱特公司未按规定缴纳出资为由要求C公司对B公司的欠款承担补充还款责任，并提供了B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C公司出资不到位的情况。根据我国公司法律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B公司的股东未能足额缴纳出资，应承担相应出资不足的民事法律责任。A公司要求在B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C公司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对B公司的合同欠款承担补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
（四）审判结果
（1）B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A公司货款47761.20美元并赔偿A公司相应利息损失（自2006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银行颁布的同期美元贷款利率计算）；
（2）在B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欠款的情况下，C公司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还款责任。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例
案例3北京市物资总公司诉韩国LG商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纠纷案
【案情】
1996年3月1日，北京市物资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就苯乙烯买卖事宜给韩国LG商事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发去传真称：“我司接受贵司USD575／MT，CFR湛江报价；我司将尽快拟好合同文本以供双方正式签约；请将ASTM2827
—88项下之详细英文规格传给我们以便打印到合同文本上。”当天，LG商事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给物资公司发来传真称：“我方已按下列条件拿到货物；品名，苯乙烯单体；原产地，韩国；质量，ASTMD－2827－88标准；数量，2 000公吨+／－5％；价格，成本加运费中国湛江港船边交货价格，每吨575美元；付款方式，即期信用证；交货期．1996年4月1日／或左右到达湛江；昨天我方已通知你方，你方必须从4月1日起安排好岸边的储罐以便接货。我方将十分感谢你方对以上条件的书面确认。”同一天，即1996年3月1日，物资公司还给LG商事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发去另一份传真，称：“关于2 000公吨苯乙烯单体，感谢贵方3月1日F'AX报价，现正式确认如下：品名，苯乙烯单体；规格，ASITMU－2827－88；数量，2 000MT+／－5％；产地，韩国；价格，USD575／MTCFRZHANING，CHINA（注：原文如此）；到货期，1996年4月1日以后～1996年4月15日前；付款方式，L／C AT SIGHT即期信用证；另请贵方尽速办妥下列事宜：1、请将ASTMD－2827－88的详细英文规格列明并FAX给我方．以便做合同时使用。2、请尽力努力将到货期延到1996年4月8日??”
1996年3月5日，LG商事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给物资公司发来传真，其主要内容为：在3月1日下午北京时间4点40分收到你方确认，但是北京时间与韩国时间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即你方的确认是在韩国时间5点40分到达我处，由于没有在韩国工作时间5点30分以前收到你方要求在4月1日左右供货的确认，这批货已被卖掉了。后物资公司就赔偿问题与“L商事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物资公司遂诉至法院，并约定适用《公约》解决争议。
案例4被申请人对《售货合约》的部分修改是否影响合同成立案
【案情】
2000年6月5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盘出售l0000吨菜籽粕，质量标准为：油蛋白在38％以上，水分在12．5％以下，单价FOB中国张家港78美元／吨。2000年6月7日，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的发盘，并要求被申请人将合同和信用证条款传真给申请人。被申请人于2000年6月9日将已盖有公章的《售货合约》传真给了申请人。
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传真的《售货合约》后，删除了原合约上“不接受超过20年船龄的船舶”的要求，并将“运费已付”修改成“运费按租船合同支付”，委托意大利米兰公司签字盖章后于2000年6月9日当天传真给被申请人。
2000年6月14日，被申请人传真给申请人香港办事处，称申请人单方面修改合同，被申请人不能予以确认，将暂缓执行合同，并要求申请人暂缓开出信用证。2000年6月22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函称，双方已达成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申请人所开出的信用证只能作废。
同日，申请人回函给被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解释，由于合同为FOB条件，对船龄与运费支付事宜的修改将不会对被申请人履行合同产生任何影响。申请人同时告知被申请人，申请人已将合同项下的货物转卖给了意大利的下手买家，并提醒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如不履行交货义务将构成违约。如被申请人拒绝交货，申请人只能通过购买替代货物向下家买方履约。在该函中，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在2000年6月23日的工作时间内向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将履行合同。
2000年6月23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回函坚持声称双方所达成的合同无效以及船龄及预付运费直接影响被申请人的装船，并声称由于合同本身并未生效，
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都只能作废。
申请人已就从被申请人处所购买的7 000吨货物与意大利的另一家××公司达成了转卖协议，申请人为履行与意大利买方的合同，不得不以每吨98．50美元的高价从新加坡的××公司处购买7 350吨的替代货物。为此，申请人多支付了150 675．00美元的货款。因此，申请人遂于2001年7月23日对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问题】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合同是否已经成立?
