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
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图)
柳宗元《江雪》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魏庆之尝谓：“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魏庆之著《诗人玉屑》）刘克庄亦称：“如柳子厚诗，??得一二首似之，足矣。”（刘克庄著《后村诗话》）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生命力之久远。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遭际阅历有关，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从而在思维方式、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和受益受病的某些规律性问题，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风格及其
成因。
一 佛教的出世法则与柳宗元的生活情趣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忙于实现政治抱负，不以文为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被贬永州后，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初到永州，居无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改贬柳州后，来到提倡“顿悟”的南宗禅的老巢，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苏轼曾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
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 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蹇衣。”（《夏夜苦热登西楼》）
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
柳宗元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 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 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佛与儒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
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
1.清冷幽寒的画面
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多占。”古刹名寺一般都座落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乡，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又远离人事的格斗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同高僧们潜心研读经典必需的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们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从而潜心于体悟禅理经义。所以，尽管禅宗也主张“平常心是道”、“担水劈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无非妙道”，主张在正常的与世俗无异的生活中体悟自性，证得无上菩提，但他们仍然偏爱这幽静的所在，与自然山水有着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佛门以“空”为本，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常住不变的本相。“空”为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虚无，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 佛家这种讲出世、重自然、追求平静、清幽的境界，对柳宗元的审美趣味影响很大。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却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这种审美趣味决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的，他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曾把美的形态概括为两种：“游之适，大率有二：奥如也，旷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这种美学观自然体现在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上，于是，反映幽深静寂的图景，便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幽”、“寒”等充满凄冷意味的字句。例如： “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新植海石榴》）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巽公院五咏.苦竹桥》）
“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赠江华长老》）
“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江高。”（《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这些诗句，勿需外在的刻意渲染，就已弥漫着清寒幽冷的气氛，表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记》）的境界。据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审美情趣》一文统计，在柳宗元一百六十多首诗中，竟有七十三首使用了“幽独”、“清寒”的意象。足见其审美情趣的独特性。
