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结课论文(15篇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状研究 姓名：xxx 学院：xxx 班级：xxx 学号：xxx 日期：xxxx年xx月xx日
摘要：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中国政治体制面临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同时，国家治理体系也在逐步走向现代化。本文就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及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的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一步阐明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转型 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 现状 发展问题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enough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further solved.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ill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Meanwhile,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is also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modern world. In this paper, there will hav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our system will be solved. And this paper also will further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Keywor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 modernlization of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current situation;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推动经济持续高效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优化政府治理。当代社会，中国正经历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变革也凸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
然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究竟如何？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呢？笔者将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一、 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现状
（一） 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的现实进程之中。所谓社会转型，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之后，这种变化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看，是指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在经典作家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三中形态：人的(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文 网:政治论文参考文献)依赖型社会、物的依赖型社会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都被看作是社会转型[2]。如前所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社会转型，就是指我国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和过渡。传统型社会，在这里主要是指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现代型社会，主要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现代型社会中也包含着“自由个性”的萌芽和因素，但作为第三种形态，它主要是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是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它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形态看，是从自然经济社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从政治形态看，是从各种以权威控制为特征的集权专制型社会向建立在个人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型社会转变；从社会关系看，是从各种以身份为特征的依赖性关系向以个人独立自由为基础的契约性社会关系转变。以上三条，用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来概括，就是现代性具有三个标志性特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我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过程。
（二）政治转型及其特点
政治转型是指从权威统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权威主义体制的危机与解体和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巩固。政治转型包括了从权威主义体制的危机产生到民主体制得到巩固的整个过渡过程。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其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威权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其中尤以官僚主义和最终向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转变的政治转型期。[3]中国政治转型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1、政治转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可以用三个基本数字来概括：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在30年的时间内，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这样的增长势头看起来还要保持下去。与此同时，旧的权威统治体制就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多元社会的形成，必然导致“发展不平衡的危机”。亨廷顿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权威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变主要集中在中上层经济发展的“转型带”中。结论似乎很明显。贫穷也可能是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扩展民主的障碍[4]。“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事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5]在民众的政治诉求和参与欲望越发强烈的情形下，传统威权体制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说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政治治理处于逆境状态中。[6]
2、民众政治文化变迁和民主意识提高的要求政治转型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大众媒介的普及，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民众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逐渐向民主的、参与的和平等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政治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如戴维.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提到的那样，当民众把权利委托给政府时，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一旦民众感觉自身的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或者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障时，民众就会更加感觉自己吃了亏，于是要求对政治的亲自参与欲望就更强。这是民众民主意识提高的表现。
3、政治转型是摆脱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加深的需要
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它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当一个政治体系出现合法性危机并不断加深时，就必然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说：“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因此，必须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找它的根源。合法性危机发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7]威权体制主要靠政绩来维持和提高其政治合法性，主要表现为政治系统为满足社会需要所提供的政治产品，包括政府运作的效率、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等方面。统治绩效对合法性的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利益”而发生的，而获得“利益”是把双刃剑，伴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意识也提高了。
4、是全民民主化浪潮影响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1970年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欧、东欧、拉美和东亚各国，民主成为一种世界性进程，也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已经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唯一合理的解释。除非能够说服民众放弃这样的观念，否则，不可能找到遏制和抗拒的办法。亨廷顿对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模式和策略及其后果的研究说明，
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是不可遏制和抗拒的。所以，对民主只能加以引导，规制民主行动，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做出修正。[8] 作为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政治无不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早期受前苏联模式影响，近些年莱受西方民主模式和“东亚模式”影响。
二、 当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其设计与运行的近60年间逐步发展与完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内部结构设置与其功能要求上不协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作为建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点，“功能先决条件“，有什么样的功能要求就应建构起相对应的结构。以美国为例，其国会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两院的委员会，包括常设委员会、非凡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三类，涉及外交、军事、财经等各个方面，其数量在1885年时只有60个左右，1990年时已发展到300个。而美国的行政部分，包括总统办事机构、政府各部、军事机构等仅有34个。因此，几乎提出的每个议案都可按其主题先提交给一个或几个有管辖权的委员会审议后再付诸表决。可见，这些委员会真正实现了与政府各部间的一一对应，从而无论是议案提出时的研究审核，还是审核通过后的实施监督都真正实现了国会的功能。
