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关键词] 社会风险；社会危机；风险控制；和谐社会
[摘 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逐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
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
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着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金融风险指数递增，金融风险转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1．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
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部分地方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大肆掠夺自然，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样，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是：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1](PP124-126)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2](P3)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2．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是密切相关的。按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并进入风险社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 [3](P2) 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4](P4)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5](PP194-195)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①]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集权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诚信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利益裂变的压力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确实获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并且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 [6](P1)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 [7](P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社会风险的增加是同时并存的。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世界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8](P2-3) 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相互依赖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②]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和风险生成机制也使中国会遭遇更多的社会风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会自然增大。
二、控制中国社会风险的基本对策
面对社会风险，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控制和化解呢？前面我们谈
篇二：论文：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论文：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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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一直积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从中取得了不少收益，包括引进外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扩大进出口贸易、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等诸多方面;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同时，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在逐渐增加。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人民的经济和生活，且其余波至今仍未散尽。受危机影响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各种社会风险涌动不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社会己经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同时，必须做好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特点，也是中国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典型特点是两个转变的同步进行，即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在社会结构上也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社会转型2。目前，中国正处于两个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因素大量滋生并趋于活跃。能否快速有效的识别、分析、预警和化解这类风险因素是影响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顺利平稳进展的重要问题。
因此，社会风险预警问题是关乎我国能否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否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问题;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刻不容缓。
在加快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认清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找到风险形成的根源所在，在风险爆发之前，及时调整相关政策，降低或消除社会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风险预警研究，发现我国在社会风险预警方面的不足，为我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构建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人类社会的社会预警活动，先后出现过四种形式，依次为神灵性预警，即用建立在宗教迷信基础上的占卜的方法来预警未来;经验性预警，即利用多次重复发生的事件或现象，以简单的盲目比附来预警未来;哲理性预警，即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用逻辑推断的方法预警未来;实证性预警，即为一种以哲理性预警理论为依据，以现在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证为基础的预警方法3。上世纪60一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鲍尔(raymandbauer)出版了《社会指标》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启发了人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风险预警问题的灵感。
2.1国外研究现状
早期，西方学者对风险指标体系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以监测经济的运行，如美国的“富兰德指数”、“哈佛景气动向指数”，1986年西方七国建立的“经济指标相互检钡(”体系等等。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预警研究逐渐深入到了整个社会领域，提出了一些社会不安评估指标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项研究成果有:1961年，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提出社会动荡发生的三大经验指标:都市化程度的增长;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
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
1976年，艾茨(estes)和摩根(morgan)提出了衡量一国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通过标准的统计报告程序所反映的一国个人需求的水平;为满足一国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一个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一国社会内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5。
