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元宵节与其它岁时节令的一项重要的差异
元宵节与其它岁时节令的一项重要的差异，便在于它并非单日的节庆，而是日以继夜的连续假期。根据明代刘侗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的梳理，唐玄宗时灯节乃从十四日起至十六日，连续三天。宋太祖时追加十七、十八两日，成“五夜灯”。南宋理宗时又添上十三日为“预放元宵”，张灯之期连达六夜。逮至明代，更延长为前所未有的“十夜灯”。[11]原来明太祖初建都南京，“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从初八上灯到十七日才罢灯。永乐七年（1409）明太祖更明令从正月十一日开始，赐百官元宵节假十天。并且谕令礼部“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12]不过，虽然成祖已着为定例，以后每年年终，礼部仍得援例请旨，让皇帝亲自定夺是否“赐文武诸臣上元节假十日。”[13]逮至清代，元宵庆典则基本上又回到以五日为度。[14]
顺治初年更针对京城的夜间巡逻，详细规定如下：京城内，起更后闭栅栏，王以下官民人等不许任意行走。步军尉负责分定街道界址，轮班直宿，而步军协尉则往来廵逻。至于夜行之人，除非有奉旨差遣及各部院差遣，或是“丧事、生产、问疾、请医、祭祀、嫁娶、燕会”等特别状况，直宿的官兵须详细询问事故，记录其旗分、佐领、姓名、住址，才可以开栅放行。[18]
当然这所有的法律禁令，在元宵放夜时暂时失效。尽管法律上并无明文具体保障百姓享有元夕弛禁的权利，不过“金吾弛禁”的传统由来已久，官府与人民之间有着一定的默契。例如《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拏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若乡保人等有借端勒索者，照索诈例治罪。”[19] 但在元宵节的假期里，城市乡村，何处不悬灯唱演夜戏？再如京城为预防灾害，在平常严禁点放爆竹，不仅一般百姓不准任意点放，就连“大臣院内点放者，亦着一并严禁。”唯一的例外当然是年节期间点放花爆的习俗，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因为“由来已久”，只得“仍听其便。”[20]
更何况从官方的立场而言，元宵庆典的安排，无疑具有展现国家承平气象的意义；既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富庶丰饶，复预约未来一年的康泰昌隆。因此朝廷本身便有各式应节的庆典安排，不惟“点灯”，而且“放火”──施放烟火。明代宫中于元宵时节便布置大型的鳌山灯火，此乃“禁中年例，亦清朝乐事”。当然，即使是宫中重地，也难免因点灯意外而酿成祝融之灾，例如永乐十三年（1415）便因鳌山火发，焚死多人，正德九年（1514）又因火药不慎引发鳌山大火，从干清宫一直延烧到坤宁宫，当时明武宗“回顾火焰烛天”，竟还戏谓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21]不过宫禁中鳌山“点灯”的意外，并未阻止皇室继续“放火”以展现“与臣民同乐太平”的决心。1608年访问南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力邀下，赴尚书府度过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元宵节，对“精彩的烟火施放和精巧的灯笼
展示”赞叹不已。[22]而王忠铭之所以力邀利玛窦参观元宵节庆的排场与热闹，显然正是要以“非常”的炫目灯火表演，来向外宾展现“日常”中国点滴积累的富足与丰饶。
在清代紫禁城里，同样也有“安设天灯”的规矩。于上灯之夕，并需演奏“火树星桥之章”。歌词长篇累牍，无非铺排新春吉祥之意：例如开始唱的是“火树星桥，烂煌煌，灯月连宵夜如昼”，结尾则是“愿春光，年年好，三五迢迢。不夜城，灯月交，奉宸欢，暮暮朝朝，成矞成卿，万朵祥云护帝霄。”[23]当然在“点灯”之外，也不免要“放火”。清廷每年于西厂山高水长楼前招待外藩蒙古以及内外大臣欣赏“火戏”。[24] 根据赵翼（1727-1814）与清宗室礼亲王昭槤（1776-1829）两份详略互补的描述，可大致看出当时烟火庆典的表演盛况：当日申刻时分各文武大员与外国使臣先后“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待皇帝入座、赐茶完毕后，各营依次演出“角伎”之戏以及“僸佅兜离”等藩邦乐曲。结束后，皇帝“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接着“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然后是“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25]在山高水长楼前，舞灯者有三千人列队，他们“口唱太平歌”，并各执彩灯，循环进止，依次排成“太”、“平”、“万”、“岁”等字样，最后再同时合成“太平万岁”四字。[26]舞蹈表演完后，便开始施放烟火的重头戏，只见“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等到皇帝起驾回宫，而诸大臣使节也随后纷纷归邸，时见“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27]
既然元宵佳节乃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官方“放火”在上，当然得容许百姓“点灯”在下。对名门望族而言，元宵庆典悬灯演剧，同样有光耀门楣的重大意义。例如浙江诸暨县的义门陈氏，在道光七年（1827）曾立有〈元宵悬灯演剧助田碑记〉，碑文开宗明义指出：“元宵，令节也，踏灯庆赏为升平盛事。汉唐以来，沿而未改。”而该族虽名为“大宗”，于元宵节时亦依规矩张灯结彩，从元宵前夕“试灯”到十八日“落灯”，然宗祠虽“灯彩绚烂”，唯独“歌台岑寂”。族中长老颇引为憾，遂倡议捐资以踵事增华。嘉庆九年（1804）得捐田十九亩交由“祠内族长牧管”，在嘉庆十三年（1808）召开的阖族会议中，因捐田“租息不敷应用”，便议决推举一位“老成殷实者经理”，旋经“族中绅士照簿核算”，除了“输课、培埂”等各项费用外，另新置十九亩田特别交由“祠内值年者轮值，为元宵悬灯演剧之用。”碑文上并将新旧助田细号亩分土名一一罗列，“以垂永久”。[29]