【参考结论与法理分析】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购销菜籽粕事宜已经通过要约和承诺达成一致。尽管申请人在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作出了部分修改，但由于双方商定的是FOB价格条件，按此国际贸易术语，租船定舱和支付运费均系买方即申请人的责任，且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风险即转移到买方，这些都与作为卖方的被申请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上述那些修改并不对被申请人的利益有任何影响，所修改之处不构成《公约》第19条所规定的在实质上变更被申请人要约的条件。何况被申请人作为要约人也未立即对申请人所作出的变更向申请人提出反对，直至2000年6月14日被申请人才针对申请人修改的部分提出异议。因此，被申请人所提出的异议已经构成了《公约》所规定的迟延，双方合同已经成立。由于被申请人在此情况下无理拒绝履行合同，致使申请人不得不高价购买替代货物，被申请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5卖方拒不履行交货义务案
【案情】
1992年10月24 日，中国大陆A公司（买方）与香港B公司（卖方）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由卖方向买方出售5万公斤羊毛，货物单价为USD4．10／kg CIF HONGKONG，货物总值20．5万美元，分三批交货，即于1993年4月交l万公斤、5月交2万公斤、6月交2万公斤，付款条件为信用证支付方式。合同适用法律为《公约》。合同签订后，A公司便根据该合同的内容与国内的C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将5万公斤的羊毛转卖给C公司。 A公司于1993年3月6目和4月10日分别开出l万公斤和2万公斤羊毛的信用证。但由于合同签订后不久，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大涨，B公司始终没有交货。此间A公司曾多次通过传真和电话要求B公司交货，B公司则回称市场上没有货源，难以交货。同时又提出，如果按原合同价格交货，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备货，希望能将货物单价提高到USD7／kg CIF HONG KONG，否则就无货可交。A公司回电表示，B公司按合同规定交付货物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因此不同意变更合同的价格条款，并指出如果B公司不交货，则不再按期开出第三批货物的信用证。
与此同时，A公司与C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的交货期限将至，但由于B公司不交货，A公司不得不同意C公司以USD6／kg CIF HONG KONG，从其他客户手中买进5万公斤的羊毛，其差价损失则由A公司承担。据此，A公司转而向B公司追偿差价损失，但由于双方协商未果，A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B公司承担不履行合同交货义务的责任，赔偿差价及利息损失。
B公司在答辩中辩称：造成如此损失的责任并不完全在己一方，理由是：（1）A公司只开出了第一批货物和第二批货物信用证，使B公司无法履行第三批货物的交付义务；（2）B公司已将欲交付的货物备好，但由于A公司取消了其与B公司签订的买卖热轧卷板的合同，造成了B公司的重大损失，因此，B公司决定不交付羊毛。
问题：B公司的上述主张是否成立
案例6现代公司对其交付货物的品质担保责任案
【案情】
1994年8月4日，厦门某外贸公司与现代商事（香港）公司在厦门签订No．ITH94210号合同，向现代公司购买l 250吨南韩产高碳铬轴承钢。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为JISG4805—90 SUJ2（即日本标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厦门公司已向现代公司说明该批货物系向厦门轴承厂出售作为制作轴承使用。合同原来是规定现代公司提供装运港SGS检验报告，后由于现代公司提出时间上有困难，改为由现代公司出具质量检验报告。但合同中明确规定质量以目的港中国商检局的品质证明为最终依据。9月8日货物运抵厦门，厦门商检局的品质证书表明货物存在巨大及链状的碳化物液析，不符合制作轴承的使用要求。权威机构——机械部洛阳研究所，出具的技术评定结论为：“该批高碳铬轴承钢不能用于制造轴承”。厦门公司向现代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退货并赔偿损失6万美元，但现代公司予以拒绝。其理由是：按照日本标准，钢材的显微组织在订货者有要求时进行检验，不得有严重的条状偏析、巨大的碳化物等缺陷。而买卖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进行这种显微组织的检验及相关指标。所以，厦门商检局超出合同规定的检验无效，货物没有违反合同规定，不能退货，也无须赔偿。于是，双方产生纠纷。双方同意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诉诸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
【问题】
现代公司提供的货物是否合格?
案例8在买方延迟提货的情况下卖方保全货物的责任案
【案情】
法国卖方和德国买方签订一份出售大米的合同。合同规定，按照卖方仓库交货条件买卖。买方提货时间为8月。合同订立后，卖方于8月5日将提货单交给买方，买方据此付清了全部货款。由于买方未在8月底前提货，卖方遂将该批货物移放到另外的仓库。但到9月10日买方前来提货时发现，该批货物因新仓库贮存条件欠佳已发生部分腐烂变质。双方为此损失由谁承担发生争议。
【问题】
哪一方应对上述损失承担责任?