2.宁静淡远的意境
贬谪中的柳宗元，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他同他们参禅论道，谈玄说佛，并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序碑铭。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在青灯梵呗、晨钟暮鼓的氛围中，他暂时忘却了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得到了“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的愉悦与满足，因而，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宁静、淡远的意境。
古人早就注意到柳诗情绪冲淡这一重要特征。苏轼曾说：“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上卷《评韩诗》）杨万里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柳宗元确实擅长从普通的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构思淡雅秀美的意境。试看《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永州后定居愚溪时所作。诗中写自己已厌倦了长期官场的拘束，认为这次被贬南荒反是幸事。作者透过对晨出夜归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悠雅清淡的图画，表现了作者悠闲惬意的心境。诗中船桨碰撞溪水中的石块发出清亮的音响及作者的引吭长歌，衬得山中更加幽寂。因为这些声响正是以“来往不逢人”的夜的宁静作背景，诗中虽描写了声响，但最终还是导向静谧的，在意境的创作上，着意追求一种无人之境的宁静之美。再看《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未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全诗清空恬淡，没有世俗的喧嚣扰攘。诗人以“无事”之心，造宁静之境，描写了雨后愚溪北池早晨的景色：云散日出，溪景明丽，高树临池。诗人置身其间，闲适的心境与清幽的景物如宾主相得，浑然融契。全诗的景物平凡、自然，丝毫看不出诗人主观情绪的涉入。这些景物以本来形态直接与心灵契合，似乎已经消除了语言的中介。“就文学范围而言，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启示，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悟道的深度，而是在于禅学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构思的渗透与影响。”（注：许总《论柳宗元谪居心理空间与诗境构造方式》，《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泥束缚，雕琢藻饰，一切都在本然之中，都是自然本心的流露，一切都是淡而无为，而不应是用心著力的。禅宗许多公案表现了这种淡然忘机、无系于心、无所挂碍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青，月上已天明’”（《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如春日草青，月上天明一样自然，不可以用心著力。读柳宗元的山水诗，常常会感到禅宗非理性的直觉体验与不于境上生心的思维方式对其艺术构思的渗透与影响。如《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
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
诗人写在江雨初晴的傍晚，独自向溪边漫步所看到的景象：渡头大水泻过，通向村中的小径显露出来，由上游冲下来的浮木高高地挂在树梢之上。诗人写雨后景象，仅以渡头水落后初显及遗存的物象为着眼点，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既生动又逼真，透过清淡的景象，可见诗人直观摄照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平淡的风格，来源于诗人无所缚系、任运自在，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不执着于物的主体心态。再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作者以素描的手法，用浅淡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幽雅秀美的江南水乡风光图，生动地描绘了湘江渔夫日常的水上生活和湘江周围的自然景色。漂泊的渔翁，清澈的江水，袅袅的炊烟，初升的红日，构成了一幅闲适恬静的画面，使人产生一种柔和秀美之感，而依稀的橹声更反衬出画面的寂静。诗的最后两句不正是禅宗“不于境上生心”的形象表现吗？再如下面这些诗句：
“远山攒众顶，澄江抱清湾。
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构法华寺西亭》）
“平野春草绿，晚莺啼远林。”（《零陵春望》）
“霰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旦携谢山人至愚溪》）
“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首春逢耕者》）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昼偶作》）
“旷野行人少，时闻田鹤鸣。”（《游石角小岭至长乌村》）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与崔策登西山》）