当然，官方以“点灯”、“放火”所营造出升平盛世的荣景，也许不过是粉饰太平的假象。但如果真逢国家穷蹇困顿之际，恐怕也只能便宜行事，草草度过。1901年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因而避居西安，遂以“年岁荒歉，宵旰忧劳”之由，不许民间放灯，西安的行宫中不过“以纸糊数灯于门楣”，
过了十六夜后，便立即撤下。[30]这与往年慈禧在元宵节晚上仿天女散花，“取金叶屑二升临高撒之”，号称“金屑满天飞”的阔绰手笔，[31]不啻天壤之别。
不过维系治安固然是地方官职责所在，但在灯节时期，却又不得任意干扰宵节活动的进行。换言之，既要确保弛禁后地方治安无虞，又必须让“非常”的元宵节庆得以“正常”地举行。其间分寸的拿捏，关乎甚巨。乾隆三年（1738）济宁州就有一个案例：在正月十四日早上有巡兵拾获一纸匿名帖，言及有人计划“借玩灯，暗带兵器杀人劫财”，帖上并列有武举某某等二十余人姓名，因此都司便“张皇于灯节时早闭城门栅栏”。直到次日才发现“并无影响”，不过是虚惊一场。但都司此番轻举妄动“骇人耳目”，遂遭到参劾，结果落得“严加议处”的下场。[33]
就地方治安的情形而论，村民因看灯或扮演灯会所引发的冲突或因疏失所造成的意外，在所难免。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题本为例，确有不少重大命案发生于元宵节弛禁的夜晚。例如雍正八年（1730）上元灯节，直隶大兴县沙窝村举办庙会，当地村民史自贵邀请邻近亲友一同看灯，可是却没有去接叔父史久隆的女儿看灯，史久隆因此忿而赶到史自贵住处詈责，当时有两位邻居赶来劝阻，就在口角扭斗之际史久隆拿起了随身小刀竟将其中一位邻居纪万库杀死。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元宵节晚上山西太平县师保娃在村子里的社庙“扮演故事迎灯”，师保娃因手边没有“出猎戏具”，便借了铁铳瓜代，殊不知铁铳里装有火药，当他用铁铳挑挂花灯时，忽见花灯着火，便顺手将铳头横转，意图将火扑灭，不料灯火熏入铳门，触发火药，竟将他身边的师万谷打死，酿成悲剧。
[36]这些案例，不过是在元宵节夜禁解除的情形下，社会秩序一时失控的零星个案。对统治阶层而言，民间闹元宵最大的隐忧，恐怕不是元宵节庆当中可能发生的意外，而是元宵节中所纵容的脱序行为，对元宵节庆外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现存对民间元宵活动最早而且最详尽的报导，刚好是站在维护礼法秩序的立场，提出禁抑的主张。如前述隋文帝时代的御史柳彧柳，彧随即一一指证当时民间庆祝元夕时种种逾越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的活动：细绎柳彧罗列所有在元宵夜里的狂欢活动，俨然正是近代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丁（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笔下西方中古狂欢节（carnival）的翻版[38]：充街塞陌的聚游群众、撼天动地的金鼓喧声、易性变装的化妆舞会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表演。元夕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的、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人们身在其中，享受着一种与以国家“法度”与“礼典”所规范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由，倘佯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性别角色以及经济身份的种种界定都失去意义的世界。
然而对柳彧而言，非常节日的非常活动，只会造成调控日常生活的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产生松动。他所担忧的正是这种狂欢的游戏规则可能“浸以成俗”，进而对日常生活造成法律上、礼教上以及经济上的危害与冲击，不仅“竭资破产”，而且“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是以正本清源之计，唯有明令天下根本禁断元宵狂欢之风。历代不乏像柳彧一样，对灯节庆典抱持否定态度之人
当然，为灯节庆典辩护者亦不乏其人，例如明末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便提及有人批评“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因而建议“禁绝”上元节假，沈德符却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乃“不知体制甚矣”，完全忽略灯节君民同乐太平的象征意义。[43]同时代的张大复
（1554-1630）曾在长安与官场的朋友谈及“灯市之丽”，但席间“有一二官人自号清节者极恶之，以为伤财废事无过于此。”张大复当场正色反驳说：“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愽大之世当不尔。”[44] 张大复本人正好经历了从“烟花燎乱，金鼓喧填，子夜后犹闻箫管之声”的太平盛况，到独自伫立庭中，眼见“月明如水”，却“寂无启扉者”的末世气象。对历经沧桑的张大复而言，元宵节庆无疑是世风民气的表征，若以节财省事为虑裁减庆典，反而只会禁抑世风，消蚀民气。