案例10 因无法取得进口许可证导致合同未能履行案
【案情】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1999年4月7日在申请人提供的格式文本的基础上签订了VAIT／SHA／CR／9903／0011号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售5 000吨的优质冷轧卷板，单价242美元／吨，合同货款总额1 210 000
篇二：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兼评我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
陈治东 吴佳华 复旦大学法学院
【内容摘要】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当代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中,正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正确理解公约的精神及适用原则,直接关系到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由于公约本身规定的适用条件的灵活性以及有关国家于加入公约时所作的保留,更因为法律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不同理解,导致在国际贸易纠纷解决程序中适用公约的复杂性。本文以中国为视角,系统地分析在纠纷解决程序中适用该公约的基本问题,以求得对公约适用原则的正确理解。
【关键词】 销售合同公约 CISG公约 法律适用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规则
1980 年在联合国维也纳外交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以下简称CISG公约) ,是国际社会通过集体努力而在《国际货物买卖
[1]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的基础上达成的。
CISG公约无疑是在国际货物买
[2]卖合同制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公约。
尽管CISG公约并未解决与货物买卖合同有关的所有问题,
但它确实较好地协调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合同制度方面的差异,符合国际贸易对买卖合同制度的基本要求,
[3]故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和采纳。截至于2004 年8 月24 日,全世界总共有63 个国家参加了该公约
,
缔约国包括了大部分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贸易国家。
CISG公约第一章规定了适用的规则,其第1 条第1 款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
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a) 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b) 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从上述规定可知,适用CISG公约的情况分别为:
第一,根据a 项的规定,营业地分处于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销售合同适用公约。依据CISG公约第1 条第3 款之规定,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的因素是营业地。由于公约只考虑营业地这一因
[4]素,不涉及当事人的国籍、合同的缔约地、履行地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 避免了依照国际私法规则适用实
体法时必须考虑诸多存在不确定因素的连接点,大大简化了适用的条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如果营业地分处于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订立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未明确排除公约的适用,一旦发生纠纷,CISG公约就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适用。
如果当事人的营业地有几个营业地,分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这种情况,公约的第10 条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有1 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营业地,但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
[5]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则应不予考虑。
所以当事人的营业地的确定必须是在订立合同时明知为
条件。
第二,根据b 项的规定,要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第
一是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国家的法律。这里所谓的国际私法规则,应当认为是指对法院有约束力的国际私法规则,它可以是法院所在地国内法中的国际私法规则,也可以是对法院所属国有拘束力的统一国际私法规则(但互
[6]惠性的统一国际私法规则除外) 。
并且,其法律由国际私法导致适用的国家,既可以是某个外国,也可以是
法院所属国(即内国) 本身。其二,由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的国家必须是CISG公约的缔约国。
公约第1 条第1 款(b) 项的设立,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当初设立此项的目的在于扩
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使那些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也可能基于国际私法规则的指引适用
公约。
根据国际贸易法专家霍诺尔德的观点, (b) 项的设立使CISG公约替代了国内法的适用,而同
时也替代了外国国内法的适用。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立法不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立法结构体系都不完善,那么应该不对(b) 项做出保留,而应该更积极地适用CISG公约。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事立法十分先进和完善,那么适用CISG公约必然将排除了先进的国内法的适用,或许这未必对当事人有利。但是换个角度而言,它
[7]同样也排除了外国国内法的适用,这样也能避免因为外国国内法的不良而导致的判决或裁决不公。
因此,
(b) 项的设立是有其一定优势和必然性所在的。
但是无可否认是, (b) 项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增加了CISG公约适用的不确定性。
[8]如果说(a) 项是为公约的适用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私法标准的话
, ,那么(b) 项规定则使这
种标准趋于模糊和难以掌握。它将该公约的适用诉诸国际私法规则,这可能会造成麻烦复杂的情况;而且由于国际私法规则可能导致同一销售合同的不同部分受不同国家的法律支配,也可能导致仅仅适用该公约的某个部分,
[9]而这是与该公约作为统一法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据公约的这一个规定,非缔约国也应
[10]该适用公约的规定。
当然,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条约必须遵守是指加入条约的缔约国而言的,对于非缔约
国没有任何约束力, 而非缔约国也不必承担国际条约上的义务。
所以,作为妥协,CISG公约第95 条规定缔约国可以就此问题声明保留。包括中国、美国、德