1984年，艾茨(estes)又提出了确定一国社会具有不稳定性的六个评估指标: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少;政治上不稳定;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6。
1989年，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国家危机程度指数”。包括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等10个方面的指标下。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预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展。1995年，全球性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讨论主要议题是加强社会融合、减少贫困和扩大就业，表明各国对社会稳定和预警机制协调一致的关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风险加剧、现代社会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的危险性并未消除，这些都促使建立综合性的甚至全球
。
一方面，又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分析中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风险现实，结合已有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2)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己有的社会风险预警的基本概念、前提假设出发，运用逻辑推理的手段，进行归纳与演绎，得出具有一些必然性的结论;另一方面，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预警指标分值的设定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并设计了社会风险预警的线性计算模型。
(3)指标法指标法是通过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数量关系来揭示社会发展各要素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发现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量化手段’6。本文选取了六个方面的30个指标构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此来监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求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
.4主要创新与不足(1)论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第一，论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性。关于中国社会风险预警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虽已有一定的成果，但是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和构建的理论尚比较少。本文研究了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框架中风险识别、指标体系、预警模型和应对策略四个方面的内容，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框架。
第二，论文归纳提炼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分值的确定和权重的设置做出了尝试。首先，本文从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主要从收入、通货膨胀、失业、贫富差距、腐败和社会安全6个方面选取了30个指标构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其次，本文给出了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分值设定的标准;再次，本文在对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研究的基础上，设置了各指标的权重。
第三，论文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分析，揭示了预警机制构建过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并主要从加强全社会风险预警意识建设、建立社会风险信息管理系统、成立社会风险预警专家组、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设立独
立的应急管理常设机构、建立和完善社会风险预警的法律体系、加强大众传媒在社会风险预警中的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国际合作八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可操作价值和一定实践意义。
(2)论文主要的不足之处。本文未能设计计量模型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对于各指标之间相关性分析是一个巨大的计量工程，限于本人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工具，未能完成指标间相关性的检验。
本文对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设定，只是依靠定性的分析和本人的主观意见，由于受到德尔菲法运用条件的限制，本文未能结合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定量分析。以上不足，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2.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概述
2.1社会风险预警的内涵
要弄清楚社会风险预警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不妨从单独分析社会风险和预警两个概念来入手，然后再来整合分析社会风险预警这个概念。
对于社会风险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冯必扬教授参考风险的定义，按照附性法直接推理的理论，把社会风险定义为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宋林飞教授在研究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过程中，将社会风险定义为那些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与后果’8。学术界对于社会风险的定义是服从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也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社会风险，所以对于社会风险的定义并无对错之分。社会风险在很多情形下，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社会风险则应为包括由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决策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引发的风险在内的所有风险。而狭义的社会风险，即由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是与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济风险和决策风险相并列的”。笔者认为本文在探讨我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构建的过程中，需要研究的社会风险不应为狭义上的社会风险，而应为广义的社会风险。因为无论是官员腐败、党派斗争等政治因素，还是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等经济因素，亦或是贫富差距、公共安全等社会因素所引发的风险都应为一个国家所要防范的，为了避免这些风险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损失，都应做好其预警工作。
对于预警这一概念的含义，所谓“预”，为“事前、事先”之意，就是判断事态的发展形势，在时间上做出超前的活动;所谓“警”，为“提醒、告诫”之意，含有防范、规避的意味。可见预警一词应有“事先提醒，事前防范”之意。目前对预警的研究，包括经济、粮食安全估计、环境检测、医疗、气候气象预测预报和地质工程等多个领域。
顾名思义，社会风险预警就是对那些会给社会带来损失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预测和报警，其实质为依据对可能导致社会稳定性问题因素的评判，按照社会系统整合关系的模型分析，对当前和未来社会稳定性的质量和后果进行评价、预测和报警。
2.2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程度的提
2.2.1社会风险预警的哲学基础