这些诗句，都是使诗人在一瞬间直觉地发现大自然澄江如练、夕照临轩的画面，感受到雁鸣高天、莺啼远林、童敲茶臼、旷野鸣禽的清音。诗中静中有动，寂中有喧。这种寂静气氛的捕捉与传达，正是诗人心中那“无念”、“无住”之禅境的外化。“禅学给唐诗带来了禅境，因而也带来了诗境。这对于唐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禅境，才使唐诗获得了美好的意象与清醇的意境。这是唐诗艺术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关捩或秘密，是唐诗空前繁荣的最重要的遗传基因。”（注：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44页。）我们不防套用一句说：是禅境成就了柳诗的意境。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提，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因而，他能够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恶，一死生。他“夙志随忧尽”（《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二十韵》），“处心齐宠辱”（《献弘农公五十韵》），认识到“荣贱俱为累”（《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居宠真虚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他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与崔策登西山》）从而萌发了“乐居夷而忘故土”（《钴鉧潭记》）的念头，恬淡的心情于是凝结为诗歌中的冲淡美。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的山水诗，虽有许多写无我之境，但更多是写有我之境。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的。读这些山水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这些具有人的品格的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古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茅坤在《唐大家柳柳州文钞》中指出：“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他所吟咏的对象，无论是“窈窕凌清霜”的红蕉，还是“劲色不改旧”的青松，无论是“晚岁有余芳”的桔柚，还是“蓊郁有华枝”的新竹，都有着同诗人同样美好的品质和不幸的遭遇。这种感情在《愚溪诗序》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愚溪“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空寂的佛门，宁静的大自然净化着他来自世俗尘网的怀抱，但儒家强烈的入世意志又使他难以忘怀世事，于是在他的笔下，那些原本是自然存在的山水都被解读为因遭贬而屈居是州。面对钴鉧潭西的小丘，他叹息到：“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户、杜，则贵游之士争买之。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鉧潭西小丘记》）。来到小(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范 文 网:体现柳宗元特点的诗句)石城山，他又说道：“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无疑，他是在通过这些秀美山水的无人赏识来证明他的自身价值和不公命运。“永州那远离京华的自然环境，山水之奇崛几乎就是他自己被弃绝不用的美才的写照”（注：陈幼石著《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56页。）。读柳宗元的山水诗文，我们很难分清作者是写山水，还是在写自己。可以说，它们句句是景语，字字是情语。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无不带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物我一体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正是受佛门物我同根的思想影响所致。
佛性说到天台宗荆溪湛然时，在原来“众生有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说。意思是不仅一切有情众生具有佛性，就连砖瓦石块这些无情之物也具有佛性，因为佛是无处不在的。禅宗主张法遍一切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而作为重巽的俗家弟子及被苏轼誉为“妙绝古今”的曹溪南岳诸碑的作者柳宗元不可能不受到这一学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原本无情的山水景物，都具有了人的感情。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首诗：
《商山临路有孤松》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
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
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这是诗人在元和十年诏回长安，再出柳州，途经商山而作。诗题中这样写道：“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正如详注中指出的：“盖有自况之意”。诗中处处写孤松，又笔笔写诗人自己。作者写松，取其冬夏常青，岁寒不凋的本色，正是写自己怀抱理想，坚定不移的品格；而一“孤”字，更托出自己去国离乡，茕茕孑立的特定心情。前四句写自己在仕途上的遭遇：秉正而行，光明磊落，却遭到奸党小人的迫害。诗人在同期写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中也作过同样的反思：“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把政治失败归之为自己行为的直道而行，不拘小节和才华、名气太大而遭到奸小嫉妒。两诗对照着读，更能领会诗人曲折而深刻地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后四句写出诗人对同情者的感激和对统治者抱有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作者不甘沉沦，实现抱负，建功立业的渴望。再如《再上湘江》：