[11]国、新加坡、加拿大等8 个国家在参加、批准CISG公约时声明对(b) 项予以保留
, 目的便是限制因国际
私法规则而导致公约适用于各该国公司与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
二、CISG公约在中国涉外贸易争议解决程序中的适用
我国于1980 年在联合国维也纳外交会议上签署了CISG公约,并于1986 年递交了核准书,
CISG公约于1988 年1 月1 日起对我国生效。自我国加入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以来,至今已有16 年,我国人民法院和涉外仲裁机构适用CISG公约解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争议也已有相当多的案例。然而,我国法律界对于CISG公约的适用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甚至颇多的误解。此外,根据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时所
[12]作的承诺,我国《对外贸易法》规定自2004 年7 月1 日起对外贸易经营权采取登记制
, 进出口业务几乎
成为每一个中国企业可从事的业务,无疑将扩大中国企业与CISG公约缔约国公司企业的贸易交往,并相应地增加贸易纠纷的可能性和适用CISG公约的可能性。这些因素使笔者感到,实有必要系统地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CISG公约在具体实践中的适用问题。为了讨论CISG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又必须扩大到对于以《民法通则》为基础的中国的法律适用规则的讨论。
(一) 当事人双方营业地所在国均属CISG公约缔约国的情形
1 当事人双方在货物买卖合同中未约定法律适用
如果中国公司与营业地位于CISG公约其他缔约国的当事人因货物买卖合同发生争议,根据
公约的第1 条第1 款(a) 项,由于双方当事人地营业地均处于缔约国境内,完全符合前述规定的适用条件,故审理案件的中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直接适用CISG公约。不过,即使在此情况下, 我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具体适用CISG公约解决此类当事人间的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仍然须注意若干例外情况。
(1) 缔约国声明保留的内容对CISG公约适用的影响
由于CISG公约是一项旨在调整两大法系为代表的货物买卖合同制度差异的统一实体法,为了使更多的国家接受公约,它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妥协,而这些妥协就表现在公约规定的保留上。
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1 条之规定,对保留国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之关系上照保留之范围修改保留所关涉之条约规定。允许缔约国对公约做出保留,其实质就是允许在确定适用公约的前提下,适用其他法律来解决保留内容所涉之争议。公约的保留规定肯定会对公约的适用产生影响。
[13]根据CISG公约的第92 条规定
, 缔约国可以对公约第二、三部分做出保留。公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涉及
到合同订立以及货物销售,是公约的实质性核心内容。如果A 国和B 国都是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分别对公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做出了保留,那么当营业地分别处于A、B 两国境内的货物买卖双方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后,若发生争议,实质上并不能完全适用CISG公约。
显然,如果对方缔约国针对公约的某一部分内容声明保留,那么相关部分的合同的争议就不
能适用公约,我国法院或仲裁机构有必要谨慎地查明有关缔约国在参加、接受、核准公约时所作的保留,以便准确地适用公约。
以我国为例,我国在参加公约时所做的保留之一便是关于合同形式的保留。依据CISG公约
第11 条之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当时中国之所以对此条声明保留,盖因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虽然1999 年10 月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规定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而且在《合同法》分则部分“买卖合同”一章并未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对CISG公约第11 条的保留并未随之声明撤回。如果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应适用CISG公约,那么仍应该考虑中国的这项保留,合同仍要以书面形式订立。
[14]
(2) 缔约国参加的其他国际协议对适用CISG公约的影响
在具体适用CISG公约解决我国公司业与CISG公约其他缔约国当事人的货物买卖合同争议
时,还应考虑CISG公约和缔约国所缔结的其他国际协议的关系。国际贸易的发展,要求各国加强建立在双边或多边协定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和交流关系。在处理CISG公约与其他相关国际协定的关系上,CISG公约尊重这些协定效力。为此,CISG公约第90 条明确规定,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并载有与属于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显而易见,倘若两个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同时参加了CISG公约和其他调整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国际协议,若两者就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后者应优先适用。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转发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我国和匈牙利虽然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
[15]但是由于彼此之间存在“交货共同条件”,所以仍然优先适用该交货条件。
(3) 关于国际惯例对适用CISG公约的影响
在论及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时,值得一提的是被广泛援引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
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项规定被视为我国司法机关及仲裁机构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国内法基础和法律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在援引此条款解决涉外案件的法律适用时,其一般认识是:人民法
[16]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时的法律适用顺序为国际条约、国内法、国际惯例。
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
既无我国的国内法又无我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且当事人明示表示接受国际惯例者,才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综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于国际惯例适用的一般理解,可归纳为:
