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实证研究方法实例-2
实例分析：美国的交通安全
为了研究交通安全，美国交通部收集了每1000个驾驶员中发生死亡事故的车祸次数和有驾驶执照的司机中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的数据，样本由42个城市组成，在一年间收集的数据如下：
管理报告：
1. 对这些数据做出数值的和图型的描述。
2. 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发生死亡事故的车祸次数和司机中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并对你的结论进行讨论。 3. 从你的分析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或提出什么建议？
管 理 报 告
（全部数据均运用SPSS计算）
1、对这些数据做出数值的和图型的描述
在42个调查的样本数据中，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最小(Minimum)的是8%，最大(Maximum)的是18%，极差为10%，平均(Mean)所占比例是12.26%，方差(Variance)是9.808%，标准差(Std. Deviation)是3.1317%，说明在42个城市中21岁以下执照司机所占比例差距不是很大，且比较集中，没有异常值出现（根据经验法则：Xi??3S），偏度系数为0.210≥0，说明样本数据是右偏态分布。
每千个驾驶执照中发生车祸次数最少(Minimum)的是0.039，最多(Maximum)的是4.10，极差为4.06，平均次数(Mean)是1.9244，方差(Variance)是1.146，标准差(Std. Deviation)是1.0706，说明在42个城市中有驾驶执照的司机发生死亡交通车祸率都在5‰以内，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且比较集中，没有异常值出现（根据经验法则：
Xi??3S），偏度系数为0.192≥0，说明样本数据是右偏态分布。
通过相关分析，样本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 0≤0.839≤1，说明交通死亡事故发生次数和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之间存在正线性相关，且相关性比较强，有执照的司机中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和交通死亡事故发生次数同步变化。
根据42个样本数据做出散点图，横轴表示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纵轴表示每千个驾照中发生车祸次数。
从散点图中可以看出，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高的城市，其发生死亡车祸率的比例也较高。另外还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选择发生交通死亡事故次数为被解释变量，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为解释变量，考察他们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
2、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发生死亡事故的车祸次数和司机21岁
以下者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并对你的结论进行讨论。
利用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如下估计结果：
???1.592?0.287X Yii
该估计模型中，各参数的标准差较小(0.37，0.03)，样本决定系数较大(0.7)，说明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T统计量较大(9.75)，说明X与Y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所以可以利用所求的样本回归方程来进行预测分析，或作为政策建议的理论依据。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1.592?0.287X知，有驾驶执照的司机中从样本回归方程Yii
21岁以下者所占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每千个驾驶执照发生死亡事故的车祸次数将增加0.287次。
通过分析，我们建议美国交通部应加强对有驾驶执照中21岁以下司机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对他们取得驾照的资格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驾驶技术考试也要严格要求，这样可以减少交通死亡事故的发生率。
讨 论：
篇二：论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的结合
论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的结合 摘要 ：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是管理研究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将其恰当地结合使用可以使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可信。本文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结合开展研究的过程、结论和重要性。
关键词: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
1 引言............................................................................................................................ 1
1.1 研究目的.......................................................................................................... 1
1.2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1
1.3 研究背景.......................................................................................................... 1
2 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的概念............................................................................ 3
2.1 案例研究法...................................................................................................... 3
2.2 实证研究法的概念.......................................................................................... 4
3 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的关系............................................................................ 5
3.1 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目的不同...................................................................... 5
3.2 主观意志对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的数据分析中的影响...................... 5
3.3 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 6
4 案例分析.................................................................................................................... 7
4.1 采用实证研究法.............................................................................................. 7
4.2 采用案例研究法.............................................................................................. 9
5 总结.......................................................................................................................... 13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
1.1.1 理论研究目的
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存在着大量的研究理论方法，有一些理论尽管涉及的领域比较宽泛，但实际上仍是在某一取向内独立的探讨研究方法。本研究理论层面的目的是试图在已有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将二者相结合，探讨对同一主题不同研究理论的效果，从而将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结合起来。
1.1.2 应用研究目的
本研究应用层面的目的是初步联合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从而使研究的信度、效度更好，能够符合一切的检验标准。
1.2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鉴于以往的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有所不足，本文首先介绍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的概念，然后从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的特点入手,分析其优势与不足,论证了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结合使用的可行性;最后就案例研究法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进行阐述，探讨了两种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如何结合的问题，从而更好的解决在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独立进行中的碰到的难题。
1.3 研究背景
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是管理研究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本文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法”概念即指狭义的实证研究法,即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法”的概念包含于广义的实证研究法概念之内。案例研究法同样从客观存在出发,研究“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与规范研究法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相对,又独立于狭义的实证研究法概念之外案例研究法关注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和事件,不拘泥于常规的有限的数个因
子、变量与统计规律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法属于定性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属于定量的研究方法。
管理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多维度互相关联的领域,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一个优秀模型往往也只能够关注其中两到三个维度,所以仅仅凭借既得的模型和文献很难把握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管理事件的本质。而案例研究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发现问题、启发灵感和解释说明，这正可以填补实证研究法的不足。很多学者也都认为,尽管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它们绝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而是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关系。
2 案例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的概念
2.1 案例研究法
2.1.1 案例研究法的概念
