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文学史论文
论《三国演义》的道德观
对《三国演义》中封建正统观的
狭隘性的几点看法
姓名：许梦霞
学号：2094052156
专业：09级中文教育
摘要：清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一开始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的态度,君臣间的忠义等思想，无疑是在宣扬封建正统思想。而对于《三国演义》正统思想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评价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和艺术形象。因此,如何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关键词： 封建正统观 三国演义 思想倾向 尊刘抑曹 农民起义 刘备 曹操 关羽 正统思想 忠义 封建社会 狭隘性
一） 尊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
正统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历史家用来为封建君主的统治作辩护的一种理论。在作者和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看来，皇帝是天的儿子，秉承了天的意志。这实质就是“君权神授”和“家天下”的思想。国是一家一姓的国，这关系到皇帝的名义能不能被承认的问题。在书里，刘备方面的人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帝王后胄，用以抬高自己“主公”的身份，进而扩大影响，争取地位。要承认他是合法的．便不得不把前一朝的皇帝也认为是合法的，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才是合法的继承。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才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刘备的出身，以及尊刘反曹。
刘琦死后，鲁肃借吊丧之名，来讨荆州。诸葛亮用这样一番话来应付：“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结果“一席话，说得鲁子敬缄口无言”。明明是东吴视为无理的事，偏变成了有理的事。这里刘备的血统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连一些不属于刘备手下的人，也在经常地替他的“汉室苗裔”招牌做义务宣传。虽说刘备做事，也确有些北封建社会里的人认为是“仁”、“义”的地方，但显然可以看出，刘备之所以“得人心”，起作用较多的地方还在于他是汉朝皇帝的叔父。因为刘备的所谓“仁”和“义”，在书里描写得并不怎样成功，显得苍白无力，如鲁迅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似伪”。
而曹操实实在在不仅是作为一个“乱世奸雄”来刻画的，而且是作为一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乱臣贼子”来刻画的。正如了刘备所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话实际就是作者描写此二人的指导思想。书中突出曹操对汉室的不忠对人的不义，但刘备的称王称帝在今看来，与他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刘备在称帝时违背了君臣名分，是僭越，不忠不义，他以“匡扶汉室”相号召，跟曹操的“奉天子以从众望”的手法不相上下，不过是一种图霸称王的手段。
而且封建社会里的所谓正统观念正是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正统问题的争论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讧，从来也没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过。试看刘备，他以正统自居，不少人也都承认他是正统，可是他并没有统一全国；反过来说，曹魏占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几乎到了统一的局势。曹操的理想是使天下归一，实现和平，减少战乱，可是有很多人不承认它是正统。各个朝代的正统观念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都是属于封建思想范畴之内的东西。 不会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利益，作者也是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
因此忽略了战乱中受苦的人民，更没有看到曹魏统一中国后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这是《三国演义》作者自身士大夫阶层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表现。
二） 忠义(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 范文 网:中国文学史论文)的单向性
义《三国演义》中表现很突出的思想，小说一开头的“桃园结义”，就是写的一个义字。但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内涵是比较复杂的，属于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有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义如果是作为封建时代维护君臣关系的道德准，就成了“忠义”。而忠与义之中，由于《三国演义》中主要描写君臣之间关系，由此，忠就成为突出强调的地方，义就成了忠的附庸。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人以兄弟相称，但从三人的关系发展上看，实际上主要内容还是忠义，因为结义的实际目的却是恢复汉室，帮助刘备打天下，是建立在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提出的口号“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为了维护一家之国。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第二十六回，写关于暂归曹操后，曹操出于爱才，想要留住关羽，派张辽去试探他。张辽问：“兄与玄德，比弟与兄交何如？”关羽回答：“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岂可共论乎？”这时候，刘备败投袁绍，身无立足之地，更别提做皇帝，而显然关羽已经以君臣关系来看了。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忠义思想，当与其以姓刘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思想结合时，是以对汉室的态度来衡量的，即：凡是拥护汉室或奔蜀汉的，就是忠，否则就是奸。但有时也超出于集团的利益，而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个集团中的人物，只要表现出中心不事二主，作者就加以赞扬，如在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后，曹操厚待曾被袁绍囚禁在狱中的部下沮，而沮不为所动，最终被曹所杀，被杀前依然英勇不屈，神色不变。曹操被他的忠感染，在其墓上刻下：忠烈沮君之墓。相反的，凡是叛主的都进行谴责，如关羽取长沙时，魏将魏延斩太守后投降关羽，最总却被诸葛亮斩杀，痛斥之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可见即使写叛曹归汉也是要受谴责的。
