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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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唐冬萍
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16期
摘 要： 在当代文坛中，沈从文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独树一帜。沈从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既有清纯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少妇、妓女。这些女性形象用特有的生活经历诠释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本文从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分类、特点及作者所采取的塑造方法等方面入手，论述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女性形象 人性美
沈从文被称为湘西的歌者，他用笔描绘了一个恬淡、和谐、回归自然的湘西。沈从文的小说像一泓清泉，朴实却又不失诗意。清泉之下他努力构造一个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在那里有跃动着原始生命力的哑女，有淳朴而又真挚的萧萧，有活泼善良的翠翠，有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
一、率性、纯净、土气的湘西少女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别样风景。
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塑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读者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像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渡工的孙女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像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独具个性。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在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优美的成分。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这些女性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篇二：浅析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浅析沈从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刘秋云
摘 要：沈从文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自然女性和都市女性.本文主要从自然女性的自然化特征及其不同创作时期的都市女性形象的特征作一简要分析.
关键词：沈从文；作品；女性形象
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论题材人物的广阔性，沈从文应首屈一指。但他写的最成功的，在文学史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是女性形象。沈从文是最擅长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之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乎贯穿其毕生的创作。无论是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还是空虚的都市人生中，女性形象都是闪耀其中的彩虹和明星。 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男性作家相比，沈从文小说中女性世界展现的不是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悲惨生活，不是茅盾笔下激进的女性精神，也不是丁玲笔下莎菲式的苦闷抑郁的心理，他没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写女性，而是以充满个人记忆和情感的特殊观念写出了女性的生存状态。
一、自然女性形象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基本上可归纳为两类：自然女性和都市女性。沈从文以赞美欣赏的笔调塑造了“自然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纯净、温柔、健康，无论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闪耀着爱、美、善的光辉，大体说来具有以下特征。
（一）自然化的生存环境。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一直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性特征，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在女性塑造方面，则是几乎所有女性性格均被描写为某种社会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表者。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女性，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为了更好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他有意识地将其社会环境淡化，以自然背景代替了社会背景。《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三三》中的三三，《采蕨》中的萧萧，《一个女人》中三翠，其生存环境无不具有田园牧歌式的自然化特征。翠翠的生存环境是渡船、白塔和通灵性的狗以及性格与心灵全由大自然铸造的老船工；夭夭的生存环境是全家人以生命经营的桔园，也有一条朝夕相伴的狗以及与他心灵沟通的老水手；三三的生存环境是她母女赖以生存的碾坊，同样也有一条聪明过人的狗。在作者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看不出有任何社会因素对人物的命运会产生影响，故事的过程似乎是应恒不变的时空中偶然攫取的短暂的一瞬。这种纯自(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论文与其他的不同)然化的处理，使人感到她们是生活在一个与时代环境几乎完全隔绝的封闭的世界中的自然人。当然，沈从文笔下的自然环境同样也包括着社会内容，但这种社会因素已被淡化为自然背景的一部分，不再成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二）非道德的性观念
城市人往往从道德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将其同婚姻等同起来，并进而视其为婚姻的附庸，认为与婚姻相结合的性关系是道德的，不属于婚姻或与婚姻相悖的性关系则是不道德的。因此性关系在城市人中，由于受婚姻和舆论的制约，而
处于被压抑状态，这压抑的结果便是与婚姻相悖的性关系假婚姻道德的名分而发展，使婚姻道德成为虚伪的东西。《一个母亲》、《绅士的太太》等写的便是这种性关系。与城市人相反，自然女性的性观念是非道德的。她们本能地把食欲与性欲等同起来，将其视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生命生存与发展的天然需要，是不可违抗与禁绝的“神的意志”。作者所写的性爱，大都具有非婚姻、非道德的性质。如未婚少女的性爱（萧萧、阿黑）、情妇的性爱（《旅店》中的女店主，《连长》中连长的情人）和土娼的性爱（《柏子》中的土娼）。作者的目的显然不是提倡性解放和非道德，而是恢复人们关于性的自然观念，从而将生命的理性从虚伪的道德信条中解放出来。
（三）爱情的虔诚者、守护者。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自然女性对待爱情，虔诚坦率，心口相应，言行一致，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欺骗作伪的行为，没有假人假情生长的土壤。这群女子与自己的情人爱得真挚、热烈、活泼，无一丝尘滓，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雨后》中的阿姐、《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等等，在这样的作品中，沈从文从性爱入手，在情欲的奔放中发现了她们生存的自在和真实。媚金因未等到情人殉情而死；《月下小景》中美丽少女与心上人傩佑心甘情愿向那个“只能远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阿姐与四狗打情骂俏，把自己陶醉到不知人事。单纯的情欲、热烈的爱恋，没有一丝一毫的精神负担和行为上的矫揉造作。
