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西新闻报道比较
中西新闻报道比较
摘要：由于中西历史人文、意识形态的不同，中西新闻媒体对新闻的报道，在角度、内容、方式、思想上有很大差异。本文重要针对中西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报道，来做对比，探讨中西方新闻的差异性和共同点。
关键词：灾难新闻报道 差异性 共同点
主要内容：灾难事件无论是对西方媒体还是中国媒体都是非常重要而常见的报道，灾难性报道指媒体对天灾人祸所进行的报道，这些报道由于其事发突然，影响重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中西媒介各方面的不同有所差异，有所相同。
<一>中西媒介对灾难新闻报道的差异性：
1、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及公开性
信息发布方面表现为信息发布的快速性和公开性。这一点西方记者向来比较注意。西方国家非常看重媒体的社会环境监测功能，同时媒体最关注的也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只要发现有涉及公共安全或者涉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异常情况，媒体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秉承的理念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无所不能的西方记者甚至连捕风捉影的灾难也要报道出来，哪管它仅仅只是传说呢。像美国炭疽袭击，最后就证明多是谣言或恶作剧。
中国新闻界向来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像灾难这样的“负面报道”要遵从统一口径，等到政府批示之后才开始报道，时效性明显不强。但是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以5·12地震为例，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布了第一条确认地震的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36分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断原有节目插播地震消息，19时电台推出特别直播《汶川紧急救援》，全面关注灾情和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向灾区最前线派出得力记者。从5月13日起，四川省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适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快速、及时地向国内外发布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经由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不间断的覆盖式报道，5·12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公开，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一个典范。
2、报道内容的差异性
我国记者擅长波澜壮阔的全景式素描，西方记者则注重事实和细节的仔细描摹。中国媒体一向认为“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对于灾难的报道向来多停留在全党全国救灾的宏观场面，突出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民面对灾难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写作上善于从小切口入戏，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展开对灾区灾情的报道。2000年春夏，巴基斯坦南部遇到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井水干涸，河流枯竭”，人们饮水困难，不少人和大牲畜渴死。美联社记者在报道当地灾情的一篇电讯中这样写道：“在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名叫巴西马的小镇，农民布希罗因再也无钱买水买粮，一家人身陷绝境，夫妇二人万般无奈，不得不把15岁的女儿扎胡拉从老远的家乡带到集市上，等着有人把她买去当佣人或者是做新娘。赶集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布希罗悲哀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都快要死了。如果卖掉她就能救活家里其他20口人。”尽管最终扎胡拉逃脱了被卖的命运，但是作者通过描述受灾地区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的故事，把旱灾的严重性，救援的急迫性，以及灾难给当地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难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了。
3、表达方式的不同
我国记者在报道抗灾救灾的同时，不仅通过客观的叙事描写来表达主题思想，还会通过抒情议论等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感情。2005年6月黑龙江局部地区连续暴雨引起沙兰镇洪水肆虐，《光明日报》的一则新闻《洪水无情人有情》这样写道：“灾难来得那么突然。一场猝不及防的山洪,在大地上留下了淤泥与悲恸。但在灾难中,有一样东西却没有被淹没,那就是爱,就是职责，这种爱,这种职责,不仅使受难者得以获救,更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情。”这里作者还没有讲述事实，就用先声夺人的抒情议论抓住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同时这样的抒情和议论不仅有力地表达了文章的主旨，更加强了文章在抗灾救灾期间对人们精神的引导和启发，增强了文章的指导性和思想性，能够激发抗灾救灾的自豪感和英雄主义精神。
西方记者在报道中倾向于纯客观主义的叙事，对灾情只做白描式的刻画。2005年美国遭受飓风袭击，《纽约时报》在9月3日的头版刊登《新奥尔良情况依然悲惨——可能需要数月才能把水抽干》的报道写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海湾沿岸5天以后，新奥尔良国际机场的混乱景象使这个城市陷于希望夹杂着绝望的复杂情感。哪儿都没有秩序，成千上万目光茫然的幸存者，带着不过装了几只垃圾袋的物品，排着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等着逃离的机会。机场成了急救场所，在一角，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人，还有其他困在轮椅上的人，有的人已经死去。在一个候机厅里建起了一个太平间。”这段话里完全是在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对事件做观点鲜明的评价，也没有明显的抒情议论，作者的感情只是在字里行间通过单纯的叙事描写表达出来。
