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日本老兵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 曾吃掉被奸杀的妇女(tu)
日本老兵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 曾吃掉被奸杀的妇女
(tu)
今年1月，两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对着镜头讲出自己战时在中国的犯罪事实。当时，面对面地听到施暴者描述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流下了眼泪，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在眼前。
一个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铃木说：“我那时候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想着去强奸时，我们就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大家是分头去的，我进屋后，就看见有个妇女抱着个很小的小孩，倦缩在床上，我一把掀开他们盖的被子，发现这个妈妈怀里抱着孩子，在不停地颤抖。 干了这件坏
事以后，我把房子点火烧了。房子是必须要点火烧的。”
另一年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金子说：“带我去村子里的老兵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骂又哭，激怒了这个老兵。于是老兵一边骂着那名妇女，一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外面。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井，有好几口井，这个妇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这个妇女一边往井里按，一边对我说：金子，你抬她的脚。于是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我们喊着一、二、三就把这名妇女扔到了井里。这个妇女还有个孩子，看见妈妈被扔到了井里，就一直围着井台哭着喊“妈妈，妈妈”，他大概才4岁左右吧，个子还不够高，够不到井台。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回到家中，搬了一个凳子，爬到凳子上喊着“妈妈”就跳到了井里。这个孩子就这样跳到了井里。当时我们不是都带着枪吗，还有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有这么大，我记得当时带了两个，于是我就往井里扔了其中一个，轰地一声引爆了。井里的母子俩就都被炸死了。这就是我曾经干出来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日本老兵们回忆：“我从来没想过人的肠子有那么长，四个中国人的肠子全都流到地面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烧的很多，没法形容。”
“在那个地方强奸，强奸完后就杀了，头也给砍下来了，当时没有肉吃，让吃这个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就吃了，因为已经半个月以上没有吃过肉了。感觉比猪肉好吃。”
“他说金子你抬脚，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在井边上有圆的井台，我就把这个妇女扔到井里。”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一些老兵参加了各种和平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就是其中的两位。
金子安次，85岁，入伍前是工人，铃木良雄，84岁，入伍前在家务农，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们，从应征入伍开始，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铃木良雄说：“日本的军队，在新兵进入军队后，都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三个月中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实战演习，就是把真正的敌人带来杀死的训练，一定会有这个的，把活人拉来刺杀。”
金子安次说：“开始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总是刺不中。我们到中国的村子里去，把村民们拉来绑在树上。然后在枪上装上刺刀，喊着‘呀??’就冲上去了。活着就刺，当时他们还在树上绑着呢。”
铃木良雄说：“谁要是刺中了，就会取得好成绩，受到表扬。”
金子安次说：“开始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不过杀了一个人，又杀了一个人以后，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战争的时候，日军杀中国人，杀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今天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两人。”“好，明天我要杀三个”展开了这样的竞争。根据杀人的数量，军衔越升越高。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干什么的，见到就杀。
金子安次说：“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绑架，就是抓劳工，强行把中国人带到日本，这是绑架问题。还有抢棉花、小麦等等，也有这样的命令。另外还有毒气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做过。在五年之内，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过。”
记者问：“跟你的女儿讲过这些事情吗？”
金子说：“对于我们曾经用枪杀过中国人这件事情，在日本这种环境里认真地反省是很难的。不过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想我女儿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直接对她说过，我没有直接说“你们的爸爸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出口的。”
强奸，杀人，放火，抢劫，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极端恶劣，不可饶恕的犯罪，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当年都做过了，在亲人的面前，这样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为丈夫接受采访，才知道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几年前在镜头前这样说——
金子的妻子说：“每当有记者到我家来这样采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恶，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强令去做的，难以推卸。所以我很讨厌听这些，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说这些事情的。”