第一,适用国际惯例的前提是国内法和我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无相关规定,即国际惯例的适用仅是补充性的; 第二,适用国际惯例必须由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约定,不能默示推定适用。
笔者认为,当涉及到CISG公约的适用时,无论是我国《民法通则》的此条规定还是人们对此
的一般理解,可能都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CISG公约的规定在多处涉及到国际惯例以及当事人间业已建立的交易习惯问题。CISG公
约第9 条明确指出:“(1) 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2) 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分析CISG公约第9 条规定可知:
首先,只要是双方当事人明确同意了的惯例,无论是具有国际性的还是仅通用于国际上某一
地区的惯例;也不考虑是一般的抑或特殊的惯例,当事人均受其约束。双方当事人所确定的习惯做法也具有同样
[17]的效力。
考虑到CISG公约第6 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 条的条件下,减损本
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显然,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符合
公约第12 条规定的条件下, “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此处所指的“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
力”,系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完全符合CISG公约第1 条第1 款(a) 项规定的适用公约的条件下,即营业地分处于CISG公约缔约国的两个当事人通过一般约定改变公约的任何规定,当事人也可以通过约定适用惯例而改变公约某一规定的效力。尽管CISG公约并未使用惯例“适用”等词语,而仅仅规定惯例“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再者“法律适用”一词的理解应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活动。然而,根据CISG公约第6 条之规定,当公约的规定与当事人之惯例存在不一致时,两者孰先孰后,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结合公约第6 条和第
9 条规定考察CISG公约与国际惯例的关系时,换言之,在货物买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并非是国际条约当然优先于国际惯例;恰恰相反,是当事人明示同意的国际惯例优先于国际条约。对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关于国际惯例适用条件的规定,它以国际条约和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作
为适用国际惯例的条件,无疑与CISG公约规定的精神不一致。因为,如果在符合适用CISG公约的条件下,我国的人民法院或仲裁庭理所当然应该适用该公约以处理相关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在具体适用CISG公约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时,必须遵照该公约的规定来处理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国际惯例(如国际商会的INCOTERMS 等等) 与公约的关系,而不是依据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来处理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关系或者国际惯例与国内法的关系。此时,适用国际惯例既非补充性质,也不以中国法律无规定为条件,而是效力优先于CISG公约,更不用说中国国内法的规定了。
其次,在符合CISG公约第9 条第2 款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即双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
知道;在国际贸易中广泛知道;同类交易的合同当事人经常遵守,默示选择的国际惯例亦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尽管在实践中要确定当事人曾经对于适用某项国际惯例存在默示的选择,有一系列的限制,也比较困难,但是至少按照CISG公约此项规定的精神可知,国际惯例的适用以及它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可以默示推定方式确定。由此可知,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必须以明示选择作为适用国际惯例的条件,也是与CISG公约的规定相悖的。 综上所述,即使当事人双方的营业地分别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境内,也未必一定全部适用《联
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仍要考虑缔约国的保留以及其他国际协议、当事人约定的国际惯例等诸多因素。
此文曾发表于《法学》2004 年第10 期
【注释】
[1]《国际货物买卖统一公约》(The UniformLaw on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简称ULIS) ;而《国际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The UniformLawof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简称ULF) ,两者由于普遍性不足,而没有得到广泛采用。
[2]德国学者马格努斯认为公约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统一私法公约,转引自徐国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国际统一适用》, 《外国法译评》1995 年第4 期。
[3] 资料来源:http :/ / www. uncitral . org ,访问日期:2004 年8 月24 日。
[4]公约第1 条第3 款规定:在确定本公约的适用时,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应不予考虑。
[5]公约第1 条第2 款。
[6]邵景春:《国际合同- 法律适用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6～217 页。
[7] John O. Honnold ,UniformLawfor International Sales under the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Deventer/ Netherlands , P. 82～83。
[8]John O. Honnold ,同上注,P. 81。
[9]邵景春:《国际合同- 法律适用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6 页。
[10]霍诺尔德认为,公约第1 条第1 款(b) 项对于非缔约国也是有拘束力的。参见John O. Honnold ,同前注,P. 82 ,原文如下: ..the same approach would be followed by the forum of any Contracting State , and should be followed by the for a of non - contracting States whos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oint to State A(contracting State) ,他用的词是should be ,也就是说是一种义务,必须适用。
[11]资料来源:http :/ / www. uncitral . org ,访问日期:2004 年8 月24 日。
[12] 2004 年4 月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04 年7 月1 日起施行,该法第8 条规定了对外贸易经营权的登记备案制。