辨证唯物主义指出:任何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存在都非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演化等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这是社会风险预警的一大哲学基础。通常认为，一国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风险的大小，与其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的科学性以及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等息、，息相关。这就告诉我们，社会风险的产生、孕育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并不是神秘不可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的，这是人们认识、预警和处置社会风险的理论前提20。社会风险的产生、孕育及其发生作用引发社会危机或者社会动乱的过程是具有可征兆性的，这种征兆就表现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警兆和警情，通过对警兆和警情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警源的所在，进而对当前社会的运行作出相应的调整，排除警情，保持社会的稳定。 社会风险预警的另一哲学基础为作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即在事物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转化为质变，然后在新的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一轮的量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2‘。社会风险的发生进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过程，恰似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对于一国社会中所蕴藏的社会风险不去发现、不去管理，任其发展的话，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而且必有矛盾爆发的一天，这便会导致社会危机、社会动荡。所以，如果希望从根本上避免社会风险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的出现，那么就应从控制社会风险累积这一量变的过程入手，对风险实施监控、预警，并及时排除风险源。
2.2.2社会风险预警的社会物理学基础
社会风险预警的社会物理学基础为“社会燃烧理论”。一般来说，燃烧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缺一不可。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的失稳和动荡，与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比:(1)引起社会动荡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办调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导致社会动乱中的“燃烧物质”;(2)一些媒体的误导、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播、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社会心理的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公共突发性事件，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22。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间利益分化和冲突，以及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的作用，都在加速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因素的累积。在加快推进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类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在不断暴露，比如社会分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等。如果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及时发现，敏感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妥当的处理，在某些社会舆论的错误引导或恶意夸大之下，这些危机因素不断累积，当这些危机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一个或几个“导火线”的激活下，就会爆发一系列的公共危机和社会骚乱，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构建一套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一国社会风险的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的监测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当前社会安全运行的稳定性程度作出判断，找出形成社会风险的根源所在，为政府部门调整政策、制定决策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提供参考依据。
2.3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
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防控和化解潜在社会风险一个体系，其整体框架构成应该包括社会风险识别、社会风险度量、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社会风险预警模型以及社会风险预警应对策略。只有这一整套完善的社会风险识别、反映、度量和处理机制才能保证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顺利运行。
2.3.1社会风险的识别
社会风险的识别是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的基础，没有对社会风险的识别，没有找出社会运行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就没有了预警的对象，那么社会风险预警无从谈起。对于中国社会风险识别的研究主要是要回答，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面临哪些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应该如何分类，又有哪些社会指标可以反映这些社会风险2，。对于社会风险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从历史的角度，按不同的社会形态将风险划分为三类:一是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地震、咫风、传染病等外部风险，这类风险通常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二是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这类风险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三是后工业社会时期的风险，也称现代风险，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化学和基因风险等，这类风险是人口膨胀和科技进步的产物2‘。
社会风险因素来源于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自然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蕴藏着危及社会稳定运行的风险因素。自然领域中主要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政治领域中主要是部分民族分裂分子和政府反对派的存在，以及腐败问题所产生的风险;经济领域中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济发展失衡和市场机制波动带来的风险;社会领域中主要是突发性的公共安全事件以及一些社会分子的不法行为带来的风险。
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新旧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交替的各种风险。其一、面临着传统的社会风险，即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像sars、禽流感等疫病;其二、面临着旧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瓦解所带来的风险，即失业的等风险;其三、面临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形成所带来的风险，即社会分化、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风险。
2社会风险的度量我们知道，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概念。在前文中，讨论了社会风险的识别，对于识别出的社会风险还需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才能判断出社会风险水平的高低，即社会风险程度。判断社会风险水平高低的过程即为社会风险的度量。作为参照物的就是风险指标的临界水平或临界阀值，亦即社会风险警戒线，如果给社会风险警戒线或临界阀值下一个定义，那就是“衡量社会风险程度的一个基准，当风险指标突破该基准后，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将增长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社会风险预警对于识别出的社会风险，通过选取一些相关的警源、警情、警兆指标来反映社会风险，再运用某种特定的评分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评分，然后通过预警模型计算得出社会风险程度，并将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与社会风险的临界阀值相比较。如果计算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小于社会风险的l隋界阀值，表明社会风险在社会稳定运行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应发出警报信号，只需继续检测风险发展动向。如果计算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大于社会风险的临界阀值，表明社会风险超出了社会稳定运行所能承受的范围，应立即发出警报信号，相关政府部门应立即分析风险成因，找到风险源头所在，调整和制定相关政策。