那么，在60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铃木良雄说：“只知道听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分析的能力，上级说的话，天皇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天皇就一定是对的，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既没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析反省。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不加考虑地服从天皇的命令，在铃木良雄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和习惯。
金子说：“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在乘坐公交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脱帽致敬。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认为天皇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后来，天皇说这么做那么做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
冈田黎子说：“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冈田黎子，76 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奸杀旳真实案例)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步平说：“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他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那么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最后怎么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么下来的，那么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它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他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
篇二：女兵被德军奸杀,苏联人是怎么干的
女兵被德军奸杀，苏联人是怎么干的
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二战德军抓捕了苏联女军人卓雅，对她施以难以启齿的折磨，包括轮奸，割乳等等，最终坚贞不屈被折磨而死。战争尾声时，这个德国军团5万人被包围，请求投降，斯大林的批示是：不准投降，全部歼灭。
日本投降，东北的俘虏吃着白面馒头，睡着热炕，而看守这群日本畜生的中国军人只能吃野菜和麦皮，因为粮食不足，因为要感化他们，要体现我们的宽宏大量和国际精神。
抗美援朝，美国俘虏在东北一样享受了安宁和温饱，而被联军俘虏的中朝军人，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将其扒光衣服塞进装有玻璃渣的汽油桶等残酷刑罚。被折磨致死的有一半以上。
南京死了30万人，除了是鬼子太残暴，还有就是国人太聪明。要知道去杀30万只猪或狗，一不小心还会弄个工伤事故、感染死亡什么的，难道30万南京人真的是猪狗不如?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5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2000人去屠杀!2000人，像猪一样任凭5 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虽然那5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但是那2000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可是他们没有，据某个幸存者口述，他曾经怂恿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可惜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虽然2000人肯拼命肯定能赢，但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肯定会死，所以他们聪明地独善其身，把希望寄托在有其他人第一个冲上去。
可惜的是，大家都是聪明人，没有蠢材，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猪一样任凭屠杀。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聪明人，但是聚在一起却只是一群聪明的猪而已!
普京说：原不原谅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们见上帝!云南昆明的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都是逃生技巧，自救举措。有文章教你第一诀窍是“不能激怒歹徒”!有人在教维语的“朋友，住手，自己人”……向暴徒乞求，和暴徒称朋道友，不可耻吗?
我在想，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这个国家是怎么了?难道没有人再崇尚英雄主义了?媒体也不再支持挺身而出了?
先不说当晚昆明火车站有多少人，当我看到新闻上说一家餐馆里面躲了200多人的时候我想哭又想笑!10几个暴徒而已!拿的只是刀不是枪!只需要30个人操起桌椅冲出去!几把砍刀就可以让100多号人倒在血泊里?
现在已经击毙的，加上抓了的，一共不过8个人，还有2个女的，没有枪，只有长刀，居然砍死29个，砍伤130个?他们还当场跑了5个?难道所有的人第一意识都是逃命?难道没有人站出来跟他们搏斗?有媒体提到，一个饭店老板娘救了200多人，讲到所有躲进小饭店的男人都不知所措。我想问，躲在女人庇护下发懵的男人们，不感到到悲哀吗?
这一次是暴徒，如果是侵略者，是不是又要上演几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一个村子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反思，我们的媒体需要反思，所有媒体除了对恐怖分子的谴责就是对逝者的祈福，为什么不反思?我们的男人的血性都去哪儿了?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以暴制暴!他的目标是砍死你，你跑是跑不掉的!你跑了，被砍死的肯定是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每个人都反抗呢?每个男人都拼死反抗呢?他们还敢几个人就搞个恐怖袭击?
“天佑昆明”、“昆明挺住”了，这和老天有半毛钱关系嗎?整个民族都挺不住，昆明挺住有啥用!这证明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什麼看見穿黑色衣服的就要躲避，这是小孩的事。
凡事躲闪、退让的结果就是亡国灭种!這樣下去，几个日本鬼子扛着几把破枪统治一个村庄的事情今后还会重演!所以，碰上就要干TM的!!!