而以忠义著称的的关羽，他的忠义也只是尽忠于私的。尽管在曹营受到百般优待，一旦得之刘备去向，就马上“挂印封舍”，千里走单骑。也是完全出于个人恩怨，才有后来华容道放走曹操的原则性错误。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义是从属与忠的，而忠，当其与“拥刘反曹”的思想结合时，是强调对汉室的态度；但常常超出特定的集团利益而上升为一种抽象的伦理，强调事主要衷心，而不必考虑其主是否值得效忠。这种宣扬已经接近愚忠思想了。《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这种不讲是非邪正的效忠于主子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观，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非常落后和陈腐的。
三） 对农民阶级的反抗持抵制态度
《三国演义》开篇就写到黄巾军起义。虽然只有前两回描写到黄巾军起义的事，但在描写手法上依然将黄巾军起义定性为造反和叛乱，第一回的名称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可见杀黄巾军的人是英雄。而刘、关、张三人第一次见面也是因为要对抗黄巾军，剿灭黄巾军这场农民运动非但不是罪，反而是利国利民的壮举。
试举一例，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在史书中无从查找的人物——周仓，周仓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里虽然着墨不多，但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青龙偃月刀、赤兔马都是关羽形影不离的三样“宝贝”，并随着关羽红透大江南北，成为崇拜的偶像，不但是在戏曲舞台上频繁出现，在关帝庙也是少不了的一员，同关羽一起被后人供奉。
翻遍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为《三国志注》等史书，均不见周仓的影子，三国以后唐、宋等几代的野史、笔记、诗文也是看不到关于周仓的记载。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那作者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人物呢？ 演义中的周仓在第二十八回出场，是一个黄巾余部，因为仰慕关羽的盛名而投靠关羽，成为关羽的部下。为什么要把周仓写成是黄巾余部呢？丘振声先生在《三国演义纵横谈》一书中认为目的是“要人们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毛宗岗在评论原因时也认为“关公既遇廖化，又遇周仓。廖化是黄巾，周仓亦是黄巾。化之从公后于仓，而仓之慕公切于化。夫使仓而不与公遇，不过绿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厢绘像，仓得捧大刀立于公之侧，竟附公以并垂不朽。可见人贵改图，士贵择主。虽失足雈苻，未尝不可以更新；而单身作仆，胜似拥喽啰称大王也。”
可见《三国演义》中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由于受到尊刘反曹的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旨在推翻刘汉王朝的黄巾军农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这完全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这也是在禁毁进步书刊成风的明清两代，《三国演义》却能够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
四） 综述
在长期中形成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些思想倾向，是包含很多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由于受到作者自身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作品带有狭隘性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应该去过分苛责，应肯定其中值得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
参考文献：
1）评《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散论之七冒炘 叶胥；
2）《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3）《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之四·明清小说》 周先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3月第一版；
4）《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5）《中国文学史四》游国恩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二版。
篇二：中国文学史论文
浅谈唐诗的魅力
中国文化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如果你能对中国文化的有一定了解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
中国文化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开疆拓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兼容并包，文化上中外融合，创造了对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盛世不仅造就了士人的开阔胸怀、，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创造力，给文学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创造了被后代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唐诗浩如烟海，诗人群星璀璨。唐诗所表现出来的主题，诸如忧国忧民、匡时济世、抵御外侮、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捐躯报国、舍生取义等，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