2.3.3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对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
其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致力于研究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指标体系25。社会指标体系也逐渐被应用于社会风险预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果。
社会风险预警就是通过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一国社会风险的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的监测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当前社会安全运行的稳定性程度作出判断，为政府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可见，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社会风险预警的工具，也是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直接关乎到预警结果的准确性。
篇三：论文：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论文：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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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特点，也是中国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典型特点是两个转变的同步进行，即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在社会结构上也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社会转型2。目前，中国正处于两个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因素大量滋生并趋于活跃。能否快速有效的识别、分析、预警和化解这类风险因素是影响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顺利平稳进展的重要问题。
因此，社会风险预警问题是关乎我国能否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否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问题;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刻不容缓。
在加快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认清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找到风险形成的根源所在，在风险爆发之前，及时调整相关政策，降低或消除社会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风险预警研究，发现我国在社会风险预警方面的不足，为我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构建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人类社会的社会预警活动，先后出现过四种形式，依次为神灵性预警，即用建立在宗教迷信基础上的占卜的方法来预警未来;经验性预警，即利用多次重复发生的事件或现象，以简单的盲目比附来预警未来;哲理性预警，即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用逻辑推断的方法预警未来;实证性预警，即为一种以哲理性预警理论为依据，以现在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证为基础的预警方法3。上世纪60一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鲍尔(raymandbauer)出版了《社会指标》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启发了人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风险预警问题的灵感。
2.1国外研究现状
早期，西方学者对风险指标体系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以监测经济的运行，如美国的“富兰德指数”、“哈佛景气动向指数”，1986年西方七国建立的“经济指标相互检钡(”体系等等。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预警研究逐渐深入到了整个社会领域，提出了一些社会不安评估指标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项研究成果有:1961年，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提出社会动荡发生的三大经验指标:都市化程度的增长;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
1976年，艾茨(estes)和摩根(morgan)提出了衡量一国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通过标准的统计报告程序所反映的一国个人需求的水平;为满足一国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一个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一国社会内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5。
1984年，艾茨(estes)又提出了确定一国社会具有不稳定性的六个评估指标: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少;政治上不稳定;家庭结构
处在崩溃状态;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6。
1989年，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国家危机程度指数”。包括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等10个方面的指标下。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预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展。1995年，全球性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讨论主要议题是加强社会融合、减少贫困和扩大就业，表明各国对社会稳定和预警机制协调一致的关注。。
(2)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己有的社会风险预警的基本概念、前提假设出发，运用逻辑推理的手段，进行归纳与演绎，得出具有一些必然性的结论;另一方面，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预警指标分值的设定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并设计了社会风险预警的线性计算模型。
(3)指标法指标法是通过衡量和监测社会发展数量关系来揭示社会发展各要素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发现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量化手段’6。本文选取了六个方面的30个指标构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此来监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求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
.4主要创新与不足(1)论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第一，论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性。关于中国社会风险预警问题的研究，学术界虽已有一定的成果，但是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和构建的理论尚比较少。本文研究了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框架中风险识别、指标体系、预警模型和应对策略四个方面的内容，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框架。