希望男人们看到这篇文章转起来!支持自己的男人遇到这种事情去战斗的女人也转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对恐怖分子产生震慑!让他们有所顾及，不敢那么放肆。
温尔文雅如果没有血性，那就是病猫，就是东亚病夫----这个病在心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篇三：七天 触摸一个真实的任长霞
七天 触摸一个真实的任长霞
5月23日 星期天 问
到登封的第一天，我们就观看了任长霞生前以及刚刚去世时候的一些电视报道。
大屏幕上，那些衣衫褴褛的老百姓手里拿着材料，排着长队，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下，泣不成声。有一个近镜头很清楚——任长霞的眼泪顺着眼角慢慢渗出。
人生，是不是会在某个时刻显露一些隐秘的线索？资料片中有这样一幅艺术照反复被使用：她留着齐耳的短发，微笑着，一条火红色的围巾往后搭，背景光也是橘黄的暖色调。突然就感觉那种淡定的笑容就像极了烈士的微笑。
周围，传来一阵阵抽泣声。所有人都在哭。
这个时候想起一位领导所说的话的含义，他曾经先到了登封打了前站，他说，“我反正哭了??如果去的记者没有哭，可以申请不做这个报道。”
但是，哭过了，记者追问本质的天性又一点点地开始恢复。面对一个逝者，哀伤的情绪也是很容易调动的，在镜头背后，一个真实的公安局长的生活与工作究竟是怎样的？
参观她生前的办公室，书柜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一个人的书柜应该很能说明他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趣味。书柜的上百本书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最多的是公安和法律的业务书籍，如《侦察预审办案大全》、《中国法制史》等，里面还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其次是成功书籍，《怎样当好一把手》、《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方略》、《成大事必备》，我有些惊讶的则是看到吕日周的自述《长治，长治》，这说明她是一个关注现实时政的人；办公桌上，右手边，还摆放着两本有关农村社会治安状况的研究书籍。
书柜下面的两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药。有胃药，也有妇科药。
办公室后面的一道门连着里间的寝室。因为是探访一个已逝世的人的寝室，大家都有些紧张，动作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的，仿佛是怕惊扰了什么。登封市公安局行政科长说，4月14日，任长霞是凌晨2时才睡觉，而7时又挣扎着爬了起来，她要赶往郑州市汇报一桩案件的侦查工作。她的最后一顿饭是两个菜馍、一根黄瓜。这还是行政科长匆匆塞给她的。此后10多个小时粒米未进。在任长霞遭遇车祸后，抢救过程中医生剖开她的腹腔，发现她的胃里面是空的。
5月24日 星期一 好强
任妈妈被任丽娟搀扶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些感伤。
我们不能到她父母家去。几年前任长霞的父亲因为脑溢血一直病卧在床，所以对他封锁了消息。家里人和单位商量，就让公安局的人去给老人说：“任局长被派出国当国际刑警了，最近年把都回不了家。”
我想从家人那里取得的信息是，任长霞为什么会喜欢当警察？我理解，一个人很敬业，不以工作为苦，除了是职业信念的支撑以外，一定跟他的性格和成长轨迹有关。任长霞在电视上说她“从小就想当警察”
的时候，表情很丰富，意犹未尽。里面一定有故事。
采访下来，我又逮着她妹妹任丽娟谈。最后基本得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她家是普通的工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她3岁多就被送到睢县农村的爷爷奶奶家。因为身体瘦弱，在睢县的时候她就开始练习武术，这给了貌不出众的“小黑妮”一种特别的力量。回到父母家以后，她在三兄妹中性格显得格外倔强，因此“被父母打得最多”，但是“怎么打都不哭”。
有意思的是，她妹妹提到他们三兄妹小时候的两次事情都是吵架．一次是姐姐带着她去买笔被欺负了就跟售货员吵，还有一次是她家的鸡棚不知道怎么被人家烧了，哥哥去跟别人打，她姐姐则是很大声地去吵。
突然感觉到，这种形象和心理轨迹像极了《沉默的羔羊》中的那个女警察。在一个相对底层的环境里面，这个倔强好强的女孩子慢慢培养了一种惊人的抗争能力。她想当警察，不仅是渴望自己强大起来，同时也是因为警察除暴安良的天职和形象符合她的心理需求。这也许就是她一直勤奋工作的内在动因和理想追求。后来等她到登封当公安局长保一方平安的时候，那种从小在农村培养起来的对底层社会的天然感情和理解力则又帮助了她。