<二>中西媒介对灾难新闻报道的共同点
1、都注重人文关怀
分析对5·12地震灾难的报道，可以看出中西媒体较好实现了其社会功能，通过对灾难的探索与诠释，使事件报道成为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流中介，显示出对生命的关爱，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精神在于为灾民提供人性化的援助信息和帮助。灾难发生后，媒体立足于提供给灾民真正关心的信息，如哪里可以得到援助，哪里更安全等信息；同时，也给非灾区的人们提供“去何处给予帮助”的信息，从而为社会和灾民搭建了一个人性化的沟通渠道。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福克斯晚间新闻播
报中为灾民寻找失踪的亲人，母亲泪流满面地呼唤失踪的孩子，丈夫寻找被洪水冲散的妻子。中国传媒在5·12地震报道中也以寻亲、心理援助、领养孤儿等形式向灾民传递温情，无不彰显人性的光辉。
2、都注重客观事实
由于灾难性新闻的突发性，重大性，以及人们对灾难新闻信息的关注度，致使中西新闻都十分注重客观真实性，如实的报道，真实的揭露事件实质，体现了中西方新闻的客观性。如2010年8月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新闻针对其受灾程度，伤亡人数，灾后应急措施，进行了真实详细的报道，使全国人民在第一时间了解重大泥石流事件。同样西方媒体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也具有同样的新闻特性，新闻的客观事实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中西媒体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必须得遵循客观事实。
摘 要：新闻报道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文化又对新闻报道有着制约作用，规定着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对报道行为进行规范与评价。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的背后都隐存着特定的文化观念，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其新闻报道观念分歧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新闻传播理念 文化传统
一、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比较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之一，承载着传达信息，引导舆论，传播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等的功能。由于历史地域和文化传统等因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的理念和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
从近代开始，中国就以政党报纸为主，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新闻事业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而也派生了新闻报道功能的“ 喉舌论”，报纸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在政治宣传和意见表达中起到重要的传达作用。在今天，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倡导新闻传媒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方的新闻媒体是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产生的，是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信息媒介,因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传递情报、交流信息、获得广告、赚取利润成为其最初的重要功能和任务。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新闻传播既有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作用，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西方学者曾形象地将大众传播对社会有机体的调节作用比喻为“社会的排气阀”。但从根本上说,西方新闻媒体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工具，由于其追逐利润的本能,为吸引更多受众,它必须不断改革报道方式和传播手段,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兴趣。
（一） 报道理念比较
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向受众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中西新闻传播报道理念的分歧在于新闻报道的观念不同，新闻报道观念是人们关于新闻报道的一系列看法、观点的累积和整理，是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加工之后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式。中西方都强调在新闻报道中要用事实说话，但就这一点，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双方都将新闻的真实性置于重要地位，肯定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但在表现手法上中西新闻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善于从整体来看待问题，抓事物的总体特征，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关注事件整体概貌而非事实细节的真实，中国的新闻传播对待新闻事实时有“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之说，也就是说，新闻的真实性不能只满足于事实层面的真实，而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去探究事实背后意义的真实，也就是本质真实，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事实、挖掘事实的内涵和意义，这也体现了中国新闻善于把握事物总体特征的文化传统。中国新闻传播注重的是“事实背后的真相”，“用事实说话”，中国强调的是“说话”，而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事实，强调事实的客观性。西方新闻报道经常将真实性与客观性联系起来考察，从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太阳报》时在其出版宗旨里表达的“ 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的态度，第一次明确了新闻在报纸出版过程中的优先性地位之后。从此，以事实报道为核心，西方传媒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观念。西方传媒强调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对事实细节的准确观察和描述，要求站在客观中性的立场。
