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2．1国外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综述

2．1．1搭配研究

词语搭配在国外研究历史长、角度多，概念界定多，使得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
据冯奇（2006）^[10]，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关于搭配的看法是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Stoicism），认为词义随搭配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不是孤立存在的。据赵雪琴（2008）^[11](5-6)，19世纪中期Thomas Prendergast注意到孩童以词块形式学习语言，以及Palmer和其继承者Hornby在20世纪20年代对日本学生学英语熟语（phraseology）的研究，是对后来被称为搭配现象的早期研究。之后，词汇搭配研究趋于沉寂，20世纪50年代开始，Firth对搭配的研究使得搭配重新受到关注。
赵雪琴（2008）^[11](7)把国外搭配研究分为四个阶段：阶段1：搭配前研究阶段，20世纪20年代Palmer开始的对熟语的研究；阶段2：20世纪50年代以Firth为代表的对词汇组合中的搭配现象进行语义、语法、语用层面的研究；阶段3：80年代Sinclair的计算机统计法研究阶段；阶段4：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现象分析法。
Firth（1957）^[12]是最早将搭配（Collocation）正式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提出来的，被公认为词语搭配研究之父。总的说来，Firth认为“①collocation是指词与词的结伴使用；②collocation是一种意义方式；③习惯性词语搭配的各伙伴相互期待和相互预见；④类联接（colligation）是高于词语搭配的抽象。”[19]Firth十分强调上下文语境，他认为搭配也和语境有关，当一个词用于一种新的上下文时，这个词就有了新的含义(The use of the word ‘meaning’ is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ule that 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20]。语言有形式意义和情境意义，搭配属于形式意义层次。搭配可分为一般搭配、有限的专业搭配和个人搭配三类。搭配是一种结构上的抽象，不直接和词语的概念意义相关。搭配应该在意义的框架中考察。“Firth关于词语搭配的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但，Firth对这些重要观点都没有进行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他对词语搭配也没有进行严格的界定；他对一般搭配、专业搭配和个人搭配的分类也仅是提出了初步设想。”[21]
既Firth之后，新Firth学派对Firth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发挥和更深入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Halliday和Sinclair。
Halliday（1976：75）对词语搭配的界定如下：“‘词语学似乎只要求承认词项在某种显著的邻近范围内的线型共现，或者是在一定区域内，或者是在某个截断点内。正是这种组合关系，才是所说的搭配’。(‘Lexis seems to require the recognition of linear co-occurrence together with some measure of significant proximity, either a scale or at least a cutoff point. It is this syntagmatic relation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collocation.’)”[22]Sinclair（1966：415）对搭配的定义是：“我们可以用术语node指我们正在研究的搭配中的一项，我们把span定义为与node有关的处于它的两边的一些词汇项。在这个环境内的词项称为搭配项(collocate)。We may use the term node to refer to an item whose collocations we are studying, and we may define a span as the number of lexical items on each side of a node that we consider relevant to that node. Items in the environment set by the span we will call collocates)。”[23]Sinclair（1991）^[13]在《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一书中提出节点词、跨距、搭配词等一整套概念，Sinclair（1991）^[13](170)认为搭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在在文本中短距离内的共现(Collocation is the occurrence of two or more words within a short space of each other in a text.)。可见，二人都认为搭配是共现，搭配研究必须基于语料库证据，要进行统计测量。
卫乃兴（2003）^[14]认为，继新Firth学派之后，还有米切尔等人提出的综合法，Halliday和Hasan的篇章衔接概念，博林杰等人的惯例化搭配研究。“在米切尔等人的综合法里，搭配是词根与词根的组合关系体现，句法限制等是必要的界定标准，研究基于直觉。”[24]Halliday和Hasan（1976）^{[15](258-259)}把搭配延伸到语篇层面，认为相互搭配的词汇项目会产生衔接力。“博林杰等人的研究则侧重于搭配的因循性”[25]。
关于搭配的界定存在争议，但搭配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均得到广泛认同，据卫乃兴（2002）^[2](26-35)的梳理，可列表如下：
 