[13]参见CISG公约第92 条:缔约国可在签字、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的约束或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的约束。而且按照上一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做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声明适用的部分所规定事项上, 不得视为本公约第1 条第1 款范围内的缔约国。
[14]关于我国《合同法》生效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形式的讨论,特别是如何处理《合同法》与我国参加公约时对合同形式所作的保留,参见陈治东:《也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 《法学》1999 年第7 期。
[15] 匈牙利在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资料来源:http :/ / www. uncitral . org ,访问日期:2004 年8 月24 日。该交货条件虽然是1987 年12 月10 日公布的,但至今并没有被废止或者有新的条件替换,故仍然是有效的。
[16]高万泉、丁晓燕:《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法学》2002 年第6 期。
[17] 张玉卿:《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 年版,第50 页。
【正文】
2 当事人双方在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
(1) 案例分析
合同订立的基础是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体现了交易双方对于自己权利义务承担的相同预测。
倘若营业地分处于CISG公约缔约国的当事人所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约定适用其中一个缔约国(例如中国) 的法律,则产生了究竟适用CISG公约还是适用该缔约国国内法的问题。笔者认为, 至少中国实践对此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一家营业地位于美国的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于1990 年12 月订立了FOB 条件的购销硅铁合同,购销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同订立后国际市场硅铁价格急剧上升,双方多次协商调整货价,美国买方亦按调高后的价格开出信用证,但中国卖方最终未交货。美国买方遂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起仲裁。
审理该案的仲裁庭认为,根据合同第14 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法律;此外,鉴于申请人的营业地美国和被申请人所在地中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依照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6 条规定,在适用中国法律的同时,亦应适用CISG
[18]公约的规定。
笔者认为,本案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营业地均位于CISG公约的两个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
法,中国法是否包括了中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 这是一个饶有争议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和实践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二元论”和“一元论”的分野。表现在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上,就产生
[19]了两种情况:其一是条约必须经转变才可以成为国内法;其二是条约无须转变就可以直接纳入国内法。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一元论”的国家,即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部
[20]分,我国《民法通则》就采取“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原则。
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教授也认为, 我国对于
[21]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倾向于直接纳入的方法”。
因为那些法条虽然规定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谁
先适用的问题,但是它也间接回答了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问题。
实际上,审理该案的仲裁庭正是基于“一元论”学说,认为在本案中没有必要讨论冲突规范的
[22]问题,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是CISG公约的缔约国。
然而,笔者认为该案仲裁庭关于并行适用CISG公约和中国法的做法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其
理由在于:
首先,中国参加CISG公约,表明在处理与营业地在其他缔约国当事人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关系方面,一般不适用中国法而适用CISG公约。基于“一元论”的学说,将CISG公约视为中国法之一部分,那么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只要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营业地均在CISG公约的缔约国,其必然的结论是仍然要适用CISG公约(涉及到合同效力、所有权等问题除外,后面的讨论均同) 。
其次,如果基于“二元论”学说来处理国际条约与中国法的关系,中国虽然参加了CISG公约,
篇三：国际贸易案例分析
2010经济、2010统计案例分析
●1、某货轮从天津新港驶往新加坡，在航行途中船舶货舱起火，大火蔓延到机舱，船长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往舱中灌水灭火。火虽被扑灭，但由于主机受损，无法继续航行，于是船长决定雇用拖轮将货船拖回新港修理，检修后重新驶往新加坡。事后调查，这次事件造成的损失有：(1)1000箱货被火烧毁；(2)600箱货由子灌水灭火受到损失，(3)主机和部分甲板被烧坏；(4)拖船费用；(5)额外增加的燃料和船长，船员工资。从上述各项损失的性质来看，哪些属单独海损?哪些属共同海损?
2、我按CIF条件向南美某国出口花生酥糖1000箱，投保一切险。由于货轮陈旧，航速太慢且沿线到处揽货，结果航行4个月才到达目的港。花生酥糖因受热时间过长而全部软化，难以销售。问这种货损保险公司是否负责赔偿?为什么?
答：否。根据CIF条款中的“除外责任”第4点规定：“被保险货物的自然损耗、本质缺陷，特性及市价跌落，运输延迟所引起的损失或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3、国外开来不可撤销信用证，证中规定最迟装运期为2000年12月31日，议付有效期为2001年1月15日。我方按证中规定的装运期完成装运，并取得签发日为2000年12月10 日的提单，当我方备齐议付单据于2001年1月4日向银行议付交单时，银行以我方单据已经过期为由拒付货款。问银行的拒付是否合理?为什么?
答：银行的拒付合理。因为《UCP600》规定，应于提单签发日期后21天之内到议付行交单议付，否则就成为过期提单。在本案中，我方于12月10装船完毕并取得当日提单，应不晚于2001年1月1日去议付行议付，但我方实际是于1月4日去议付行议付的，提单已经过期，因此银行有权利拒付货款。
4、我国某公司与新加坡一家公司以CIF新加坡的条件出口一批土产品，订约时，我国公司已知道该批货物要转销美国。该货物到新加坡后，立即转运美国。其后新加坡的买主凭美国商检机构签发的在美国检验的证明书，向我提出索赔。问，我国公司应如何对待美国的检验证书?为什么?