相对于中国，1997年经改革后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为：组成部门25个、直属机构17个、办事机构6个、部位归口治理的国家局机构19个、再加上直属事业单位9个，共77个之多。而从相应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来看，以第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仅设置了民族、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内务司法、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农业与农村共9个专门委员会，但就在此次人大会上共收到各种议案达830件之多。很显然，这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协调关系，全国人大也很难有效的对此进行审议与监督，也既无法实现其设置的功能要求。
第二、1979年中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下单位的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同级人民政府由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这意味着目前县级以下政府由直接选举产生。而与之相对应，目前县级以上政府的组成则由间接选举产生。这就产生了如何协调基层直接民主与高层间接民主之间的合法性程度问题。
就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而言，可以设想，按照制度设计的渐进性特点，将来某一天直接选举会逐步扩大到市、省一级，而当时中心行政机关仍由间接选举产生，由于合法性程度与直接选举的程度成正比，那么一旦中心与地方产生矛盾并激化，中心政府获取的支持将有少于地方政府的可能，甚至有被架空的危险。以前苏联1989年8·19事件为例，群众及士兵之所以关键时刻公然违反苏共中心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反而支持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虽然与当时其他国内外复杂因素有关，但苏联本身选举制度设计上的内在缺陷也难辞其咎。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应尽快采取各种措施完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问题，尤其在“是否代表”与“能否代表”两个方面。
第三，法律制度方面，应急待解决人民爱法、尊法与崇法的习惯。近些年，虽然中国在法制建设上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与目前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相比，仍显不够。以2001年1至11月为例，该期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15877件，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280件；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16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136件，其中重特大案件2146件；查办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嫌疑人1704人，同比上升39。2%。由此可见，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其普遍性，而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的自我规范的失效和法制的不健全。
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统治方法的分歧，并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
题。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倡导“人治”，这与其后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靠于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的思想是一致的[9]。可见，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有效的法制。但是，中国古代尽管选择了“人治”，但同时也有强大的道德文化作为自我约束的工具，即通过反思而熟悉自我、评价自我，如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等；经验证实这是自我道德建构建中重要的过程，“文化规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对那些试图转化为要求的愿望在数量和种类上构成某种外在的限制”，并且“文化规范代代相传，指导并调节着某一种愿望??”[10]。
针对与此，根据绝大多数国外的经验，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国家元首的宣誓制度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即宪法至上，而这恰恰是宪政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有利于带动其他国家机关共同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早日实现宪政蓝图。
第四，在民族制度方面，我们如何既要防止把民族间的差异“虚无化”，又不要走向的另一个极端“绝对化”，使中心与地方的关系达至动态平衡。经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分析比较，中国于1947年5月1日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意味着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但是作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各不相同。新中国的成立使以往民族问题中所存在的对抗因素基本消失，但因历史遗留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非凡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深化，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这些就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同时，我国在陆路边境地区居住着34个跨界民族，再加上最近几年各种泛民族主义思潮也影响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如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蒙古主义等，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一定要借鉴与吸取相关国家的经验教训正确合理的解决民族问题。
最后，在军事制度上，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班有中共党员，排建有党小组，在基层连队设立党支部，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委。而为了从职务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团以上单位设政委，营设政治教导员，连级设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练习后勤工作等。事实上，由于近代历史上军队在导致我国分裂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影响，因此当前党有指挥军队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就出现两种问题：其一，在机构设置上显得臃肿，机关编制上大下小，上粗下细，机构重叠，结构失调；其二，这样在从政治上保证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同时，也存在一旦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两者意见不和，甚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部队的作战效率，甚至胜败。同时，由于我国正全面进入国际体系，在与国际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军队“国家化”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官兵思维。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军队、政党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显然非常突出。
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现状及问题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我国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的角色，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来源??[11]因此，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
篇二：毛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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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说明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说明
作者： 蓝巧瑛
一、说明
1、注释和参考文献是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列出的注释和文献应当是作者亲自阅读或引用过的，不应简单转录他人文后的注释和文献。在写资料出处时一定要亲自核实，不要出现任何差错，以保证其真实可靠。
2、所引用的注释和文献，应是公开出版的刊物，内部刊物一般不引用。要注意引用最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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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正文中标注引用的参考文献时，以上标形式标注顺序号。
二、举例说明
1、著作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注意事项:
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集、文集、文选或全集在引注时：
（1）不用注明作者！但是当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时，就必须注明作者！
（2）必须注明卷或册，关于卷或册的标注方式必须与该著作标明的格式一致。
(3）出版地是指该出版社所在的城市而不是省份！
（4）必须引用最新版次！（5）有关引文所在页码标注在正文中，其格式为：“…，…，…。”[1]（P12）
[1]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杨天成,等.美学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1-232.
注意事项：
(1)作者必须是该著作的独著者、合著者、主编或主持编写的机构，如果二者都有的话，则只标注人，不须标注机构！
（2）当有三个以上作者或主编时，可参照[3]的格式进行标注！
（3）如果参考文献为某一专著、论文集、学术报告的特定部分或篇目，需要注明起止页码。
2、译著
[1]【美】R·M·加涅.杨天成译.中国改革道路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美】R·M·加涅.杨天成,等译.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美】R·M·加涅.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注意事项：
(1)外国作者的国籍应注明!
(2)译者可以不注明!
3、论文集或文献资料集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汇编（一）[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2-14.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汇编（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2-14.
[3]田克勤.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Z].全国邓小平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 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