表2.1：语言教学领域对搭配的认识

人物	主张
Halliday（1976）	介绍词项及其习惯性语境
McCarthy（1984）	注重词项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Alexander（1984）	中高级学习者在学习英语中的重点是三个“C”： collocation、context和connotation[26]。
Bahns（1993）	用对比方法进行词语搭配学习
Bolinger（1976）/Nattinger（1988）	语言预制件
Pawley & Syder（1983）	词语化句干

注：此表是根据卫乃兴的梳理总结出来的，原文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表。
 
此外，“帕默（1938）说过：外国学生学习英语的难点不在于词的意义，而在于词的语法结构、构词及搭配。M. Sugiura认为从数量上讲，学习者的外语词汇搭配知识远比母语使用者的搭配知识少。从质量上说，他们常常用那有限的几个表达方式。”[27]Howarth（1998）^[16]认为搭配能力是构成本族语能力的重要部分，是考察二语学习者水平一个的重要指标。

2．1．2语义韵研究

语义韵是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在研究中被发现的一种特殊的搭配现象。“韵律最初是由Firth所提出来的（Palmer：1968：60），用来概括语音研究中切分成分（segmental elements）在语流中具有超切分特征这一具体的音韵现象。”[28]Louw（1993）^[17]最早使用了语义韵律这一术语。他发现和诗歌有韵律一样，词语间也存在语义韵律。搭配词常显现积极或消极的语义内涵，如utterly常与含有消极的语义内涵的词搭配。另外，语义韵律与语法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如“build up”作为及物动词时, 其语义韵律是积极的，如build up confidence，作为不及物动词时，其韵律是消极的，如Resistance builds up。Alan Partington（1996：68）将语义韵定义为“超越单个词语界限的联想意义的扩展”[29]。Partington（2004）^[18]考察了“发生类”词语（happen-like）的搭配情况，如happen、occur、come about、take place等，发现其有强烈的消极语义韵。Hoey（2003）^[19]把这一现象称为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或者语义联想（semantic association）。Sinclair（1991）^[13](70-75)在研究set in的搭配情况时注意到，和set in搭配的主语通常是生活中不受欢迎的或令人不愉快的事物，如rot、decay、malaise、despair、bitterness等。Stubbs（1995）^[20]认为语义韵律不仅指词语与表示积极或消极意义的词群组合，而且也和语义集合搭配。他把语义韵大体上分为消极语义韵，积极语义韵和中性语义韵三类。消极语义韵指词项吸引的词语大都具有强烈的消极语义特点，整个语境中弥漫着一股消极氛围；积极语义韵正好相反，整个语境中弥漫着一股积极氛围；中性语义韵中搭配的词项既不积极，也不消极。
也有学者对“语义韵”概念提出不同意见，如Sam Whitsitt（2005）^[21]认为Louw的语义韵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不是那么令人信服。Susan Hunston（2007）^[22]倾向于使用“语义选择（semantic preference）”或“态度选择（attitudinal preference）”，表示频繁共现词项的一种特殊意义的表达。Partington（2004）^[18]对“语义选择”和“语义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语义韵是语义选择的次范畴，用来表达说话者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语义选择和搭配非常相近，指词项间共现的一种现象，并不限于两个词语间，语义韵有时限于两个词语间，有时范围又有扩展。