篇二：浅论柳宗元山水诗的思想感情和独特风格
浅论柳宗元山水诗的思想内涵和独特风格
娄底新化 汉语言文学 本科 0943001265328刘国平
【摘 要】柳宗元由于其独特的政治遭遇经历以及个性等原因创作出与众不同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饱含了其内心强烈的感情，流露出多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从柳氏山水诗中寓含的各种感情感受到他的山水诗所体现的那种孤寂忧愤的心境，他的山水诗在表面上看似淡泊闲静，其实潜藏了诗人痛苦的感情和抑郁情怀。他的这类诗歌中的意象大多是幽冷、峭拔、凄清的事物，形成了一种清幽冷峭的独特风格，因而区别于其他山水诗诗人的诗作，具有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柳宗元;山水诗;贬谪;孤寂;悲愤;清幽冷峭
前言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山西河西郡（今山西省永济县）,世称柳河东、柳柳州。贞元九年（公元792年），柳柳州21岁，与刘禹锡等三十二人同登进士第，是年其父柳镇病逝于长安，这对他来说是悲喜参半。贞元十年(794年)，应考博学宏词科，未中。这一年他迎娶时任礼部郎中杨凭之女为妻，又是一悲一喜。贞元十四年（798年）,中博学宏词科，为集贤院正字。十七年，柳宗元自集贤院正字调任蓝田尉，由京官下放郊外任职。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参加王叔文等人领导的政治革新，因最终失败而遭贬谪 ，先贬邵州刺史，还未赴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司马是编制之外的闲官，不被人看重，更加之他有罪在身，因政治压力和对环境的不适应而苦闷异常，在此期间柳宗元开始大量创作山水诗文，尤其是写出如《与崔策登西山》、《溪居》、《构法华寺西亭》、《渔翁》、《夏初雨后寻愚溪》、《雨晴至江渡》、《江雪》等许多山水诗歌。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宪宗下诏召柳宗元回长安，但是不久又再贬至比永州更加偏远的柳州，就任柳州刺史。他在那里创作出很多描绘柳州独特山水风貌的诗篇，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登柳州峨山》等。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宪宗大赦天下，下诏召柳宗元回京，然而诏书未达，柳氏就病逝于任所，时年47岁。纵观柳宗元短暂的一生，真可谓是命途多舛，仕途坎坷。他在诗中寄情山水，寻求慰藉，形成了其山水诗的独特风格。
一、柳氏山水诗的思想内涵
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在数量上并不多，今存163首，《全唐诗》存其诗四卷，山
水诗在他的诗歌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成就也最为突出，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成就。其山水诗的创作大都是遭贬之后在永州和柳州所作，诗人遭贬后，常常寄情于永州、柳州的自然山水之间，但这些诗篇并不是对自然山水景观纯客观的描摹，而是与他的山水游记一样，寄托了他的感情，他的理想和他的悲愤不平之气，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些山水诗大多数又是抒情诗，而这些感情反映在山水诗中，就成为其山水诗独特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山水诗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孤独寂寞之感
放逐永州是柳宗元人生的转折点，在永州他担任的是司马之职，实际上是一个闲职。而且，由于居住条件的简陋和自然环境的恶劣，其母卢氏半年之后又病故，这对从小就依偎母亲身边的柳宗元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加之，被贬官之后孤身在外，身边无人倾诉，被贬之地的荒远偏僻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无不让柳宗元产生强烈地孤独寂寞和抑郁之感。例如下面这首诗：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表面上看这是一首观赏月夜景色的诗，前两句点题，中四句写景，最后两句抒情作结。但仔细领会却耐人寻味，诗人抓住静夜中所听见的各种事物进行描写：竹根下泠泠的水声，远处山泉的声响，山鸟的鸣叫，坠叶的繁露，表现了环境的空寂，从而反衬出诗人谪居生活中孤寂与抑郁的情怀。结尾“寂寞将何言”一句，既指出诗人自己无话可说，又可指没有说话之人，这就更加能反映出诗人贬谪之后的处境与心境。
（二）悲愤不平之气
柳宗元始终在为实现“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许京兆孟客书》）的政治理想而努力，永贞革新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这一目标的无法实现，柳宗元怀着极大的热情从事政治革新，却无端被贬，甚至被新立之君视为威胁，从朝中要员突然沦落为罪囚，从理想的巅峰跌落到了失望的谷底。在贬谪生涯中，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济世理想，政治失意的悲愤以至“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
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柳宗元的悲愤之情就隐含在山水诗作之中，诗人借凄冷幽峭的山水来抒发内心的悲愤，使得他的山水诗歌隐藏了一份悲愤不平之气。正如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所说：“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看他的著名的《江雪》一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前两句诗描写了一个大背景：千万群山中众鸟飞尽，所有的路径都已经是没有人迹了，整个世界没有一点生的气息，突现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然而正是这茫茫广阔的天地间有着一个在漫天飞雪中在寒江边独钓的渔翁，寒雪更给这冷寂之境添加了浓郁的严寒萧杀之气，诗人极力描写永州冬日的寒冷，实际暗指政治环境的险恶。而渔翁完全没有把这风雪严寒放在眼里，仍执意垂钓，可见其意志之顽强坚韧，这凛然的形象正寄托了诗人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清高孤傲的情操，表现了他在荒冷僻远的自然环境与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的精神，也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守旧势力和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愤慨不平之气。