二、都市女性形象
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大多是揭露城市人生存的种种异化现象，尤其是针对教授、绅士、大学生等所谓都市社会的精英。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沈从文在其创作初期和成熟期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从戏谑嘲讽到理性审视。
（一）创作初期的女性形象
刚走出湘西踏入陌生的城市，沈从文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变得敏感、脆弱、自卑又自尊，因此初期的作品对女性的抒写极尽嘲笑讽刺之能事，他笔下的女性多为虚伪自私、矫情的病态女性。
沈从文认为，生存于人性失落的病态都市中的女性，多半也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虚伪、自私、矫情、空虚。对于这样的病态女性，沈从文毫不吝惜他的讥讽之情，对他们加以无情的嘲弄和批判。，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 《绅士的太太》主要写了两个家庭：“东皇城根绅士家”和“西城废物公馆”。东城绅士太太生了四个儿女，日子在带孩子、骂娘姨与丈夫吃醋斗气、打牌、串门中度过，显得极为空虚无聊。西城绅士虽然是个性无能的瘫子，却养有三个太太。二姨太耐不住寂寞与欲望，跟和尚私通。三姨太是妓女出身，不仅赌博成性，还与大少爷乱伦私通。而当东城绅士太太发觉他们的丑事后，不仅未予揭露，反在金钱、男色利诱下，又与大少爷偷情生下私生子。最终大少爷又抛弃了三姨太与东城绅士太太，与一个小姐定了婚。而东城绅士却又对三姨太产生了非分之想。这个世界的男人女人间充满欺诈、虚伪，完全被金钱和欲望所俘虏。女人们表面上高贵矜持，内心里却肮脏卑俗。她们在男人的安慰与解释、发誓与戏谑和虚情假意中过着自欺欺人、醉生梦死的生活。
还有岚生太太、或人太太等都是些养尊处优、碌碌无为的庸人，她们对于爱情可谓极不严肃，对待婚姻极不负责，打牌、赌钱、调情、偷情和乱伦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知识、教养、道德与文明面纱下隐藏着的是庸俗不堪和丑陋的灵魂，作者对她们这种庸俗、虚伪的生命以冷漠、严肃的笔调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二）创作成熟期的女性形象
随着创作地位的提高、创作思想的成熟，到20年代末，沈从文不再仅仅以卖文为生，文学创作也不再仅仅是为糊口，而是在对现实进行一种理性的思索。由此也影响到他对都市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脱离了其刚进北京时由于自卑而引起的敬畏，以及为了进行自我保护而展开的对她们毫不留情的戏谑、嘲讽，而是开始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在对周围世界继续攻击的同时，对这些苦苦挣扎在污秽世界里的女子进行人性上的探索。赋予了都市女性湘西女子所独有的自然人性，对原始生命冲动的大胆追求，使她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真实。 《如蕤》中的如蕤敢爱、敢献身。在情场中，她自觉自主地挣得了爱，一个有点野，有点傲、有点“乡下人”气质的男子的爱。她又毅然决然地在“一夜欢爱之后”悄悄离去。《薄寒》中的那位年轻貌美的中学史地教员，虽然同样生活在大都市这样令人憎恶的虚伪环境中，却依然保持着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追求。她要求个性的充分发展，厌恶那些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面慈心邪的伪君子，她渴望那种敢于大胆地向真心所爱的人宣泄爱欲的粗犷古扑的人格力量。都市一妇人在对待爱情时采取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手段。妇人心中蕴藏着一种强烈的追寻自己所爱的生命冲动，似乎处处都是她主动，即使在年轻时一再被伤害，仍不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爱就要表现出来，爱就要让所有的人明白，并且为了保证不失去自己已得的爱情，而宁愿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
事实上，沈从文塑造的这些如蕤们的性格特征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作者这样只是把她们作为自然人性在都市里的形象载体，寄托自己对爱情勇敢追求的美好理想，同时也是对真实生命的膜拜。
篇三：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
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形象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他怀着无限的爱心去建构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的士兵、水手、军官等男性形象，以此寄托他的人性理想。但真正光彩照人的，还是他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少妇、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一、率性、纯净、土气的湘西少女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别样风景 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创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但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的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他那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而读者细细品味，又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渡工的孙女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象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们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她们不象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了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船总顺顺的儿子，在老大老二中选择老二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为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黄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人以及许多作品中都写到的青年“男女之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其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湘西女性用她们执着的任性诠释着她们独特的生活风情
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他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来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来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来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在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
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惟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翠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来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