中国新闻传媒在“用事实说话”时，与西方所持的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同，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观念中，“事实”只不过是“说话”的一种手段或方式，用事实说话，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无形的意见和观点。新闻报道大都是在对客观事实的选择和叙述上，渗入了新闻发布者的思想观念，把无形的意见寓于客观事实的报道中，受众在接受事实报道的同时，也于无形之中接受了报道者的意见和观点。借用“事实”来“说话”，意见先于事实，事实被意见选择，这也体现了我国新闻传播工作历来的“喉舌论”功能，新闻传播是我国党和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
（二） 写作理念比较
新闻写作是一个思维的运作过程，由于受到的文化传统影响不同，一个记者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新闻作品写作特征的不同。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科学和宗教;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中国新闻在人物写作上，中国记者重在以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去表现人物,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达到群体精神的代表高度。而西方记者重在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等去刻画人物灵魂,旨在告诉读者人物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一种个性的张扬。
中国的人物报道都是以一种时代精神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笔下的人物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刻画人物,着重从心理、情感角度入手,并借助大量抒情细节,展现一种精神的风采。穆青在谈到人物通讯写作时说:“这种和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有时是掺着血和泪的。它往往产生一种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简直是一种魔力。”① 在中国记者众多的人物报道中,可以强烈而分明地感受到记者情感的涌动。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物,在中国新闻史上矗立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西方的人物报道,往往塑造出一个鲜明的个性形象,以个性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以细节、冲突、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美联社名记者雷尔迈?莫林说:“你要收集有关细节,如面部表现、音调、姿势等。”② 另一位名记者马列根也说过:“要有戏剧性! 要有戏剧性!”③基于这种心理,西方记者在对采访对象的表述中,常常让人感觉不到叙述者的主观存在。采访者的主体意识、情感,似乎都融化在了被采访者的一举一动之中,而那些“一举一动”也能够扣人心弦。这不但在《“老报童”罗伊去世了》、《访基辛格》等名篇中,而且在中国社会报道《四川的说书艺人》、《访荣毅仁》等篇章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的写作文体分类严密琐细,各种的选材方式、结构、语言、风格都有明确界定,要求记者写作必须合乎文体规范,否则就是不伦不类。照此规则,我们确实在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产生过许多好稿,如一度流行的“新华体”,以它的简洁、准确、朴实、完整而著称。但同时,由于中国新闻在写作上各类文体界限太清,消息就是消息,通讯就是通讯,特写就是特写,逐渐形成了人人竞相仿效,单一呆板的局面。而西方的新闻写作相对而言在文体的分类上,比较宽松而广泛,各种文体之间交融流通,不拘一格,在文体探索上锐意求新,不受陈规束缚。美联社名记者索尔?佩特说:“我所能想到的关于写作的规则,没有一项我没有打破过,甚至于对我自己的规则也是这样。关于写作,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除了我上面刚刚说的一条。”①中西新闻写作话语体系的表述呈现出不同的轨迹,这与其历史沿革,中西新闻产生的政治背景及经济基础迥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新闻写作与西方新闻写作不同，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的立意和选材的差异上。
1、 新闻传播立意的差异
新闻写作，不但要以新闻事实去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动态和丰富内容，还要通过事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一条新闻所隐含的中心思想和意义，或者一篇新闻报道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新闻的主题，提炼主题的过程，就是立意。
中西方基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文化背景，新闻立意角度自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维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媒体一向将“国”放在第一位，国富民强、国计民生是我们报道的重点。中国记者习惯用“正面报道”的角度立意，将是否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动”作为衡量立意角度是否正确的标准。
西方新闻媒体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工具。在人文精神的传统下，西方媒体以个体为视角，聚焦于个体的生存状态，高喊“维护人权”的口号。西方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给西方人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生存、安全的威胁以及深重的危机感。在发达的西方物质社会外表下，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死亡的威胁，成为记者敏感和关注的焦点之一。
2、 新闻传播选材的差异