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8条第(3)项规定：“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早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根据上述规定，新加坡商人提交的美国检验证书应该是有效的。
●5、A国商人将从别国进口的初级产品转卖，向B国商人发盘，B国商人复电，接受发盘，同时要求提供产地证。两周后，A国商人收到B国商人开来的信用证，正准备按信用证规定发运货物，获商检机构通知，因该货非本国产品，不能签发产地证。经电请B国商人取消信用证中要求提供产地证的条款，遭到拒绝，于是引起争议。A国商人提出，其对提供产地证的要求从未表示同意，依法无此义务，而B国商人坚持A国商人有此义务。试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双方所在国均为缔约国)的规定，对此案做出裁决。
答：A商违约，应当负责赔偿。
(1)A国与B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由于双方对《公约》的适用未作排除和保留，本案应按《公约》规定办理；
(2)A商在收到B商对其发盘做出附加条件的接受时，未提任何异议，即接受有效，A商应负有提供产地证的义务；
(3)B商已根据其接受条件开立信用证，A商接受信用证后又未提出异议，并准备履行信用证的规定交货，后因商检机构不能出证，这与B商无关，构成A商违约。
●6、澳大利亚某商是与我来往多年的棉布商，某日寄来上衣一件，声称该上衣系我某出口合同项下所交染色棉布经其转销给某制衣厂制作成衣的样品，该上衣两袖的色泽有明显的不同，证明我所供货物品质有严重色差，不能使用。为此，要求将全部已缝制的成衣退回，并重新按合同规定的品质和数量交货。问我方应如何答复?并简述理由。
答：此案与我无关，应当拒绝赔偿。理由：
(1)该商已将我交付的棉布转销制衣商，构成了对我货物的接受。凡已接受货物，买方就丧失了退货和要求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2)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2条规定，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他就丧失了宣告合同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7、某国公司以CIF鹿特丹出口食品1000箱，即期信用证付款，货物装运后，凭已装船清洁提单和已投保一切险及战争险的保险单，向银行收妥货款，货到目的港后经进口人复验发现下列情况：(1)该批货物共有10个批号，抽查20箱，发现其中2个批号涉及200箱内含沙门氏细菌超过进口国的标准；(2)收货人只实收998箱，短少2箱。(3)有15箱货物外表情况良好，但箱内货物共短少60公斤。
试分析以上情况，进口人应分别向谁索赔，并说明理由是什么?
答：
第(1)种情况应向卖方索赔，因原装货物有内在缺陷。
第(2)种情况应向承运人索赔，因承运人签发清洁提单，在目的港应如数交足。
第(3)种情况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属保险单责任范围以内，但如进口人能举证原装数量不足，也可向卖方索赔。
●8、中国从阿根廷进口普通豆饼2万吨，交货期为8月底，拟转售欧洲。然而，4月份阿商原定的收购地点发生百年未见洪水，收购计划落空。阿商要求按不可抗力处理免除交货责任，问中方怎么办?
答：
(1)合同如无特殊约定，本合同应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阿均为《公约》缔约国)；
(2)依《公约》有关规定，阿方发生的事件不构成不可抗力，因为事件的后果不是不可克服的。豆饼属种类货，可以替代，合同不要求特定的产地，阿商应从其它地区或国家购买货物交货，尤其是从发生洪水到交货尚有4个月时间可供阿方购货，
(3)阿方如拒不履约，中方可在阿商交货时从国际市场上补进，然后向阿商索取差价和损害赔偿金。
●9、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影响履行合同，按惯例可免除一定的责任。1976年7月我国唐山发生地震，在此之前某外贸企业与日商订有三份煤炭出口合同，合同的商品名称分别为：“开滦煤”而且没有存货、“在某堆场存放的开滦煤”，“中国煤”。试就以上情况分别说明我如何向日方提出免责要求。
答：第一个合同，开滦煤矿区被毁，无煤可产，可要求解约免除全部交货义务；第二个合同，存放在某堆场的开滦煤，未受地震破坏，但交通受阻，可要求推迟交货时间，第三个合同，因未指定产地，应以其他产地的煤交付，原则上不能要求免责。
●10、我某出口公司于2月1日向美商报出某农产品，在发盘中除列明各项必要条件外，还表示；“Packing in sound-bags”。在发盘有效期内美商复电称：“Refer to your telex first accepted，packing in new bags”。我方收到上述复电后，即着手备货。数日后，该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猛跌，美商来电称：“我方对包装条件做了变更，你方未确认，合同并未成立。”而我出口公司则坚持合同已经成立，于是双方对此发生争执。你认为，此案应如何处理?试简述理由。
答：处理本案应从下述几点着眼，考虑具体措施：
(1)中、美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在该笔业务的来往电传中均未排除《公约》的适用。据此，双方当事人理应受《公约》中有关条款的约束；
(2)按《公约》第19条(2)款的规定，对发盘表示接受而对发盘内容做非实质性改变时，除发盘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如发盘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条件就以该项发盘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3)根据《公约》第19条(3)款的规定，包装的改变不属于实质性改变；
(4)合同应按“装入新袋”的条件成立，
(5)综上所述，美商复电已构成接受，合同成立。如美商拒不履约，我方自应按《公约》的有关规定向美商提赔。
●11、我出口企业对意大利某商发盘限10日复到有效。9日意商用电报通知我方接受该发盘，由于电报局传递延误，我方于11日上午才收到对方的接受通知。而我方在收到接受通知前已获悉市场价格已上涨。对此，我方应如何处理?