柳宗元在被贬柳州后不久登上柳州城楼，想起与自己同遭贬的四位好友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写下了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在这首诗里，诗人不仅表达了对远方友人的深切怀念，更抒发了自己对黑暗现实愤慨不平而又无能为力的矛盾心情。诗人独立柳州城楼登高望远，一开始写可以目接大荒，只看到一片茫茫的郊野，直到与远方海天相连的地方，触发了自己的愁思。接下来“惊风乱战芙蓉水”两句转而描写眼前景物，狂风吹打着水中的荷花，密集的斜雨侵袭着墙上的薜荔。“芙蓉”、“薜荔”都是指美好事物，此两句突显出黑暗势力来势凶猛及其对美好事物之摧残的剧烈程度，隐含了诗人所面临的恶劣政治气氛和诗人内心的惊恐、苦闷。作者借在“惊风”、“密雨”的侵害下努力抗争的芙蓉与薜荔传达出他内心翻腾的愤慨之情，揭示出他在逆境中奋力抗争的内心世界。五六句写望中所见高处领树和眼底江流，诗人本欲远望同时被贬并分散各处的友人，但却被重重领树所遮，被脚下弯曲环绕的柳江所隔断，而这曲折的江流正如
其一日九回的愁肠，生动地写出了自己被拘困的处境与痛苦不堪的感情。最后两句，诗人联想到几位好友都身处荒远之地却又各滞一方不能相见，犹自音书阻隔。这里蕴含了诗人对朝廷限制、迫害自己和友人的抗议，愁、愤、悲、闷浑融一体，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愤慨不平之气。
柳宗元是一位执着于政治理想的诗人，贬谪生涯的不幸遭遇让他饱尝了寂寞失意的痛苦。他心中那种壮志未酬的忧郁压抑之情必定非常浓厚，因而其山水之作大都表现出忧愤不平的个性特征。从心态上说，贬中其愤慨更多，郁结更甚，更想以此寄托抒发其情志；从时间上说，被贬永州更是闲散无事，故柳宗元亦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诗歌创作（格式不对）。但诗人不肯放弃自己一直以来的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不愿意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因而其山水诗的孤寂情怀中也隐含着一种与当时守旧顽固势力抗争不止的执着意识。
（三）怀乡思亲之情
柳宗元因远贬南荒而被迫客居他乡，前后长达一十四年，多多少少会有些怀乡思亲的感情。比如他在永州时期所作的一首诗：
零陵早春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
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此诗抒发了作者早春时节在永州零陵思乡之情。前两句以“问春”开端，春从此可以不受拘束地由此地向北而去，诗人问早春要何时才能从零陵到北方的秦原，自己是被贬之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思念故乡却有家难归，这样一种愁思无法排遣。这种情况下诗人欲凭借早春以寄托还乡之梦，使梦随春进入故园。王尧衢认为：“此意殷勤，惟思故园，故亦作殷勤之梦，身不能到而梦到，庶同春以入故园耳。”（《古唐诗诗解》卷四）。全诗思乡之情浓厚，韵味无穷，可与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中“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相比。
再看在柳州时作的一首诗：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此诗为柳氏任柳州刺史时所作。“海畔”，说明他的居所地荒凉遥远；“愁肠”揭示出其思乡之情浓郁沉重，后两句指出，为了表达那一腔浓郁的乡情，诗人竟想
要化一身为千亿分散上每一座峰头去遥望故乡。这种奇特的想象蕴含着诗人对仕途坎坷的忧伤，对亲人思念的热切，难以排遣的一贬再贬的痛苦和壮志难酬的悲愤。
古代文士们在贬途中不仅心情极为凄楚悲怆，而且他们在途中的种种预料不到的遭遇，他们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使他们的身心备受折磨。他们在这一人生的磨难中，有更多更深的悲愤忧郁，伤楚感慨。于是，大量的记叙贬谪生活中的遭遇，抒发贬谪中情感的诗文，也就在这苦难的日子中出现了，从这意义上讲，贬谪途中的艰难遭遇也是文学创作的一股不可抑止的原动力。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位文士，贬谪生涯的不幸遭遇让他饱尝了孤独、寂寞、失意、悲愤的痛苦，这种情感融入到山水诗中以后，既写出了山水诗的特征，又表达出诗人独特的思想感情。
二、清幽冷峭的独特风格
柳宗元的山水诗，前人多评为“幽峭”、“孤峭”。沈德潜评曰：“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面目。”（《说诗睟语》）。胡应麟在《诗籔》外篇卷四中称：“柳子厚清而峭”。可见，清幽冷峭是柳宗元山水诗在诗坛上无法替代的独特风格。
当然柳诗集中也有一些山水诗疏朗恬淡、清新自然，例如：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描写了雨后愚溪北池早晨的景色：云散日出，溪景明丽，高树临池，风惊夜雨。诗人置身其间，闲适的心境与清幽的景物相互契合，如同宾主。全诗清空恬淡，景象清新自然。
此外如《渔翁》、《夏昼偶作》、《旦携谢山人至愚溪》、《雨晴至江渡》等篇，或写江上渔翁的自在闲适生活，或写夏日山间闲居生活的幽寂和宁静，或写秋天傍晚雨后的闲游情境，或写暮春江雨初晴的溪边景象。柳宗元都能以简淡的笔墨，在平静的环境中给人一种明朗清净的美感。
然而纵观柳氏大多数山水诗，其总体的风格还是属清幽冷峭一类。柳宗元贬官
篇三：王维与柳宗元山水诗之比较
王维与柳宗元山水诗之比较
摘要:环境经历的不同造成了王维和柳宗元心态的不同,因而二人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最终使二人的山水诗呈现出不同的意蕴.