举国之人疯狂地参与迎春的蜡祭活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子贡既感到隔膜，也表示淡漠。孔子同样从为政者的立场，却提出正面的解释：他以为应对人民所表现的疯狂赶到欣喜，因为这种疯狂代表了长年压抑在日常生活中的积郁得以暂时抒解。孔子并且以引弓射箭为喻，指出适度地一张一弛，才能正确发挥弓箭的功能。而蜡祭节庆中举国狂迷，正代表社会秩序得到最好的调节
的确，平时因忙于家务或囿于门禁而陷身闺闼的妇女，也只有在元宵节里才得以正正当当地跨出家门，并且堂堂皇皇地“盛服街游”[131]──打扮光鲜亮丽在公共空间里赏月观灯、招摇过市。没有日常生活中性别的羁绊、家庭的牵累、与夜晚的禁忌。
原来元宵节既是岁时的节令之一，其实本是扣合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环节，也是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生活所预设的常态的、惯性的空间与时间秩序里，元宵节造成一种戏剧性的断裂与干扰，但这种断裂与干扰却是藉由接续或弥缝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差序与界限而成；在“金吾弛禁”的默许下，元宵的嘉年华会里“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换言之，元宵节乃以日夜接续、城乡交通、男女杂处、官民同乐、以及雅俗并陈的方式，颠覆“礼典”与“法度”所调控定位的日常（everydayness）──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到男女之防。而这种暂时性的越界与乌托邦里的狂欢，可以解释成盛世太平中民间活力的展现，也可以功能性地视为岁时生活的调节，或是积郁力量的抒解，但也可能被判定为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扭曲与破坏。
参照巴赫丁关于西方狂欢节的论述，中国元宵节庆的确有不少可供对比的特征或表象。不过巴氏特别将狂欢节与教会官方的宗教庆典作截然的区隔，以为狂欢节乃是完全由平民大众所自发的世俗性节日，既独立又反抗中古基督教会与官方封建文化的禁锢氛围，充分展现大众文化特有的自主活力与对抗精神。然而，中国的元宵节一直是在官方庆典与民间习俗的交会点上，一如田登榜揭“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公告于市的作法，官方一方面固然宣示对民间习俗的尊重，一方面也意图将传统节庆纳入政治秩序的掌控之中。元宵节虽是属于全民的节日，但官方往往是参与者、导演者和监控者。事实上，在元宵节庆的场域里，正可看出中国官方与民间是一种既依存又紧张的关系。中国统治阶层意图透过元宵节庆，展现承平岁华的盛世景象。然而与民“同乐太平”的景象，却也需要民众的配合参与，才能上演。官方结彩张灯，当然得开放夜禁，让百姓游观赏灯。其实民间的活力与韧性，也正反映在与官方权威的角力中，官方点灯在上，借着元宵夜禁的开放，百姓尽可以“点灯”之名，享受灯节狂欢“放火”的乐趣。甚至有时州官无意“点灯”，百姓依旧自行按例“放火”。尽管历代官方都曾尝试禁抑灯节的庆典，但民间狂欢的节目，从未从历史舞台上消逝：在彩灯烟火、金鼓喧声的锦绣排场里，仍时时可见充街塞陌的游观男女、易性变装的化妆歌舞、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演出。
从隋到清，或者说，从春秋到现代，孔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理论，恐怕从未完全消弭国家意识型态与民间文化习俗的紧张性。尽管元宵节庆的精神正是因“狂”──透过表面上“脱序”与“越轨”的戏剧行为，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可惜这种一时的“脱序”与“越轨”的表演，仍然常被敌视为对国家“礼典”与“法度”的潜在威胁。或许要等到整个日常生活的秩序“狂欢化”了以后，就没有州官可以再“自讳其名”，而且都能如孔子所言，“乐”民之所“狂”；
11] 参见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页57-58。
[12] 《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永乐七年（1409），卷87：页1153-54。余继登并以为此乃元宵节假的缘起，见《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7：页126-127。
[13] 例如《明武宗实录》正德二年，21：596；《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149：2727。
[14] 参见清?项维贞《燕台笔录》卷1引《北京岁华记》：“放灯节五日，夜行不禁。”《清代笔记小说》册32（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页524。
[18] 参见昆冈等奉敕编，《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612：924。
[19] 《大清律辑注》，26：16，页1488。[20] 昆冈等奉敕编，《清会典事例》，1160：556。
篇二：中外节日的差异比较