新闻材料是记者采访得到的有关新闻事物各个侧面、各种形态的信息。新闻选材是指挑选这些准备用于写作的新闻事实材料。选材角度的核心，是记者对进入自己认识范围内的事物有没有新闻价值的判定，弄清楚什么是一般事物，什么是有新闻价值的事物，把有新闻价值的事物纳入报道计划就成了新闻选材。
西方媒体选材时，常常聚焦于那些消极、悲观、血腥、刺激、狂热的事实材料。
二、中西新闻传播的文化差异比较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是其理想、价值观、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它还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它体现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精神气质和生活层次。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它决定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和伦理取向，是人的行为取向的重要方面，构成人的行为准则。中西新闻传播观念和新闻写作的精神内涵之不同，根源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二者主要体现在：
（一）中西民族精神“天人合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支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是儒道佛三大支柱。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讲求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主张“天人合一”，佛家注重修养心性以求“解脱”。这三大文化的融合发展，深深影响和支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天人合一”的特征为整体的和谐，人与自然的融合，追求“和谐”就是把两个对立、具有很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事物融合或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追求一种完满、团圆、平和，而这一切又与德紧密相连。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具有强烈冲突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的灾难自然会被视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不稳定性，与中国受众的传统心里承受能力有很大联系的。极少写毁灭、死亡、绝望，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斗争的乐观精神以及抗灾救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注意力。
（二）西方的“天人分裂”精神 西方文化则是有着天国与尘世、彼岸与彼岸的划分，出现了人、神两个对立性世界，即使是神，西方也是按照生性自由快乐的人的面目创造的，强调征服和战胜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当人们的
生存只有靠征服自然来获得的时候，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便深入人心。西方人追求冒险、个性独立，赞美恐怖，强调天人分裂，冲突对抗，喜欢表现毁灭。这种文化的形成，与西方历史上长期的混乱有关，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这种理念决定影响着西方人包括新闻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继承了“天人分裂”核心的西方记者表现突出个人的存在，富于非理性、情感意味、追求狂热、神秘、刺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形成了权利多元，崇尚科学理性的社会特性。当灾难发生时，西方人、西方媒体通常是更冷静、更理性地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直面惨烈的灾难本身和灾难后果。
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对立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追求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化形成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讲求对立的西方文化则采取的是“ 天人分裂”的立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追求的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西方文化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斗争。中国人是在“ 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对于他人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家庭和国家的意义。西方人则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自我，每个人首先是被作为个体来看待，其次才被看作是一个家庭或社会的成员，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权利制衡学说主张“ 人生而平等”和“ 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每个正常的人都具备分辨真伪善恶的理性，都与生俱来地拥有财产权、信仰自由权和思想自由权，他不靠任何别的人而存在，而国家则是“ 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为保障个人权利免受专制主义的压迫，权力应该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对个人独立性的肯定使西方新闻媒介得以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则促使新闻媒介充当政治权利的监控者，将代表公众舆论权利逐渐发展成为大众传媒的第四种权力。
通过对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文化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新闻报道活动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发展的结果，而传统文化又是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为这种文化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也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