关键词:王维;柳宗元;山水诗;山水诗派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由于唐代诗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感受,造成了唐代诗歌体裁的空前广泛.人生经历、生活道路的千差万别使唐诗的诗派繁多，形成了如山水诗派、田园派/边塞诗派/韩孟诗派等。而众多天才诗人的一批批涌现有使得他们本身既能归属这个诗派，同时又能归属另外的诗派。在其不同的人生领域，以其敏锐的审美眼光，写出了不同面貌但同样精彩的诗篇。然而，社会阶层/人生经历/生活道路/个人的追求与爱好的不同，使得同一个诗派，同一类型的诗歌也呈现不同的意蕴与精神。在这里我们试着把柳宗元与被称为山水诗之大家的王位进行比较,以探讨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异同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环境经历的不同造成心境的不同 王维与柳宗元生活在唐朝不同的时代，前者生活在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王维在官场与隐逸于山林之间游荡，人生动荡较少，这就直接造成了他虽淡薄却平和、出世却宁静的心境，从而使他的山水诗常常带着一种安恬、和谐、静谧的气息。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后期曾经昌盛繁华的唐帝国已经逐渐走向衰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远大抱负的柳宗元在其早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但最终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再贬
为永州刺史。这种不断的打击使得柳终生生活在忧危愁苦中，心情更是郁闷愤激，柳宗元的山水诗也因此多写于被贬之地，其中几乎绝大部分写于其贬地永州城外冉溪山水之间。因此其山水诗与其心境一样激越愤激，时时透出一种彻骨的寒气，字里行间隐藏的都是忧愤与孤独。从王维的《鸟涧鸣》与柳宗元的《江雪》可见由于作者心境的不同所引起的意味不同。这两首诗都是山水诗，都有一种空灵的意境。柳诗衬托的是寂寞；而王诗却衬托了诗人闲适的心情。在柳诗中作者以夸张的空旷背景来突出渔翁清高孤寂的形象，借以寄托自己超脱世俗的主观情感。王维的《鸟涧鸣》从外观上却没有《江雪》那夸张的衬托，而传出的超脱也是如此自然，花开花落，鸟鸣春涧，与人世毫不相干。作者以诗外之眼望去，亦是超然人世。而柳诗似乎总有一种强脱世俗以平衡心境而不能之，那只是作者的主观精神愿望，是为了抒发在政治上失意的烦恼，尽管渔翁的形象是那样清傲而不粘一丝人间的烟火气。
二、艺术手法的不同
从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王维身在朝廷，但心存山野；而柳子厚则是被逐于山野，心却在朝廷，这是造成两人山水诗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柳宗元的《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和王维的《终南山》可见其意象的显著不同。在柳诗中，霜露、幽谷、黄叶、溪桥、荒村、古木、寒花、幽泉等一系列冷寂的意象构成这首诗凄寒萧瑟的画面；而王诗的意象却是鲜活明丽，“白云”写出青蔼的色彩，“阴晴”写出了阳光的浓淡，以及隔水的“樵夫”组成了一幅生气勃勃、生机盎然的图画。同是如
画之诗，王诗似乎是以彩笔提之，色调鲜明;柳诗则似以枯笔描之，色调鲜明；在王维的《终南山》中，从太乙山的整个轮廓描写开始，写山外、入山、登山以及人物对话，由远及近，由大到小，诗人更重视的是结构、布局，以层层渲染来铺扫整个画面，最后以樵夫这个生活中的人作点睛之笔，从而烘托了诗人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在移步换行之间透漏出诗人恬静淡雅的情趣和悠长空远的意味。情未直接写出而是从景中不自觉飘出，若有又似若无。而柳诗则不同，枯暗的色彩、冷寂的笔调，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只是为寄托诗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在诗的背后清楚地传出的诗人的叹息声。