一、中西节日的起源与形成差异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中, 其传统节日具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包含了农耕文明的社会特征, 主要是从岁时节令转换而来的。我国古代长期以农为本, 在生产力和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 十分重视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在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时序的复杂规律, 总结出四时、二十四节气, 形成了以节日为主的传统节日。勤劳的中国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 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气的关照。古人云“春雨贵如油”、“清明忙种麦, 谷雨种大田”。在古代, 春节、清明节( 古代称三月节) 等都是重要的农事节日。 西方文化由于长久受基督教的影响, 其传统节日起源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如情人节( 纪念名叫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 、复活节( 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 、万圣节( 纪念教会所有圣人) 、圣诞节( 基督教纪念耶稣诞生) , 这些节日的起源大多与宗教有关系。当然, 西方节日中也有和农业有关的节日, 但他们以农业为主的节日的历史不如中国漫长。
二、中西节日庆祝方式差异 中国的传统节日, 基本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 不可避免地留下封建社会的痕迹: 等级制、家族式, 节日无不以家族内部活动为中心。西方的传统节日就不同了, 更多的是表现出人们的互动性、集体性和狂欢性, 以自我为中心, 崇尚个性张扬。这与中国节日的家族性恰好相反, 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群体性, 反映了人们渴望互相交流、群体参与的愿望,体现了人人平等、自由表现自我的特点。这里试举两例说明。 (1) 春节与新年。作为新一年的开始, 中西方有着极大差异的庆祝方式。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源于秦朝, 定于每年农历的一月一日, 从农历12月23日开始, 人民开始开展各种庆祝方式, 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春节的习俗繁多, 如大扫除、吃团圆饭拜年、放鞭炮, 舞狮子等。总之, 不论是大街小巷, 都笼罩着一股浓浓的喜庆气氛。而西方, 他们崇尚的是过公历新年, 即元旦。相比之下他们过年的方式就浪漫多了, 在12月31日晚, 各地区的人民涌上街道,进行盛大的狂欢, 到了深夜接近零时时, 数十万人会聚集于一起, 诚心地祈祷, 为新的一年的到来倒计时。当大钟敲响12下, 顿时, 优美的乐曲奏响, 揭开了华丽舞会的序幕, 人们通宵达旦地庆祝。 可见, 春节与新年各有千秋: 春节, 充满浓厚的传统气息和独有的魅力; 新年, 体现时代的气息和潮流的感觉, 更贴近现代生活。
( 2) 万圣节与中元节。万圣节作为西方的重要节日之一, 颇受人民的重视。那一天, 每户门前都要挂上一盏南瓜灯, 人人都穿上奇装异服, 据说有辟邪之用。其实, 作为先进的发达国家, 人们对于鬼怪已不再迷信, 他们多半是为了寻开心而已。同时, 人们还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可以任意去左邻右舍讨吃的, 绝不会受到惩罚。在中国, 传说中元节是鬼门关打开的日子, 这一天, 地府里的小鬼会出来游荡, 迷信色彩浓厚的中国人, 对鬼神是极为敬惧的。那一天, 他们会当街烧香祭祖, 祈求鬼神不要降祸于他们。于是, 中元节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产物逐渐被淘汰了。
三、中西方节日文化比较之饮食差异比较 中西传统节日中的饮食特点也有显著的差异。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是趋于感性的, 讲究色、香、味俱全。尤其是节日性美食, 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食品以区别其他的节日。春节是个祥和的节日, 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 离家在外的人, 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除夕晚上, 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夜、守岁, 欢聚酣饮, 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 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 “和”字就是“合”; 饺子的饺和交谐音, “合”和“交”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此外, 饺子因为形似元宝, 过年时吃饺子, 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 甜甜的粘粘的年糕,
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 步步高升。元宵节有吃元宵的习俗, 端午节有吃粽子的习俗, 中秋节有吃月饼的习俗。而西方的饮食则是趋于理性的, 他比中国更重视营养的合理搭配。因此, 有发达的食品工业, 如罐头、快餐等, KFC, McDonald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 且营养良好。