忧患意识是诗人在探索社会、人生过程中遭到巨大压抑、挫折、失败后所产生的深邃的思考，是基于某种历史责任感而产生的一种不安乃至痛苦的情感。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悲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到了盛唐，好游山玩水的李白也常“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诗句中，我们能发现一贯狂放不羁的李白，也在为国家社稷的安定而忧心忡忡。杜甫遭遇安史之乱，目睹国家巨变、人民离乱，更是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呐喊。他感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创作的《兵车行》《羌村三首》“三吏”“三别”《悲陈陶》等大量忧国忧民的诗作，也为历代士人所景仰。中唐诗人刘长卿在目睹百战之后，面对社会残破、蓬蒿遍野的凄凉景象，不仅感慨道：“归人失旧里，老将守孤城。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这些诗句都隐隐约约地预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危机。到了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的晚唐，诗人们更是有无限的忧虑和伤感，李商隐对“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的荒凉残败景象忧心如焚。由此可见，唐诗所体现的忧患意识，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
唐代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近百年的繁荣，造就了中国人昂扬的精神面貌，开疆拓土，军威四震，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着社会氛围。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从军行》中自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其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到了盛唐更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高适在《塞下曲》中高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王翰也发出“醉卧沙场君莫笑，古典征战几人回”的感慨。还有王昌龄、王之涣、崔灏等诗人都抱着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以昂扬的情绪、乐观的精神，奔赴边疆。李白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抱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杜甫在青年时代也是豪情万丈，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下”的高远志向。即使是体弱多病的李贺也发出：“男儿何
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诗是我国古代最有价值的艺术之一，唐诗表现出的美学特征，可以调动起人们的鉴赏欲望，而鉴赏中的想象、记忆、联想、思维、情感等众多心理能力的运用，提升了人的审美意识。这种意识在唐诗中有着深切的体现。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看到空山深林傍晚时的幽静景色，领略大自然的绚烂美丽如画景色。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写出了自己春晓时的感觉。从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无题》诸篇中，我们更是感受到无穷的艺术魅力。又如他在“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中，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唐人把诗生活化了，也把生活诗化了。既可以看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自信，也可以听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凄婉感叹。走进唐诗，便走进了唐代广阔的生活；走进唐诗，便走进唐人广阔的艺术心灵。
唐诗不仅文字绚烂，而且意蕴深厚，洋溢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精神、气质、品格、感情和高尚的意趣，这无疑是实施人文精神教育的最佳材料。
篇三：中国文学论文
One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农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
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Two萧红创作中的时代视点与女性视点的一种分析
我们认为，在《生死场》中，与其说萧红在赞颂爱国和反帝，毋宁说萧红在冷静地揭示农民几乎是出自生存本能的抗争的本质，这其中隐含着她对中国乡土的历史性惰性、生产方式的停滞以及生活形态的绝望的关注和思考。而30年代左翼文学对乡村的代表性观点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先进农民的抗争，是落后农民的觉醒。这个观点不足以统领并笼罩萧红的《生死场》，相反，使其从可能是一部批判意识深远而广博的作品，成为被搁置在反帝抗日书架上的一本吻合时代主流，然而却特质消泯的小说。
萧红更多的是凭个人的天赋以及女性的敏感在写作。这是得到公认的一点。她的女性身份给她带来的苦痛，她在生长过程中，出自女性自我对自身的体察，使她的写作在时代视点之外，天然地具备对性别历史的敏感。《生死场》中已经有着具体的女性的苦难和不幸与不争，如福发媳妇、月英、还包括被父亲活活摔死的金枝的女儿等等。这是萧红女性视点对女性境遇的展示。《生死场》之后，萧红接连出版了《商市街》、《桥》、《牛车上》等小说和散文集。其中多有描写女性的篇目。至1940年，萧红写出了她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她的女性视点开始有了“沉入”。
如果说，在《生死场》中，女性亦是那无尽的历史轮回中的一部分，女性的整体和女性的本体都并不外显，那么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女性意识已经从历史性的审视与批判，转向了文化视阈里的探索与思索。这里面有着对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承，也有着萧红自身女性视点的敏锐。《呼兰河传》尽管写作于萧红创作生命的后期，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却比《生死场》还更加倒退。一般认为的是，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写东北的一个小城，写同样是没有希望，也没有悲哀的生活。但在这“生活”中，强烈地使人同情的是不幸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是王大姑娘；强烈地使人震撼的是折磨女性的女性，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那些软刀子杀人的女性“俗囿”。和《生死场》相比，小说几乎跳出了对时代的观照，甚至也摆脱了仅仅对具体的女性苦难的呈现。女性不再是一个被折磨的客体，她也是折磨女性自身的主体。封建礼教的冷酷和罪恶，不仅仅在于它吞噬了原本可以美好的女性的生命，更在
于它在意识领域对女性一代一代的奴役。女性的愚昧和不自由由此既是封建礼教的结果，也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和执行的基础。这背后深藏的是男权冷漠而操控一切的姿态。女性的自戕也不仅仅将女性的尸体摆在了礼教和男权的祭坛上，也使萧红的文本具备了源自女性视角的批判色彩。