灾难是危及人类自身安全、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事件。对灾难事件的报道称为灾难新闻。因为灾难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是社会大众最普遍、最急切关注的问题，所以灾难事件新闻价值极大，一直是西方新闻热衷的对象，也是中国新闻棘手的事情。。在中国新闻研究界，人们普遍认识到中西方在
灾难新闻传播上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差异，有些人把这种差异归结为新闻体制、制度的进步与落后，似乎一个“新闻自由”可以了结。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西方灾难新闻传播的差异有一定社会制度、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体制、制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更深层的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这种文化背景恐怕不能轻率地判为进步与落后，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闻是否自由的问题。灾难新闻的视点在哪?中国新闻立足在整体事实报道，西方新闻追求于“卖点”凸现。新闻传播者以什么身份、怎样的立场去报道灾难新闻，这在中西方灾难新闻传播中是有很大差异的。当灾难事件突发时，中国新闻传播者总是以“主人翁”姿态，以党政国民的社会立场去看待，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去审视，在信息传播责任中选择整体事实报道方式报道灾难新闻。一般是事件发生和灾难情况，现场救灾，政府的关心、关注和救灾、抗灾，事件的原因(调查中)或发展状态。这是对灾难事件全面考虑的相关信息传播，是灾难事件的整体概括性报道。而西方新闻传播者的第一反映是灾难事件的新闻价值，抢先确立在媒体竞争中的亮点，然后再考虑在不受限制的前提下追求事件中的“卖点”，以
获得最大的媒体集团利益。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 《纽约时报》在8月29日飓风登陆当天报道《强风暴威胁海湾地区》，第二天在头版刊发三篇报道： <飓风袭击海湾沿岸数十人死亡》，全景式灾难事件扫描； ‘沿海城市满目疮痍》，特写式表现灾难状况： ‘飓风的又一牺牲品：油价》，聚焦式突出灾难损失。在美国所有主流媒体都把焦点集中在飓
风报道上的情况下， ‘纽约时报》的“卖点”很突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种差异是中西不同的政治文化在新闻传播中的反映。政治文化是一定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心理，它影响和制约着人的一切社会行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其政治文化主体集中表现的是大一统思想和王权礼制观念，虽然到近代、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因社会本质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但深层的政治文化意识和观念仍然打上
了传统的烙印。在这里，人的社会关系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人的社会心理是思定、思合、思和，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人的社会准则是天理人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人的社会价值是报国报民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的政治文化则不同，虽然因时因地有区别，但总体上看西方的政治文化主体集中表现在个人主义
和自由、法制。在西方政治文化中，人的社会关系是个人与法律的关系，人的社会准则是自由行为中的现行法规，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人自我表现和个人最大利益的实现，人的社会心理是追求新奇、神秘、狂热、刺激。
正是如此，在灾难新闻传播中，中国传播者首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西方传播者首先想到的是个体需求。中国传播者思考着灾难对社会造成失衡，而人的努力使其平衡，因而把眼光放在灾难对大局的影响以及人在灾难中的抗救行为和精神；西方传播者“认为灾难是‘天人分裂’的反映”，∞把着重点放在“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中国传播者以对国对民负责为己任，要合上和下；而西方传播者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下，寻求获得最好社会效应和最大自我__
利益的传播策略。
灾难新闻的主体在谁?中国灾难新闻的主体强调灾难事件中的。大我”，而西方灾难新闻突出灾难事件中的“小我”。有人认为，“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
会行为。”m理论上可以这样分，但实际上大多不能绝然地单一选择，而且灾难的不同阶段，新闻报道
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一般而言，中国灾难新闻视点是整体，因而在灾难初期多采用综合报道角度。如2008年1月中国14个省市发生雨雪冰冻灾难，湖北、安徽首先受难。新华网1月21日的报道《湖北、安徽部分地区遭受暴雪灾害因灾死亡4人》，先报道了灾情信 息(数据)，最后报道两省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西方新闻虽然视角侧重个体，但灾难初期的报道也多是综合性的，或侧重事件的灾难性和受难者多角度。如1974年12月25日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发生龙卷风，26日‘悉尼晨锋报》的报道标题是： ‘龙卷风使44人丧生达尔文市被毁，2万人无家可归：军队严阵以待》。御从灾难报道的总体看，中西方在主体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人说： “西方媒介把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兼顾其他；中国媒介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的主体，兼及其他。”惭事实上，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主体也不一定就是政党、政府的行为，而是国家、民族利益中社会群体行为，也就是全社会对付灾难的行为。无论是受灾者、抗灾救灾者，西方新闻侧重表现的是“小我”，关注生命个体，突出抗灾救灾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救者和救援者)：中国新闻侧重表现是的“大我”，关注的是灾难中的群体，突出抗灾救灾中的政府与社会行为。
这种差异严格地说是中西方悲剧认识和社会关系不同所形成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理念和方式。中国认为灾难是悲剧，但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天灾人祸给人带来悲苦，而对待悲苦应该讲忍求度，不超越社会群体意识。因此中国人把自己的忧患意识转向人生社会的忧患，通过人类的自觉努力，达到消天灾去人祸的天人和谐、人人和谐。