案例研究法定义为对当代某一处于现实环境中的现象进行考察的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是一种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对现实中某一复杂和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考察。通过案例研究，人们可以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描述和探索。案例研究还使人们能建立新的理论，或者对现存的理论进行检验、发展或修改。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 案例研究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根据在研究中使用具体案例的数量,可以分为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而根据在研究中具体案例引入的不同功能,案例研究则可以分为探索性案例研究、描述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等。探索性案例研究是指凭借研究者的直觉线索到现场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形成案例,然后确定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描述性案例研究是通过对人、事及过程进行深度描述, 形成理论观点或者检验假设。解释性案例研究则旨在通过特定的案例,对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和解释。
2.1.2 案例研究法的特点与局限性
案例研究的特点：(1)当要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的时候，当要研究者对研究事物不予控制或不能控制时，当研究的对象是当代某一处于现实环境的现象的时侯，案例研究是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2)案例研究的困难在于将某一小群体的研究发现推广到较大的群体里去。此外，在案例研究中现象和环境的边界不是十分明确的时候，也会增加研究的困难。
案例研究法的局限性表现在：(1)难以对发现进行归纳：Yin认为案例研究的归纳不是统计性的而是分析性的，这必定使归纳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由此,案例研究法的内部效度会被提出质疑。(2)技术上的局限和研究者的偏见：案例研究没有一种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证据的提出和数据的解释带有可选择性，研究者在意见上的分歧以及研究者的其他偏见都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造成难以对案例进行归纳,这是信度上的不足(3)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耗费：密集的劳
篇三：案例八：实证研究论文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温涛 冉光和熊德平
(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00716)（重庆大学贸易行政学院 400041）（扬州大学经济学院 225009)
摘要：本文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52—2002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直接替代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同时，也验证了制度和结构分析所揭示的“中国金融发展中防止结构和功能失衡至关重要”的命题。在此基础上，文章就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增长
一、引言
农民收入增长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的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综观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文献。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Goldsmith1969；Shaw 1969；McKinnon 1973；Stiglitz 1985；Mayer 1990；King & Levine 1993a, 1993b；Becker & Levine 2002）所替代。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发展被假定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并广泛应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研究。事实上，观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指标就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后，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发展迅速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1978—2002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4.41%，经济总量增长了接近28倍，人均GDP增长了20多倍，金融资产总量由3048.3亿元，上升到366001亿元人民币，增长了800多倍，农村贷款*和农户储蓄也分别从160.7亿元和55.7亿元增加到13696.9亿元和15405.8亿元，增长了84倍和275倍多，而农民收入仅增长了17.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从209.8元扩大到5227.2元，由80年代初期的1.8∶1，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02年的3.1∶1和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6∶1；其中1990年—2002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5.92%，人均GDP增长了4倍多，金融资产总量年平均增长21.44%、增长了9倍多，而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2.6倍，尤其是97年以后年均增长只有3.44%，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已有理论文献中，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然而，这些研究除冉光和（1998）在实证中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农业发展影响时，发现剔除物价因素后货币供应量（M2）的波动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其他大都属于理论与政策的分析，缺乏实证的有效支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揭示更多只能间*
? 农村的贷款由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构成。 以上数据均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数据直接计算得到，没有考虑物价指数的影响。
接地从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获得。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且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某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的固定成本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库兹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Galor和Zeira以及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Clark，Xu &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 和Jovanovic的倒“U”型关系。在国内，章齐、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Yiu Por Chen等（2003）在《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其结果显示：“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并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不协调现象一起，共同对现行关于中国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前提和条件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取决于金融的结构和功能，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必须得到实证和解释，惟有这样才能找到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正确途径。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52—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发展对策和建议。本文的以下部分将首先简要地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角度，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得出理论结论；文章的第三部分将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的来源、处理与分析方法以及模型建立和分析工具的使用做出说明；运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格朗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和VAR分析对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进行；文章的最后将对实证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
二、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1、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分析
虽然，中国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并不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初始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国家赶超战略，在很长时间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外生变量，即国际政治、军事竞争和严酷的外部经济环境共同形成的压力。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选择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的重工业化，是巩固和发展新兴社会主义政权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在金融上的反映就是其完全成为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尽快建立比较* Clark，Xu & Zou称之为金融发展的扩展库兹涅茨效应。