她是一个好强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预审科时候突破100多个串案，到法制室的岗位练兵夺奖，到竞争上岗要当技侦支队“一把手”，处处都透出一个倔强的性格。但是这个时候的家庭生活还很正常。
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是从技侦支队开始的。而到登封以后，“奔跑的速度”似乎更加快，快到无法停歇下来的地步。父母和家人个把月都难见到她的影子。坐不了一会儿，她就开始接电话，或者，就是困得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火化的时候，任妈妈还叫任丽娟给她姐姐捎一个手机去，“怕她在下面没手机打”。
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是律师，也是一个很内秀的人。“五七”的时候，他给妻子烧了一首诗寄去。诗写得很动情，当他念那首诗的时候，我的泪水又夺眶而出。我悄悄想，如果那天的车祸不是太严重，她能苏醒过来，那么，她会不会“幡然醒悟”，把大年三十的值班时间跟在登封的副局长们换一换，回家去陪陪父母和丈夫儿子呢？按照她的工作逻辑和心路历程，这恐怕不会，与家人团聚这个愿望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奢侈品”。
生命无法挽回，一如时间的流逝。
5月25日 星期二 药
这天采访，对面坐着的所有受害者群众都是农村人，一提到任局长帮他们破案的事情，他们就哭，让人有些酸楚。
在郑州市，上访者有一半出自登封。这个模糊的概念背后是多少沉积的案件？
海渚村的代表在说“砍刀帮”，白沙水库边的人在说被王松的黑社会团伙打伤的事情。听着听着突然感觉到乡村社会的脆弱，一个家庭和社区一旦遭受到某种暴力的伤害，哀告无门后紧接着就是漫漫的上访抗争。
可是，这些案件受害者一集中到一起，因为时间短促，浓缩了话语就变得有些奇怪，“自从任局长来了以后??”，“没有任局长帮我们，案子破不了”。这些感恩的语言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韩素珍满头的白发和漫长的上访历程吸引了我。11年前，她的女儿和同村的一个女孩一起去镇里面看电影，回来的路上遭到强奸并被杀害。3个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老母亲从此开始上访。
“闺女突然就死了，还是被奸杀的，就躺在地里，鞋子也挣脱了，额头上全是血，我咋能不管呢？”她说起11年前的情形就开始哭。她从对襟衫里摸出手绢来擦眼泪。长年的哭诉，她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白翳。
她说起上访的情形时，我的眼泪开始往下掉。尽管知道这些细节是无法进入稿件的，但是，我不能不让老太太说。谁能真正体会到一个母亲看见女儿的尸体时候的悲苦？她告了那么多年的状，一直没有结果。
突然等到某一天，一个女公安局长来到她家，告诉她，她女儿的案子有了线索，这会是怎样的悲喜交集？
我心里堵着什么东西。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塞了100元钱给老太太。
100元钱，不算多，只是一种心意。老人家又哭了出来，还要下跪，我们赶紧拦住。昨天中午去公安局的时候，看了韩素珍送的那块碑，注意到碑的背后一大堆没有标点符号的文字，全是大白话，但说得很清楚。我抄录了下来：“??在我们两家绝望之际盼来了我们的恩人当代包青天任长霞??任长霞局长热情接待和蔼可亲耐心听诉详细询问并调出原卷宗亲自审阅还多次到我们家和村里了解情况??令十一年的人命大案水落石出我们的女儿得以瞑目九泉。”
这里面，老上访户张生林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他向上反映村里财务混乱的问题，受到报复，被打成重伤。任长霞每次见他，总是问寒问暖。4月12日晚，他得知一名打人凶手潜逃回村的线索，又赶紧跑到任长霞的办公室，向她汇报。约好15日她从郑州开会回来再说案情，弄准了立即抓人。在这中间，张生林说到自己生病没钱看的情况，任长霞当时就抓起电话给民政局长“说情”，要为他申请救济。接着，又从抽屉里挑了一把常用药包好给他。但是，4月14日夜，任长霞遭遇车祸辞世，张生林没有等到她回来帮他抓人。出殡那天，他挂了一幅“痛悼亲人任长霞”的巨幅挽幛，挽幛上面，挂着的一大包药来回晃动，尤为显眼。
“来路短，去路长！局长为我们落下了一身毛病，路上带上点儿药??”说到后面，张生林泣不成声。
5月26日 星期三 美
下午回来又去了一趟任长霞的办公室。寝室连着一个卫生间。洗手池的台面上，高高矮矮的摆放着很多护肤品和洗涤用品。
重新打开书柜，看见了十几本影集。应该是她所有的照片都在里面了。照片比衣服还多，里面有她年轻时候温柔妩媚的样子，有结婚以后和丈夫和孩子外出游玩的开心的样子，还有几本影集则是和案件有关的工作照。
“我们都觉得她以前很爱美的，相片照得好多的，衣服也多，但她后来都穿不着了，又舍不得丢，就堆在柜子里面。”
曾经照料过她生活的吴宏敏从衣架下面拎出一双高跟鞋，“她太累了，下乡下得不是一般的多，所有鞋子都经不起她磨。”仔细看，地上整齐地摆着7双高跟鞋和坡跟鞋，都用鞋油刷得很亮，“她从来都不穿平跟鞋，就是下乡，也是穿坡跟鞋。”