而西方对灾难的认识是恐惧之悲，是命运毁灭之悲，因而西方文化中“悲剧”概念的含义，“主要不是悲，而是恐怖，它要求观众看了所谓悲剧后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情绪。这种差异毫无疑问地影响新闻文化的价值意义，从而导致中国新闻灾难报道多着眼于社会的抗灾救灾行为，西方报道则多聚焦在受难者的惨像悲状。
灾难新闻追求什么样的效应?中国新闻追求能引导人们向善、向前；西方新闻追求能激发人们正视现实。
新闻报道的基本任务是传播新闻事实的信息，揭示事实的真相，灾难新闻也是如此，中西方并没有分歧。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导致中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念存在显著的区别，新闻的“社会责任”当然也会有不同，实施的目的、效果也就呈现出差异。
中国新闻的“社会责任”是从大处着眼的，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担任着一定时代和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宣传职责，其灾难新闻报道的目的，是使受众对灾难性事件以及灾难抗救整体了解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灾难，从而产生战胜灾难的精神和行为；因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灾难的可战胜性因素，投向政府、社会的抗灾救灾行为，投向受害者在
灾难中表现出的社会崇尚精神和品格，达到引导人们向善、向前的传播效应。2008年1月中国出现罕见的冰冻雪灾，各大媒体都表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灾救灾，如新华网的专题是《抗击冰雪灾害平安回家过年》，其中‘今日关注》所设的栏目是“抗击冰雪灾害”、“中央领导深情关怀”、“全国人民同舟共济”、“最新灾情路况”。在灾难面前，中国新闻始终不忘宣传一种战胜困难的信念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如新浪网的专题是<全国众志成城抗冻灾——迎战冰雪让爱回家》，“贵州警察用绳索带受困者徒步走出冰雪”、“广东8000旅客乘免费车返回原出发地”、“大学生回家心切滑雪橇上高速”。在这里，一面是上下一心战胜灾难的行为展示和信念体现，一面是在灾难中用积极、乐观消化消极、悲观，
倡导民族向善、向前的精神。
西方新闻的“社会责任”是局部的，是媒体在政府政治、公共服务和媒体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其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正如美国评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分析商业体系中运行的新闻媒介社会责任时所说： “不管如何，最终赚钱的欲望总是胜过发表不失偏颇而有益于社会的消息的意念。”“’因此，西方灾难新闻报道一方面通(转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文网:事件中西方新闻报道差异)过事件的灾难性和受害者的悲剧激发受众正视灾难的现实，唤起受众对事件灾难性的认知和对受害者的关注，一方面追求新闻能吸引受众，以获得更大的支持，所以总是极力放大悲剧细节，使报道有冲击力和感染力。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美国CNN网站26日9时25分发表第一篇重磅报
万方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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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西灾难新闻传播的差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理念，在肯定不同特色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以往我们在比较中西方灾难新闻传播时，存在偏颇之处，最突出的是拿中国特殊时期的不足与西方整体体现出的优点比较，认为中国新闻在灾难报道时不敢为，或为之有限。报喜不报忧；而西方新闻似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事实上，这种比较是不全面的，认识上有偏差。且不说，西方的新闻自由也不是毫无
限制的，仅就灾难新闻的报道而言，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它国家也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服从于政府对事件的基本认识态度，尤其是在一个国家处于比较特殊的时期。例如从9·11事件爆发到伊拉克战争，美国媒介的新闻报道是按布什政府定下的“反恐联军向巴格达进军的消息，反复重播伊拉克人推倒萨达姆雕像的镜头，以表现美国人让伊拉克人从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中获得了解放??美国民众看到的也只是美军胜利的片段，不是包括伤亡、失败、忧虑、怀疑的全部情节。”‘9’更谈不上真实、全面地反映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灾难。毫无疑问，新闻作为时代的产物，社会的脉搏，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有特殊时代而服从政府、政治的特殊新闻传播现象。中国有过对灾难全面封锁新闻、只报喜不报忧的时代，但这不代表全部的中国新闻传播历史。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解除了封锁，
这在世界上是已经得到公认的。而今对灾难事件，特别是天灾，中国新闻能不能传播，能不能及时传播，传播多少，传播到何种程度，
篇二：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兰州城市学院2013 ——2014学年第一 学期
《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期末考试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 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 为例
学院名称：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新闻学
学生姓名：刘晶
任课教师：杨棪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查
《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论文评阅表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