第二，论文归纳提炼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分值的确定和权重的设置做出了尝试。首先，本文从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并主要从收入、通货膨胀、失业、贫富差距、腐败和社会安全6个方面选取了30个指标构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其次，本文给出了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分值设定的标准;再次，本文在对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研究的基础上，设置了各指标的权重。
第三，论文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分析，揭示了预警机制构建过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并主要从加强全社会风险预警意识建设、建立社会风险信息管理系统、成立社会风险预警专家组、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设立独立的应急管理常设机构、建立和完善社会风险预警的法律体系、加强大众传媒在社会风险预警中的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国际合作八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可操作价值和一定实践意义。
(2)论文主要的不足之处。本文未能设计计量模型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对于各指标之间相关性分析是一个巨大的计量工程，限于本人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工具，未能完成指标间相关性的检验。
本文对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设定，只是依靠定性的分析和本人的主观意见，由于受到德尔菲法运用条件的限制，本文未能结合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定量分析。以上不足，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2.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概述
2.1社会风险预警的内涵
要弄清楚社会风险预警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不妨从单独分析社会风险和预警两个概念来入
手，然后再来整合分析社会风险预警这个概念。
对于社会风险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冯必扬教授参考风险的定义，按照附性法直接推理的理论，把社会风险定义为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宋林飞教授在研究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过程中，将社会风险定义为那些会给个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与后果’8。学术界对于社会风险的定义是服从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也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社会风险，所以对于社会风险的定义并无对错之分。社会风险在很多情形下，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社会风险则应为包括由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决策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引发的风险在内的所有风险。而狭义的社会风险，即由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的可能性，是与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济风险和决策风险相并列的”。笔者认为本文在探讨我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构建的过程中，需要研究的社会风险不应为狭义上的社会风险，而应为广义的社会风险。因为无论是官员腐败、党派斗争等政治因素，还是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等经济因素，亦或是贫富差距、公共安全等社会因素所引发的风险都应为一个国家所要防范的，为了避免这些风险带来的社会危机和损失，都应做好其预警工作。
对于预警这一概念的含义，所谓“预”，为“事前、事先”之意，就是判断事态的发展形势，在时间上做出超前的活动;所谓“警”，为“提醒、告诫”之意，含有防范、规避的意味。可见预警一词应有“事先提醒，事前防范”之意。目前对预警的研究，包括经济、粮食安全估计、环境检测、医疗、气候气象预测预报和地质工程等多个领域。
顾名思义，社会风险预警就是对那些会给社会带来损失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的预测和报警，其实质为依据对可能导致社会稳定性问题因素的评判，按照社会系统整合关系的模型分析，对当前和未来社会稳定性的质量和后果进行评价、预测和报警。
2.2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程度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风险预警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成为了国际上众多学者和政府部门研究的热点，并已从预言家、未来学家的视野转变到了社会决策研究的科学视野中。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方己经开展了社会风险预警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研究，并迅速发展，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社会风险预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和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分不开的。
2.2.1社会风险预警的哲学基础
辨证唯物主义指出:任何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存在都非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生成、演化等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这是社会风险预警的一大哲学基础。通常认为，一国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风险的大小，与其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的科学性以及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等息、，息相关。这就告诉我们，社会风险的产生、孕育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并不是神秘不可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的，这是人们认识、预警和处置社会风险的理论前提20。社会风险的产生、孕育及其发生作用引发社会危机或者社会动乱的过程是具有可征兆性的，这种征兆就表现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警兆和警情，通过对警兆和警情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警源的所在，进而对当前社会的运行作出相应的调整，排除警情，保持社会的稳定。 社会风险预警的另一哲学基础为作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即在事物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转化为质变，然后在新的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一轮的量变，循环往复以至无穷2‘。社会风险的发生进而导致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过程，恰似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对于一国社会中所蕴藏的社会风险不去发现、不去管理，任其发展的话，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而且必有矛盾爆发的一天，这便会导致社会危机、社会动荡。所以，如果希望从根本上避免社会风险和社会
动荡的局面的出现，那么就应从控制社会风险累积这一量变的过程入手，对风险实施监控、预警，并及时排除风险源。
2.2.2社会风险预警的社会物理学基础