答：中国与意大利均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该案双方洽谈过程中，对《公约》的适用均未排除或做出任何保留，因此，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公约》约束。
按《公约》规定，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他书面文件表明，它是在传递正常能及时传送到发盘人的情况下寄发的，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效力，除非发盘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受盘人，他认为该发盘已经失效。据此，我方于11日收到意商的接受电报属因传递延误而造成的“逾期接受”。因此，如我方不能同意此项交易，应即复电通知对方；我方原发盘已经失效。如我方鉴于其他原因，愿按原发盘达成交易，订立合同，可回电确认，也可不予答复，予以默认。
●12、我某外贸企业与某国A商达成一项出口合同，付款条件为付款交单见票后45天付款。当汇票及所附单据通过托收行寄抵进口地代收行后，A商及时在汇票上履行了承兑手续。货抵目的港时，由于用货心切，A商出具信托收据向代收行借得单据，先行提货转售。汇票到期时，A商因经营不善，失去偿付能力。代收行以汇票付款人拒付为由通知托收行，并建议由我外贸企业径向A商索取货款。对此，你认为我外贸企业应如何处理？
答；代收行凭信托收据将单据借给进口人，未经委托人授权，到期进口人失去偿付能力应由代收行负责。因此，我出口企业不能接受代收行要我径向A商索取货款的建议，而应通过托收行责成代收行付款。
●13、我外贸E公司以FOB中国口岸价与香港W公司成交钢材一批，港商即转手以CFR釜山价售给韩国H公司。港商来证价格为FOB中国口岸，要求货运釜山，并在提单表明“Freight Prepaid”(运费预付)，试分析港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应如何处理?
答：港商是为了简化向韩商的交货手续或企图将运费转嫁给出口方。若运至釜山的运费由港商负担可以接受。具体做法可采取
（1）港商将运费汇交我公司。
（2）或在信用证内加列允许受益人超支运费条款；
（3）由港商将运费径付船公司，并从船公司得到确认后，我方照办。
14、我某公司与外商按CIF条件签订一笔大宗商品出口合同，合同规定装运期为8月份，但未规定具体开证日期。外商拖延开证，我方见装运期快到，从7月底开始，连续多次电催外商开证。8月5日，收到开证的（简电）通知，我方因怕耽误装运期，即按简电办理装运。8月28日，外商开来信用证正本，正本上对有关单据作了与合同不符的规定。我方审证时未予注意，交银行议付时，议付行也未发现，开证行即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货款，你以为我方应从此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答：我方应吸取的教训有：
(1)在出口合同中一般应明确规定买方开到信用证的期限，而在本合同中却未做出此项规定，欠周；
(2)装运期为8月份，而出口公司直到7月底才开始催证，为时过晚；
(3)8月5日收到简电通知后，即忙于装船，过于草率，
(4)以信用证付款的交易，即使合同中未规定开证期限，按惯例买方有义务不迟于装运期开始前一天将信用证送达卖方，而本案的信用证迟延至装运期开始后第28天才送达，显然违反惯例。我出口公司理应向外商提出异议，并保留以后提出索赔的权利，而我方对此却只字未提；
(5)收到信用证后理应认真地、逐字逐句加以审核，而我方工作竟如此疏忽大意。
●15、我某外贸公司受国内客户委托，以外贸公司自己的名义作为买方与外国一家公司(卖方)签订了一项进口某种商品的合同，支付条件为：“即期付款交单”（D／P at Sight)。在履行合同时，卖方未经买方同意就直接将货物连同全套单据都交给了国内的用户，但该国内用户在收到货物后遇到财务困难，无力支付货款。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卖方认为，我国外贸公司在该合同中是以自己名义作为买方签订合同的，我国外贸公司的身份是买方而不是国内用户的代理人，因此，根据买卖合同的支付条款，要求我国外贸公司支付货款。问：我国外贸公司是否有义务支付货款?理由是什么？
答：我外贸公司无付款义务。理由是：合同的支付条款是采用付款交单的方式付款。它要求卖方应按合同规定向买方交单，买方才有义务凭单付款。在上述案例中，由于卖方没有按合同规定向买方交单，而是向国内用户交了单据，所以，外贸公司作为买方就没有义务付款。
注：出于期末考试的原因，带“●”的题要求大家重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