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2013年12月25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新闻报道，从报道类型、报道篇幅、报道内容、报道视角这四个方面，对两家媒体报道的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新闻受众观、消息来源的处理、新闻传媒的编排特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的结论。通过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比较，认识不同媒介生态下新闻传播的特点，发现我国媒体的不足与弱点，从而有针对地改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运作。
关键词：中西方媒体 新闻报道 差异 新华网 《洛杉矶时报》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信息的交互也愈加频繁，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阔，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国家的媒体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但是中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体制、文化差异等不同，中西方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存在差异。
各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节日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传统节日对其国家、民族、甚至平民百姓来说都是历史的馈赠,这些节日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最直接、最形象的反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对彼此国家的传统节日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属于西方传统节日，如今在中国已经备受重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备受欢迎。然而中国人怎样过西方的传统节日，这一话题也无疑会让西方人感兴趣。因此中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颇具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2013年12月25日，即圣诞节当天，我国媒体新华网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做了报道，题目为《中国人过圣诞节 吃喝玩乐花样百出（高清组图）》，美国媒体《洛杉矶时报》也于2013年12月2日刊登了一篇题为<In China, nothing says Merry Christmas like ... an apple?>的新闻报道，同样是针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
新华网是党中央直接部署，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网创办于1997年（丁丑年）11月7日，前身是新华通讯社网站，2000年3月正式更名为新华网。为中国最重要的官方网站之一，由北京总网和分布于中国各地的30多个地方频道及新华社的十多家子网站联合组成，属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中文新闻网站之一。《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是美国一份著名报纸，美国西部最大的对开日报，1881年12月4日在洛杉矶创刊。该报平日出100多版，星期日常在200版以上，发行量经常保持在100至150万份，成为美国仅有的几家销路在百万份以上的大报之一。本文以新华网和《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从报道形式、报道篇幅、报道内容、报道视角这四个方面，对这两家媒体在该新闻报道中的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
一、报道类型的分析与比较
首先从《中国人过圣诞节 吃喝玩乐花样百出（高清组图）》这一标题来看，新华网的这篇报道无疑是新时期图文结合报道类型，正所谓图文并茂,比翼双飞，文字稿是传递新闻信息的第一载体,图片则是最具强势的视觉图像,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以其形象感染力吸引住受众的目光。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一直把新闻照片、插画、漫画、图表等看成文字稿的辅助手段。其次，开头的“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表明该篇报道属于一则消息。
《洛杉矶时报》当日刊登的< In China, nothing says Merry Christmas like ... an apple?>则不属于消息的范畴，而是更加贴近于社会新闻报道。该篇报道主要着眼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过圣诞节的不同之处，即中国人喜欢在平安夜送苹果这一独特的方式，对具体人物进行了采访。
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观念中对新闻趣味性的理解存在差异。
新华网以消息的形式泛泛描述中国人为庆祝圣诞节举行的热闹有趣的活动为趣味性来报道，而西方媒体则具体到中国人过圣诞节不同于西方人的新颖、独特的方式为趣味性。
二、 报道篇幅的分析与比较
新华网的《中国人过圣诞节 吃喝玩乐花样百出（高清组图）》这篇报道一共24段，每一段都描述了中国内地一个城市过圣诞节的活动，加上24张高清图片，由此可算作篇幅较大的综合消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相对来说篇幅较短，可谓短小精悍，报道内容却要比新华社的赋有明显的具体性和针对性。
由此可见，中国媒体在编排特色上也具有一定的差异。西方媒体编排特色鲜明而具体，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中国媒体相对来所比较中规中矩，用以大篇幅传统的陈述方式来烘托一个正面主题。
三、 报道内容的分析与比较
在新华网的《中国人过圣诞节 吃喝玩乐花样百出（高清组图）》这篇报道中，以“在西安市钟楼广场，一尊兵马俑头戴圣诞帽“变身”为圣诞老人??在山西太原街头，一个巨型梦露版的圣诞老人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长沙街头一棵‘40小时不打烊’的圣诞树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眼球??”等作为文中每一段的开头，并在每一段后面附一张高清的新闻图片，以简短的文字叙述和数张高清图片结合起来进行报道，分别展示了中国各大城市过圣诞节的浓烈气氛和当地的人们为圣诞节举办的别出心裁的活动，主要用在当地所拍摄高清图片来吸引受众的关注，选用综合消息的报道类型，报道对象比较广泛，而非针对某一个具体活动或者具体采访到某一个人，来体现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