2．2国内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综述

2．2．1国内语料库语言学界词语搭配研究综述

词语搭配是中文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句法分析的重要环节。语料库语言学界出于中文信息处理、自动句法分析的需要，十分重视对词语搭配自动提取的研究。由于动词在句法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因此对动词与动词搭配给予了较高关注。
对于搭配的自动抽取研究，重在探讨如何有效获取汉语搭配，包括用统计指标测量搭配抽取率和召回率，研究文本大多为汉语。一开始是个别词语的宽泛研究。如孙茂松、黄昌宁、方捷（1997）^[23]提出了强度、离散度、尖峰三项统计指标，并构造了相应的搭配算法，对“能力”一词的搭配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实验结果显示就该词而言算法自动发现搭配的准确率约为33.94％。后来是针对某一类搭配进行专门研究，这其中又以动宾搭配为多。王素格、杨军玲、张武（2006）^[24]对V+V和V+N型动宾搭配的研究，程月（2007）^[25]基于清华汉语树库（TCT973）对高频动宾搭配的统计。由丽萍、王素格（2005）^[26]对动宾、动补、连谓、并列四种类型的搭配规则的归纳和词语位置特征的探讨。王霞（2005）^[27]对只带一个体词性宾语的动词和在句子中位于其后的体词之间构成的述宾关系的自动提取。以及白妙青、郑家恒（2004）^[28]对动宾、动补、连谓、并列、主谓、状中、定中的搭配提取。方法都是归纳搭配自动规则，结合统计模型，计算抽取正确率和召回率。
虽然自动抽取和本文研究目标无关，但其对于动词跨距的选定和各种统计量的优劣比较探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第三章时将详细说明。

2．2．2国内语料库语言学界语义韵研究综述

国内语料库语言学界对语义韵的研究主要是引进介绍西方理论，对语义韵的含义、分类、研究方法、重要意义、成果应用进行介绍，如张北镇、周江林（2008）^[29]，王泽鹏、张燕春（2005）^[30]，纪玉华、吴建平（2000）^[31]，潘璠、冯跃进（2003）^[3]，卫乃兴（2002）^[2]。也有对语义韵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如程雨楠（2007）^[32]对语义韵及其态度意义进行了考察，陈水池、罗孝智（2004）^[33]对英语词语搭配选择性限制中的语义韵的探讨。卫乃兴（2002）^[34]对英语专业文本语义韵的探讨。还有王吉良（2006）^[35]探讨语义韵律研究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2．2．3国内汉语学界词语搭配研究综述