“每双都补过，最费的是后跟，经常是她下乡回来，里面的白塑料都磨出来了，前掌也容易磨通”。
快走的时候，吴宏敏悄悄地说到了任长霞“那个的时候”还坚持晨练，两条裤腿都染了血的事情。尽管房间里没有什么人，她还是用手挡着嘴压低了声音。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要命了？”吴宏敏点点头，眼睛里面有泪花。女人是有天生的身体弱势的，为了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就这样硬生生地用身体来拼！
“你们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她头顶上的头发特别稀，快要秃顶了。
来登封，她的头发就掉得特别厉害。“
5月27日 星期四 经费
对于几乎一天数起的破案数，起初的感觉是这个数字很大。但是晚上在郭遂营的办公室里，这个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却说，“郑州市局还觉得我们的数字太低，怪我们是在隐瞒，说我们流动人口这么多，怎么可能只有这些案子！”
破案不是任长霞一个人干得了的。关键是有一支队伍。在登封局最“得宠”的就是刑侦大队。要车给车，要人给人。最重要的是，办案经费也基本能保障。
“一个派出所基本的开支要有吧，过去都没有，只有干工资，下面只好去抓罚款。以前很多大案要案，即便是刑侦队，办着办着案子，没有经费了，又出去收点罚款，才回来接着办。你时间一过，有些案子就怎么都破不了了。”
为什么任长霞能确保经费？综合白天派出所所长和郭遂营的说法，经费来源多了这么几块：一是交警队的罚没款收到局里，二是从上面争取更多的专案资金，三是因为公安局形象好了以后从市财政也争取到了更多的拨款。由此，不仅刑侦队，各个基层派出所的工作环境都明显改善。“五小工程”包括“小厨房”“小寝室”，就是要让干警呆在派出所安心工作。
从这点来看，任长霞是一个很懂得管理的好局长。公安局的财务状况同样值得重视。否则，没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干警的精力就不可能集中在业务上，警容风纪也难以保障。5月28日 星期五 “误解”
采访越到后面，接触到李民庆、刘凯和杨玉章这几个郑州市局的领导，我越发能感觉到任长霞的极度的焦虑。
“在郑州市局，任长霞的破案水平只是中等。”直到最后一天见到李民庆，惊讶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临去世前一段时间，任长霞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本身也是一个传奇人物。电视剧《荣誉》中那个一句英文都不会，但硬是远涉重洋把犯罪嫌疑人从美国带回来的公安局长，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他在郑州市局提了一个口号叫“逢一必争，逢冠必夺”。他和另一个副局长杨玉章被认为是发现任长霞的“伯乐”，或者说是“后台”。任长霞被派往登封，作为一把手，他的意见起决定作用。
从下往上看任长霞，容易把她拔高，而领导的评价应当是更为客观。在李民庆的口中，很多情况都清晰得如同一个沙盘。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了很多。我从内心感谢他的坦率和公允，没有将任长霞塑造成“神警”。
“她出车祸前一天，我还为案子的事情批评她，她当时就哭了一场。”
任长霞在李民庆的面前哭过3次。第一次是为打分的事情，她到登封第一年，郑州市局组织一次各县局的破案情况的考评，结果登封以一分之差名列第二。就为这，她冲到了李民庆的办公室哭了起来，认为分数的计算方法有问题。第二次是说到无法照顾孩子的学习而哭。而出事前的那次是最后一次。
“1·30”的杀人强奸案件一直毫无进展。李民庆回忆说，任长霞去世的前一天，他们一起接待完一批外地的同行以后，就在办公室分析案情。他问她：“你有多少副局长？”“8个。”又问，“在案件上的多少？”“一个。”“一个不行！必须上4个局长，你亲自挂帅，正常的工作都交给政委或者常务副局长。”
任长霞当时就哭了，她说，除了案子的事情，她手上还有拆迁户阻塞交通的事情，最着急的还是经费保障不了，“工作难度很大，思想压力也很大”。
显然，她把能够用上的时间都用上了，但是仍然不能达到郑州市局的“命案必破”的要求。实际上，登封2001年有6起命案没有破，前年和去年也还有两起案子挂着。
任长霞生前最后一天的时间安排也很能说明她的焦虑状态。出车祸的当天上午，她带着两个刑侦的干警又去找杨玉章分析案情。杨玉章还在一个基层县局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刑侦能手”。当时，市局在郑州市高速公路口义务植树，任长霞他们就和杨玉章蹲在马路边上，用木棍在地上比划分析。也在植树现场的李民庆碰见了，还瞪了任长霞一眼，意思是，不在下面扎扎实实地破案子，到处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