四、中西节日礼仪差异在宴席上所反映的性格差异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 任何一个节日宴席, 不管是什么目的, 都只会有一种形式, 就是大家团团围坐, 共享一席。宴席要用圆桌, 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共享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中心, 它既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 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 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劝菜, 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 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观念对后代思想的影响, 利于集体情感的交流。西式宴席, 食品和酒固然也重要, 实际上仅是作为一种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 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 达到交谊的目的。倘若将宴会与舞蹈相类比, 可以说, 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 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可见, 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 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全席的交谊, 而西式宴会更多体现于个体宾客之间的交谊。
五、中西传统节日文化差异之服装的色调差异 颜色的象征意义在中西文化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传统节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红色, 是我国文化中的崇尚色。红色源于太阳, 古人认为“日至而万物生”( 《淮南子·天文训》) , 阳光下万物繁茂,生机勃勃, 令人振奋。我们的祖先在祭、祈过程中,对阳光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崇拜, 红色的喜庆和吉祥之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 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它还象征美丽、漂亮, 如指女子盛妆为“红妆”。西方文化中的红色, 原是一个贬义的词, 是“火”与“血”的联想, 它象征残暴, 流血。白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个禁忌词, 常用于丧葬礼中。而西方, 白色的象征意义着眼于其本身色彩, 如新下的雪、新鲜牛奶等。西方人认为白色高雅、纯洁, 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它象征纯真、无邪。不同文化之间的颜色象征意义都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 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频繁及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国际交往中, 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 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本文通过以上对中西传统节日映射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 可以帮助语言学习者充分认识西方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克服文化差异, 避免文化“冲突”现象的产生, 在沟通过程中达到更有效的融合, 为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一个窗口。
篇三：汤圆和元宵的区别是什么
又快到元宵节啦，到了元宵节最多的活动就是吃元宵。而汤圆和元宵的区别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对汤圆和元宵的区别不是很明白。在元宵节到来之际就给大家普及一下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吧。
一、元宵，
1、是以馅为基础制作的。大致过程是先是拌馅料，和匀后摊成大圆薄片，晾凉后再切成比乒乓球小的立方块。然后把馅块放入像大筛子似的机器里，倒上江米粉，“筛”起来了。
2、随着馅料在互相撞击中变成球状，江米也沾到馅料表面形成了元宵。做成的元宵江米粉层很薄、表面是干的，下锅煮时江米粉才吸收水份变糊
二、汤圆
1、做法完全不同，类似包饺子。先把糯米粉加水和成团)，然后把做馅的各种原料拌匀放在大碗里备用(不须像做元宵那样切成小块)。汤团馅含水量(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元宵节差异)比元宵多，这是两者的区别之一。
2、包汤团的过程也像饺子，但不用擀面杖。湿糯米粉粘性极强，只好用手揪一小团湿面，挤压成圆片形状。用筷子(或薄竹片状的工具)挑一团馅放在糯米片上，再用双手边转边收口做成汤团。做得好的汤团表面光滑发亮，
三、在元宵节这天，除了吃元宵，最大的看点还有逛灯会，这几天，想观灯的市民不妨去各地走走看看，一定会收获不小。
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就介绍到这里，小编知道你也对汤圆和元宵的区别了解的非常清楚啦。全国各地也将举行元宵灯会。这才是元宵节的压轴戏呢，我是早就想去领略一番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