汉语学界历来对搭配十分重视。早在19世纪，马建忠（1983：11）在《马氏文通》中就提到“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程庶有定准，故以论句读终焉。”[30]这里的“联字”实际上就是指搭配，强调了搭配有一定的界定标准。林杏光先生（1994）^[36]就认为，“在言语组装的整个链条上，词语搭配是重要的一环”[31]，汉语的词汇搭配又“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32]。
学者对汉语搭配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张志公先生就指出：“语义问题和组合的法则问题特别复杂。所谓组合的法则，包含着进行组合的词的语义搭配问题，这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十分麻烦的，因为，既有比较客观的、在各种语言中或多或少带有共同性的因素，例如，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能不能那样搭配，逻辑事理上容许不容许那样搭配，又有特定语言社会中比较独特的因素……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组合法则中没有，或极少词形变化的约束，因而语义搭配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实际上也的确格外复杂，因为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长，使用的地域广，人口多，纵横交错，纷繁万状。”[33]因此，对于搭配的性质问题历来是学术讨论的焦点。
刑公畹先生1978年发表《语词搭配问题是不是语法问题？》^[37]引发了关于搭配的讨论。刑先生认为当谈到搭配的“类”时，就是语法问题。林杏光先生（1990）^[38]在《搭配搭配的性质与研究》中归纳了当时的6种观点：语法说、非语法说、阶段语法说、词义和习惯说、逻辑说和综合说。语法说认为词语搭配不当是语法问题，如常举的例子“我喝饭”，是动宾搭配不当；非语法说认为搭配不当，如“我喝饭”是修辞问题，语法只管虚词的用法，不管实词；阶段语法说认为如果是类型性的搭配就是语法问题，刑公畹先生（1978）^[37]就持此观点；词义和习惯说认为搭配的性质是词义和习惯；逻辑说认为搭配的性质是逻辑问题；综合说认为搭配属于逻辑、语法、词汇等综合性问题。
经过探讨，学界普遍认为搭配不是单纯的语法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搭配不当现象的解释上。有些搭配不当符合语法，却不符合语义逻辑，如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语法不是逻辑，虽然实际上离不开逻辑。例如‘学习有态度与方法之分’，句子的结构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事理上讲不通，就是不合逻辑（等于说‘写字有笔和纸之分’）”[34]。由此有学者（常敬宇，1990^[39]）认为，搭配属于语义系统，“我喝饭”是因为词语的语义不能搭配，“喝”的受事宾语应该是液体性饮料，“饭”一般指“干饭”（不包括“稀饭、饭汤”之类），是固体。一切搭配问题都是语义——逻辑问题。对此，宋玉柱先生（1991）^[40]认为用“语义——逻辑事理问题”概括一切词语搭配现象是片面的。符合语法却不符合语义的事例涉及词语组合中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二者是两个范畴的不同性质的概念。语法结构是具体语言的抽象规则，符合语法却不符合语义的句子是就其内容而言的，如“一个骆驼掉在茶杯里淹死了”[35]，其内容是荒谬的，但形式和意义是正确的。只要形式可接受，意义是清楚的（非歧义），就应该承认其正确性，至于内容是否真实，与意义无关。而林杏光先生（1990）^[38]认为搭配属于词汇·语法范畴，或者说语义·语法范畴，既受词性制约，也受词义制约。后来（1994^[36]，1995^[41]）又认为搭配属于语义系统。他认为搭配有两种类型，一是纯属习惯性的，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一是属于事理性的，有道理可讲。大部分搭配属于事理性的，决定着词语搭配的本质。事理性的词语搭配属于语义系统，不是认知和逻辑系统。认知和逻辑系统具有普遍性，搭配具有民族性，语义系统有鲜明的民族性，搭配属于语义系统。
笔者认为，宋玉柱先生（1990）^[42]对搭配的归类和定性比较正确，语法选择上的搭配属于语法问题，约定俗成的搭配从本质上来讲不属于语法问题，事理上的搭配纯然是事理逻辑问题。以往之所以讨论很久还没得到完全解决，是因为有些搭配到底属于词汇还是语法上的选择确实很难分清，把这类搭配归入约定俗成的搭配类可以使问题得到比较明朗的解决。
学界还指出了词语搭配的描写方法和研究方向。对于描写方法，林杏光先生（1994）^[36]总结为两种：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理论指导下的二层级描写方法，其成果便于计算机应用；在传统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成分搭配描写方法，其成果便于教学应用。对于研究方向，林杏光先生（1990）^[38]认为，汉语实词有很强的个性，应逐词具体描写。同词性的实词，义项不同搭配情况也不同，应一个义项设置一个搭配框架。描写各义项搭配的次序是：注音、表明词性、描写搭配规律。