所以，柳诗的主观性更强，其意完全不在于写景，而在于借景附托自己愁闷的心境。王维与柳宗元都受佛教的影响巨大，王维接受了佛学中的“空”理，因为尽管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以佛理来消除内心痛苦的感叹。但诗人还是于其中吸取了随遇而安的思想，因而在王维的山水诗中，更多的是于平淡之中流露出一种超脱尘世、亲近自然的意趣。而柳宗元就不一样了，他在永州避世的十年间中，时刻置身于孤独、悲愁中而不能自拔，更多的是以佛教的虚无思想来解脱自己心中的苦闷，是在一种消极中寻求淡泊，这与王维那种积极融入淡泊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在接受佛理上王比柳更彻底，在以佛理精义来消除世俗欲念上，王维也比柳宗元更加真诚。在王维的许多山水诗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置身尘世之外，不以世俗为念的内化气质，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等等。
而在柳宗元的山水诗中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柳是以“虚无”逃脱苦痛，或者说是在慰藉自己的心灵，佛理只是他一种外在的精神工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柳诗总给人一种强为闲适、故作旷达的感觉了。
三、王与柳山水诗的相同之处
尽管王柳二人的山水诗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既然被后人都归于山水诗派，说明他们还是有着许多的相同之处的。构成流派需要一些基本的要素，首先是选材、风格、技巧的相近；其次便是有着共同崇尚的名家。很多人都知道，唐田园诗崇法陶潜，而山水诗则是师法于二谢。王维与柳宗元的山水诗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他们的技巧、艺术手法，甚至于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融兴寄于观赏，寄情兴于鲜明画面”的唐代山水诗的共同特色，写诗的本身并不在于仅仅去观赏，而在于传达自己的精神情趣以抒发情感。比较说来，王维更多的吸取了小谢的风格，即清新秀丽、声调平易流畅、写景空灵简远的特点，柳宗元的《江雪》却也正是这一特点的典型诗作;而柳宗元更多地吸取了大谢的风格，即典丽精深、声调生涩凝重、写景密实繁复的特点。王维与柳宗元作为山水诗的大家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王维来说，其中最为有名的也许就是这一类寓哲理于诗的“禅意”小诗。宋代诗人另辟唐诗蹊径，就是把这一类诗剥除出来,加以更深的发展与琢磨,以求诗中之理趣.只是宋诗过于精雕细琢,与王诗的清新自然、意象亲切的面貌有着很大的不同。而柳宗元的山水诗则从另一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宋诗，柳宗元有一首《与浩初山人看山寄
京华亲故》：“海畔千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的身千亿，散土峰头望故乡。”在这一首诗中，山被比喻成剑，并设想用它来割断愁肠，在想象中让身体变幻成千千万万个自己，以便能更好地站在海畔千山之遥望远方的故乡。这种奇特的联想以及巧妙的比喻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置身在唐山水诗中则更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柳诗的确是从另一个角度影响了宋诗，只是宋人以联想、比喻为手段融理趣入诗，吸收两人的特色，形成宋诗别样的特色。共同吸收学习前人经验形成一个诗派的特点，在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艺术手笔，这也许正是唐诗五彩缤纷、丰富多样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