社会风险预警的社会物理学基础为“社会燃烧理论”。一般来说，燃烧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缺一不可。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的失稳和动荡，与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进行了合理的类比:(1)引起社会动荡的基本动因，即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办调和“人与人”关系的不和谐，可以视为导致社会动乱中的“燃烧物质”;(2)一些媒体的误导、无中生有的挑动、谣言的传播、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社会心理的放大等，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公共突发性事件，通常可以作为社会动乱中的导火线或称“点火温度”22。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间利益分化和冲突，以及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传递机制的作用，都在加速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因素的累积。在加快推进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类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在不断暴露，比如社会分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等。如果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及时发现，敏感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妥当的处理，在某些社会舆论的错误引导或恶意夸大之下，这些危机因素不断累积，当这些危机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一个或几个“导火线”的激活下，就会爆发一系列的公共危机和社会骚乱，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构建一套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一国社会风险的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的监测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当前社会安全运行的稳定性程度作出判断，找出形成社会风险的根源所在，为政府部门调整政策、制定决策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提供参考依据。
2.3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框架
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防控和化解潜在社会风险一个体系，其整体框架构成应该包括社会风险识别、社会风险度量、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社会风险预警模型以及社会风险预警应对策略。只有这一整套完善的社会风险识别、反映、度量和处理机制才能保证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顺利运行。
2.3.1社会风险的识别
社会风险的识别是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的基础，没有对社会风险的识别，没有找出社会运行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就没有了预警的对象，那么社会风险预警无从谈起。对于中国社会风险识别的研究主要是要回答，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面临哪些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应该如何分类，又有哪些社会指标可以反映这些社会风险2，。对于社会风险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从历史的角度，按不同的社会形态将风险划分为三类:一是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地震、咫风、传染病等外部风险，这类风险通常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二是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这类风险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三是后工业社会时期的风险，也称现代风险，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化学和基因风险等，这类风险是人口膨胀和科技进步的产物2‘。
社会风险因素来源于社会运行的各个领域，自然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蕴藏着危及社会稳定运行的风险因素。自然领域中主要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
风险;政治领域中主要是部分民族分裂分子和政府反对派的存在，以及腐败问题所产生的风险;经济领域中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经济发展失衡和市场机制波动带来的风险;社会领域中主要是突发性的公共安全事件以及一些社会分子的不法行为带来的风险。
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新旧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交替的各种风险。其一、面临着传统的社会风险，即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像sars、禽流感等疫病;其二、面临着旧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瓦解所带来的风险，即失业的等风险;其三、面临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形成所带来的风险，即社会分化、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等风险。
2社会风险的度量我们知道，风险的高低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概念。在前文中，讨论了社会风险的识别，对于识别出的社会风险还需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才能判断出社会风险水平的高低，即社会风险程度。判断社会风险水平高低的过程即为社会风险的度量。作为参照物的就是风险指标的临界水平或临界阀值，亦即社会风险警戒线，如果给社会风险警戒线或临界阀值下一个定义，那就是“衡量社会风险程度的一个基准，当风险指标突破该基准后，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将增长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社会风险预警对于识别出的社会风险，通过选取一些相关的警源、警情、警兆指标来反映社会风险，再运用某种特定的评分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评分，然后通过预警模型计算得出社会风险程度，并将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与社会风险的临界阀值相比较。如果计算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小于社会风险的l隋界阀值，表明社会风险在社会稳定运行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应发出警报信号，只需继续检测风险发展动向。如果计算得出的社会风险程度大于社会风险的临界阀值，表明社会风险超出了社会稳定运行所能承受的范围，应立即发出警报信号，相关政府部门应立即分析风险成因，找到风险源头所在，调整和制定相关政策。
2.3.3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对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
其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致力于研究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指标体系25。社会指标体系也逐渐被应用于社会风险预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果。
社会风险预警就是通过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一国社会风险的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的监测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当前社会安全运行的稳定性程度作出判断，为政府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可见，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是社会风险预警的工具，也是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直接关乎到预警结果的准确性。在社会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己识别出的社会风险，选取适当的社会指标来反映该风险，这些指标的集合就是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社会风险预警一方面应该能够反映当下社会风险程度的功能，另一方面应具有预测社会风险动态发展趋势的功能，所以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只考虑反映社会风险状况的各类静态指标，还应考虑到反映各类静态指标变化趋势和变化量的动态指标。所以，不仅各类反应社会风险状况的静态指标应被吸纳入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这些静态指标的变化率也应作为动态指标被纳入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
2.3，4社会风险预警模型
社会风险预警模型一般可分为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两种，线性模型一般用于变量之间具有明确的数量对应关系时，非线性模型一般用于处理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本节将重点分析在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过程中所用到的线性模型(线性函数法)、klr信号分析法(阀值信号分析法)和ann模型(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l)线性模型(线性函数法)线性函数法又称为常规方法，被国内研究社会风险预警方面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