2．2．4国内应用语言学界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综述

2．2．4．1国内外语教学界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综述
近年来词汇知识深度是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词汇知识深度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成效，对教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搭配属于词汇的深度理解问题，是词汇的灵活运用。而据桂诗春、杨惠中（2003）^[43]《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第48页表4.2所列cc1至cc6的搭配失误频数及比例可以看出，搭配错误在二语学习者所犯错误中占的比例很高。因此，二语学习者的搭配偏误也受到广泛关注。
通过检索外语界有关搭配的文献，可按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学生习作或问卷获取典型搭配偏误，另一类是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
列举学生习作或问卷获取偏误类文章认为中国学生的英语搭配偏误主要表现在：动词语法搭配和语义搭配错误：动－介，动－名，动－副；名词搭配偏误：名－形，名－介，名－动；形容词搭配偏误：形－名，形－副，形－介。其中，动－名搭配偏误数量比较多。原因主要在于：母语影响，英语与汉语存在语义特征和语法规则的差异，拿汉语的表达习惯直接去套英语；过度概括，大学生倾向于泛化已学过的语言知识，用已知的语言规则去套用未接触的语言。这两点是达成共识的。另外，还有文化习惯差异的干扰（孟婧、李莉，2005^[44]；司云伟，2003^[45]），有些习惯性搭配和语义语法没有直接的关系，受中西方价值取向、文化差异的影响，学生常常把汉语的习惯用法用于英语。学生采用回避策略，回避那些较为陌生或更为困难的搭配（刘艳娜，2005^[46]；郭红，2003^[47]）。教师以语法教学为中心对搭配训练的忽视（郭红，2003^[47]）。提出的教学建议主要有：增加真实语言输入，广泛阅读真实的英语材料，有意识地记忆其中的搭配，培养语感；词汇教学中引导学生将搭配整体以块的方式学习，注重同义词间的搭配区别。
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类文章大都基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OLEC)，用错误赋码检索，或KWIC检索，对比英语语料库BNC，Cobuild，LOB，Brown等。发现VERB+NOUN的搭配型式错误最多（李文中，2005^[48]；张军、李文中，2004^[49]）。有个别词语的搭配偏误描写，如do，make，take，with，health，effect，advance，concern，there be，result，different，same，possible等。还有搭配型式研究，这其中以动－名搭配研究为最多（邓文英，2005^[50]；崇兴甲，2006^[51]）。结果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词语搭配类型偏少，语义范围狭窄。典型词语搭配的使用频率偏低。口语体词语使用频繁。语义韵不和谐。学生英语中的搭配行为和本族语语料库中的语义韵发生冲突，学生缺乏语义韵知识。主要原因在于思维模式差异，对常用词深度知识掌握不够，搭配的标记性差异等。对教学的建议主要有：重视语言功能讲授，搭配和类联接作为预制块学习，培养语感，英汉对比，重视常用的词语搭配学习，减少迁移的发生，在语言教学中引入索引工具，提供优质充足的输入材料等。
2．2．4．2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综述
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靠意合手段搭配，许多词搭配范围都十分广泛。外国人学习汉语，往往难于掌握汉语的词语搭配规律，因此搭配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显得特别重要。
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刚刚起步。方艳（2002）^[52]举了一些偏误例子：动词“吃”的宾语搭配，“损坏、损害”、“表示、表现”近义词搭配的辨析，“从……那儿”、“对……来说”涉及语义、语用平面的搭配，关联词“不管、因为……所以”的搭配。认为教师可以把结合比较紧密的词语组成板块直接教给学生，教授时注意汉语的某词与学习者母语中对应词在意义用法上的不同，将母语迁移减小到最低范围，开展近义词对比。齐春红（2005）^[53]针对一般搭配、修辞性搭配、专业性搭配和惯例化搭配分别举例，提出教学建议。
除以上单纯列举偏误的2篇外，还有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本体搭配研究，与前文汉语学界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如个别词语搭配描写（“有点”，田宏梅，2006a^[54]，2006b^[55]；“持续、陆续、连续、继续”，杨岩勇，2007^[56]），227个关联词搭配调查（张文贤、邱立坤，2007^[57]）。采用的语料库有厦门大学卢伟教授的中文语料库，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标记语料库4.0版(ASC)，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与富士通和人民日报联合研制的《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1998年1月份的数据，简称PFR语料库）。其中，杨岩勇（2007）^[56]还提取留学生“～续”的偏误语料进行了分析。此外，王泽鹏（2007）^[58]探讨了汉语消极修辞的语义韵律特征，语义韵在词典编纂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2．3国内外研究综述