但女性的萧红毕竟也是“时代”的萧红，时代对于萧红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使萧红获得创作素材，获得创作力量，获得创作目的，也在于它对萧红的“女性性”的压制，并限制了萧红的女性视点，这样的局限性，当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萧红的文本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施予苛求，但从评述萧红的创作出发，我们不能不关注其中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的关系。而这关系所暴露的，甚至是萧红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性命运和悖逆。
正如林丹娅曾发现的，萧红文本中存在一种现象：她时而处于文化主流中讲述主流“大我”话语，时而处于主流边缘讲述女性“小我”话语。在林丹娅看来，这一现象是女性在历史情境中总是处于被男性“拯救”的地位的自然结果，萧红与萧军的离离合合的际遇，便是萧红文本中上述现象的发生器。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视点和女性视点在萧红文本中的关系的描述。甚至，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中，只有男性才被认为是时代和历史的主体，而女性作为男性的事实上的附着物，她的职责对象是男性，而不是所谓的时代和历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萧红的文本已经具备时代视点，这证明那个时代对于女性有着深刻的解放意义，显然并无新意。这背后真正显示的，是根植在人的意识深处，并不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得到清除的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中，对于萧红来说，靠拢萧军竟就意味着靠拢了革命的主流文化，也即被认可为靠拢了时代。
事实上也是如此，萧红的创作始于与萧军的结合，萧军对她的创作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很轻易地可以从萧红一开始的创作，几乎没有从自身复杂而不幸的婚恋经历中取材得以看出。换言之，在萧红和萧军相处时，萧红作品中的时代色彩就浓烈，更加带有那个时代肯认的因素。而离开萧军后，萧红的女性自我和女性观照才愈加明显。萧红依靠萧军的“拯救”，获得女性生命体的新生，但却在离开萧军后，才（能）获得女性意识的自由展露。于是，一个悖论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萧红创作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发掘和推崇的东西，未必是萧红创作的最本真，但却淹没并定性了萧红的创作，而女性的萧红的自由实现却是必须以离开她的施救体所代表的时代主流为代价的。这代价甚至意味着萧红从此与孤清相伴，直至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域寂寞地死去。
Three“暴露”文学
总观萧红的创作，当归类为现实主义道路。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文学理想，把“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作为创作主旨。晚年的李洁吾，对萧红的性格有很好的描述道“她，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她的面部表情总是很冷漠……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引用于-曹革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萧红性格内敛，其文字也深藏着一种“暴露”或者说“揭露”的味道。《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就提到讽刺的字样，原句是“后来，她写的短篇收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集，还有讽刺长篇《马伯乐》，后期代表作长篇《呼兰河传》、短篇《小城三月》”。
萧红的笔法带有侧面的性质，《生死场》后半部即是，再如她的短篇集有《在牛车上》，短篇《手》等，写的更浓密蕴藉。《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说“《在牛车上》写旧军队对逃兵的虐杀。与萧军一些作品正面暴露旧军队的写法不同，只从被害家属的难堪楚痛中，反映出旧军队所带给人民的灾难，感人之力更强烈”、“如《手》写一个农村染匠的女儿在学校所受的种种歧视。表面上她似乎是个低能儿，但人们从她染着颜色的手可以想见她在家的生活情况，找到她学习艰难之因，并产生对她的同情”。
Four原真的文化形态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萧红小说的文化形态因为本真，因为原始，所以在表现传统的落后文化对人的戕害，及对中国社会滞后发展的作用上，在展现关于生与死、关于空间的永存、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方面，提供了一部形象的文学样品”、“《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几乎可以看作全篇的主题词。从她的作品视界所能看到的故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便是无生活方式：吃，睡，劳作，像动物一样生生死死，冷漠死灰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在这样停滞的生活中是必然产生小团员媳妇的悲剧的。但这里的“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生命中的永恒。』
Five“诗化小说”与“萧红文体”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从创造小说文体的角度看，萧红深具冲破已有格局的魄力。她说过大体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引用于聂绀弩《萧红选集·序》，《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至3页）”她就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障壁，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的忧郁感伤可以与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没有那样病态、驳杂，更有女性的纯净美。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Six萧红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超前性品格