完备的工业体系，以独立对付外来竞争威胁的工具，从功能上讲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林毅夫、蔡肪、李周，1994；林毅夫，2003），而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但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下，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只能成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源头，农民收入增长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这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金融必然要延伸到农村（张杰，1998），强制性地使农村金融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控制下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因此，相对于农村经济，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一开始就是外生的，而由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不断正规化，就是不断地被打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民办”向“官办”的“合作化升级”和民间金融被认为非法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种源于计划经济下重工业倾斜战略而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和结构，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而有所改善，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时，尤其要注意Mckinnon（1993）提出的，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出现的，与其他国家迥异的，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中国之迷”（周立，2004）。事实上，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整个经济、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中国改革便按自身规律不断推动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改革的重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的这种主导下，开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农村改革最终并没有能诱导出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张杰，1998）。城市和工业改革一直迫使政府试图通过金融发展来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在后来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更是越来越依赖于通过金融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这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因。显然，中国的金融发展仍然不是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的，农民收入增长也自然没有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1997年开始于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相继发生在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WTO后金融的不断开放，使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安全意识显著提高，对金融的监管和控制变得更加严厉。为了协调这一系列目标，政府不得不加强对金融市场及其利率的管制，设置过高的金融市场“门槛”，对非正规金融发展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化解国有金融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发起了以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使国有金融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嫌贫爱富”的本性，国有金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中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和农业*，就连国家明确定义在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自己脱困，也开始了走规模经营，撤并集中之路，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限上收（何广文，1999，张杰，2003），业务非农化?，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章齐、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Yiu Por Chen，2003），而非正规金融发展又受到政府限制，始终处于“黑市”状态的局面（张杰，2003）。金融发展自然难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2、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54年在《劳动无限* 据林毅夫（2003）、何广文（2002）、张杰（2003）等人的研究和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2003年邮政储蓄存款近8000亿元中60%以上来自农村，估计导致净流出农村资金在6000亿元以上。
? 据夏斌（2003）、章齐 （2004）的研究，农村信用社存款远远大于贷款，其差额大部分投向了非农产业和城市，2002年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存贷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估计净流出农村资金在3000亿元左右。
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将最初由伯克（Booke）于1933年提出的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二元结构”理论引入经济分析，从而开辟了经济分析的“结构主义”思路。根据这一思路，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图1显示的是1978—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较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城乡居民收入之间不仅绝对
100003.6
80003.2
60002.8
40002.4
20002.0
7880
82848688909294969800
02
1.678808284868890929496980002图1 1978—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较 差距和相对差距都较大，而且这种差距伴随经济的发展还在持续扩大，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中国经济的这种“二元结构”特征必然要在金融上反映出来，即中国金融也存在代表传统部门的农村金融和代表现代部门的城市金融两个相对独立和分割的金融部门（张杰，2003）。这种金融“二元结构”从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中可以直接得到观察。图2显示的是1952—2002年中国农村与全国居民储蓄比率和农村与全国金融机构信贷比率的比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无论是在储蓄还是信贷两个方面与全国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而且，与城乡经济发展差别相吻合，农村金融与全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在90年代以后也进一步拉大了。
1.0
1.4
1.2
1.0
0.60.8
0.6
0.4
0.20.2
0.0
0.80.40.0
图2 1952—2002年中国农村金融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繁荣与萧条、落后与先进等表征上，也不仅仅表现在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地理和产业差别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工业化过程中各自的*
?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衡量，我们分别选择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对于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比较，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利用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作为整个农村的总产出；农村居民储蓄比率等于农户储蓄与农村总产出之比，而全国居民储蓄比率则等于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与GDP之比，利用这两个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城乡储蓄能力的差别；同样，农村的总贷款由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构成，农村总贷款除以农村总产出，可以获得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另一指标，利用这一指标与全国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城乡金融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
结构和功能上（张杰，2003）。无论是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工具结构，还是金融制度结构；无论是金融创新能力、金融业务种类，还是金融经济关系，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金融总是残缺不全，难以相提并论的，更重要的是内生于工业和城市发展战略的中国金融（林毅夫，2003），对农村经济而言却是外生的（张杰，2003），作为这种金融在农村延伸的农村金融发展，不仅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且因自身生存能力不足，不断要求政府压制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非正规金融。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政府鼓励民营经济，而抑制民营金融发展就是最好的说明。经济发展战略和二元金融结构，必然使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同时存在于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而且必然表现为以农村金融抑制为代价来达到城市金融深化的目的，这与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制度性控制、大规模动员与过度调动是一致的。
因此，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也必然会以结构的形式反映出来，总体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内部结构的均衡发展。显然，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总体关系上，并不能必然推导出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关系，也更不能必然推导出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关系。现行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发展前提和条件的假定必须得到实证支持，如果不考虑中国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收入结构形成的制度特征，直接依据国际经验和有关理论结论，来推断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和政策。中国金融发展要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必然前提和条件，只有改进现行中国金融的结构和功能，增强农村金融在金融发展中的影响，并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才能得到实现。文章的以下部分我们将用实证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理论分析结果，从而支持本文的上述观点。
三、变量选择、数据与研究方法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农民收入和金融发展两个方面。对于农民收入的资料，我们选择中国1952—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图3显示了1952—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走势。而对于金融发展的资料，本研究中将分别考察全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从理论上讲，可以选择经济货币化比率和金融相
1.1000
500
0.0
0.55
606570758085909500
图3 中国农民收入变化曲线 图4 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