搭配的成体系研究是从国外开始的。前文提到，国外搭配研究角度多、概念界定多，但是“有一个概念是所有研究者们都赞同的，那就是‘搭配是词与词的同现（co-occurrence）。’有两个特点是公认的：‘词语是词的同现；搭配主要指横向组合（syntagmatic），而非纵向聚合（paradigmatic）。”[36]前文提到的赵雪琴（2008）^[11]对国外搭配研究四阶段的划分，说明国外搭配研究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已逐步走向成熟。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从熟语到各种词汇组合，从语义到到语法、语用；深度不断加强，从单纯语言分析到深层认知现象分析。成果应用从纯本体到教学和词典编纂。可以说对搭配这种复杂现象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取得突出成果。这其中被公认为词语搭配研究之父的Firth功不可没。Firth对搭配的界定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如结伴表明词义不是孤立的，搭配的词语间经常习惯性地一起共现，成为衡量搭配的最基本的界定标准。这种组合轴上的现象，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聚合轴上的现象。聚合轴表明一种可能性，组合轴表明词语搭配的现实性，是已经在组合中出现了的。意义是在结伴使用中表现出来的，限于组合层面。搭配词语间的语义是相互限定的。类联接是一种语法范畴的组合关系，高于具体词语搭配层面。
国外搭配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词汇和语法的一体性，传统语言研究通常将词汇和语法割裂，词汇和语法不可分观点是对传统语言学观点的挑战。国外语料库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使得作为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中心内容的搭配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语义韵现象的发现，给搭配研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借助计算机对个别词语进行专门化的搭配描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语义韵”和“语义选择”的细微区分，使得语义韵研究走向深入，从而加深了对词语搭配复杂性的了解。对搭配理论上的进一步认识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坚实基础。不足之处在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对搭配的界定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导致搭配现象愈显得复杂，使得后续研究陷入在界定的泥潭中，也给语言教学带来一定阻碍，不过，这似乎本身就说明了搭配现象之复杂程度。
国内汉语学界的搭配研究在传统框架内进行，对搭配是不是语法问题的探讨使得有些难以解释的搭配现象和语法纠缠不清的局面得到了改善。搭配不单纯是语法问题，涉及语法、语义、语用多个层面。搭配的约定俗成的特点，和文化习俗、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约定俗成的搭配从本质上来讲不属于语法问题，而事理上的搭配纯然是事理逻辑问题。而张寿康先生（1983）^[41]提出的搭配是词的磁体构造的观点，进入句子后的词像一块磁铁，把受其搭配的“左邻右舍”吸引在其周围。这个观点和后来发现的“语义韵”概念十分相似，那种弥漫在整个语境的语义氛围不就是搭配词受节点词的吸引所致吗？只不过这些搭配词在语义上有共同特点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张寿康先生在搭配研究领域的前瞻性。汉语学界采用卡片辑录方法选取语料，人工摘录例句，配合调查表，工作量繁巨，编纂出版了多部搭配词典[37]，这种学术精神是后来研究者的榜样。
国内词语搭配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多个角度研究搭配。语料库语言学界的搭配自动抽取，外语界中国英语学习者搭配偏误研究，对外汉语界外国留学生搭配偏误研究，汉语学界搭配本体研究，角度很多。多角度分析为认识搭配，尤其是汉语搭配复杂性的认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可以看到，领域间交流不强，缺少互动。国内学者提到搭配和语义韵时，要么直接引用国外观点，要么略加梳理，没有自己的认识。这其中上海交通大学的卫乃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专著《词语搭配的界定和研究体系》^[2]梳理了语言学领域和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对搭配进行界定和分类，对专业英语文本的搭配和语义韵特点进行描述，建立了一整套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卫乃兴研究的是英语文本，可直接利用国外研究成果。对汉语的研究国外成果只能借鉴。基于汉语自身特点，探讨汉语搭配现象，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2．4本章小结

本章对国内外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词语搭配研究在国外发展得很快，从传统的定性研究到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对英语搭配现象进行了诸多探讨，出版了很多搭配词典，特别是基于语料库技术的搭配词典。国内外语学界运用国外研究成果，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搭配偏误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对搭配错误原因和教学建议的探讨，值得对外汉语教学界认真借鉴。汉语和英语的巨大差异，国外研究成果不能直接运用于汉语研究，基于汉语自身特点的搭配研究任重道远。基于语料库技术，再借鉴汉语学界本体研究成果，对复杂的汉语搭配现象进行客观描述，再充实理论，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留学生汉语搭配特点的调查才刚刚开始，虽然已有一整套研究方法可供借鉴，但囿于学习者语料库的限制，对个别词语的搭配描述缺乏充足的语料证据。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可以很好地解决以往较为头疼的同义词辨析问题，研究意义重大。所以，加强学习者语料库的建设是较为棘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