萧红的小说创作是她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数量最多的一类。她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但给她带来巨大成功的则是《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中、长篇小说。她从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小说。直到她病倒前的1941年7月她还发表了优美动人的小说《小城三月》。小说创作贯穿了她九年的文学历程，在她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创造性、现代性瓣性品格是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她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也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所以，对她的小说创作应给予特别的重视，这将有胁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萧红文学创作的全貌和她独特的艺术个性。萧红的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有的作品如《呼兰河传》可算是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她当之无愧地跻身于20世纪中国杰出小说家的行列。她的小说不论在思想内涵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独特的发现与创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多重性、深刻性与超前性
萧红不是一个思想型的小说家，她写小说往往并不想去直接表现某种流行的政治观念、社会主导意识或现成的思想，她的小说大都给人的印象是思想性不强，主题不鲜明或不积极，尤其是后期小说更是如此。但这恰恰说明萧红不是一个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人，也不是一个借小说表达某种通行的思想与立场观念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更多地是来自于生活的启示、生命的体验、心灵的感悟与想象。她不善于或是不打算在小说中阐述明确的思想，因而她小说的意蕴与内涵往往是混沌的多义的丰富的，体现出她对世界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发现，很难用简明的语言进行概括，但她关注的却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正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
在?它的诗在哪里?"①萧红的小说探寻的是人的存在，往往缺乏明晰的主题，所以常因为题材的关系，被划入乡土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女性文学的研究范畴，但每一个范畴都无法涵盖萧红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捉襟见肘般的勉强，她在这些范畴中既与他人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尽管这些研究范畴不完全适合萧红，但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先把她暂时放入这些范畴中作一些简单的横向纵向比较，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萧红小说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特点。
1． 乡土文学
很多论者都把萧红放人乡土文学中来进行研究，我自己也是如此，"乡土文学"这个概念的确能涵盖萧红的大部分小说作品。我认为把萧红归入乡土小说家，基本上还是可行的。问题是，她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地位与深刻丰富的思想发现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她的乡土小说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她文学创作中最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它吸引着不少读者与研究者在此驻足感叹留连忘返，也经受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视与品判后而魅力不衰，其根本的原因是其乡土小说思想内涵与人生意蕴的丰富、深刻、复杂与超前，对此问题，我在第一章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再作简单的概括与强调：
其一，萧红乡土小说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回归与漂流的乡土意识。赵园曾说过：
"怀乡"作为最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联系于人类生存的最悠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经验，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蜚哀。，然而它对于人的意义又决不是炱面的。这正是那种折磨着因而也丰富着人的生存的诸种"甜蜜的痛楚"之一。这种痛楚是人属于生活、属于世界的一份证明。(3) 事实正是如此，对于20世纪中国作家来说，这种离乡、怀乡、恋乡的情感与意识就更加强烈而复杂。那种爱憎交织、好恶并存、矛盾重重、欲说还体的复杂情愫在萧红乡土小说中表现得极为典型而充分。一方面是被故乡放逐，或是由于形势的险恶被迫离开家乡，不断地漂泊流浪，就如萧红自己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走吧!还是走，
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运，
为何又希求着安息!"①
另一方面是不断的眷恋、审视、反顾、追寻故乡的一切，身体是离故乡越来越远，但是精神、感情、灵魂却离故乡越来越近，直到写出魂系故乡的杰作《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不仅仅是萧红个人对故乡的眷恋与反顾，也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土地、对于家乡的依恋与回归，同时也代表着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与向往。那慈祥、亲切的老祖父，那生机盎然的后花园，都成了萧红这个现代漂泊者永久的眷恋、憧憬与渴望，而那呼兰城、生死场、大泥坑更是她对乡土的历史、现在、未来深沉的忧思与洞察的象征。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动荡，使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时时处于一种漂泊不定、飘浮无根的失重状态之中，他们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地从乡村进人城市，从故乡来到异地，从中国走到外国，漂泊成了他们永远的生活方式，怀乡也就成了他们永久的宿命的悲哀。不管他们是真的怀念，还是故作姿态，毕竟都体现出一种对土地、对生命起源，对精神家园的追寻、眷恋与回归。而萧红的乡土小说也就成为现代漂泊者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灵魂栖息地，有了久远的魅力。对于萧红来说，离开故乡的决绝、惨痛、无奈，更强化了她真挚、深沉的恋乡之情，她的离乡与漂流既是宗法故乡对一个逆子的无情放逐，也是她作为一个叛逆的现代女性的主动人生选择；她的恋乡与回归既是对乡土人生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远距离重新审视与反顾，又是她对和平、安宁、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向往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理想彼岸永久的憧憬与追寻。因此，这种乡土意识、故乡情结本身就具备了复杂矛盾而又丰富的现代的多层内涵，不是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