报道开头并没有对中国圣诞节气氛进行描述，而是写到：“BEIJING -- Christmas may not be an official day off in China -- banks, offices and schools are open as normal. But with the holiday becoming a bigger and bigger event here……”强调虽然圣诞节在中国不属于法定节假日，但是随着这个节日在中国的盛行，它也成为越来越大的盛宴。报道中采访了具体的人物。突出中国人过圣诞节特殊之处是送“平安果”。“Those with more modest Christmas gift-giving budgets could opt for
篇三：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差异的文化解读
尹 深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文化传统的差异带来中西方新闻价值取向及报道观念的差异。本文以灾难新闻报道为例，从传播者角色定位、新闻主体选择、报道方式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考察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差异，并对形成这一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带来新闻报道观念的变革，才能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创新。
关键词：灾难新闻；文化背景；新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2-0161-0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报道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马丁·沃克说：“报纸远远超出了国家的政治范围”，“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1]。新闻报道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文化又对新闻报道起着制约作用，规定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方法。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是，中国与西方分属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其文化的主要方面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差异。“海中地”的地理环境、“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基础共同促成了中国“和合”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传媒有着轻个人、重国家的新闻价值观；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和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促成了西方的“天人分裂”、以个人为中心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所以，西方的新闻报道重视“知在个体”，且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来经营新闻业。
灾难新闻是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因为灾难性突发事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其危害之严重、影响范围之广泛，成为社会大众最普遍、最急切关注的问题，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是中西方传媒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必然导致中西方传媒的灾难新闻报道在受众观念、报道主流、新闻取材等方面产生差异。
本文将从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新闻主体的选择、报道方针与倾向以及传播者追求的传播效果等四个方面，比较分析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的差异。
一、传播者的角色定位：中国传媒的“舆论减压阀”角色和西方传媒的“第四权力”身份在对灾难新闻进行报道时，中国的新闻传播者更多时候是以“主人翁”姿态，以社会立场和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去审视，尽量选择事物积极的一面呈现给受众，引导受众对灾难进行理智分析判断，消除流言蜚语和盲目恐慌心理，起到“舆论减压阀”的功能。相比之下，西方新闻传播者的第一反应是以“第四权力”身份挖掘事件的新闻价值，抢先确立媒体竞争中的亮点。
这种差异是中西方不同文化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反映。中国古代执政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指导思想，封锁信息传播渠道，控制灾难性新闻的民间传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体制一直沿袭战争时期和苏联宣传与新闻传播模式，高度集中是其主要特征”
[2]，进而逐渐形成了“报喜不报忧”的突发事件报道指导思想。历史进程决定了我国新闻传播者的自我角色定位。过去仅仅把报纸当成皇帝“通民隐、达下情”的工具的意识和建国后“喉舌论”的政策指导，使过去的中国传媒在大多时候承担着发现与反映问题的上传下达角色，较少强调媒介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更无法主动承担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面临外国新闻机构的严峻挑战，新闻管理部门对突发事件的控制开始逐步放松。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中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分水岭”，“总的来说，‘非典’使我国媒体建立起公开、及时报道疫情灾难新闻的传播机制”，使中国政府“对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不回避、不掩盖，努力推动灾难新闻报道体制逐步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3]。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将得到更好的正视和发挥。面对灾难，记者更有机会、有条件了解到事实，及时告知群众，在各种流言极易滋生和传播的环境中起到“舆论减压阀”的作
用。
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体制和传媒机构的私营性质，使西方传媒常常以“第四权力”的身份，以挑剔的目光审视统治者，在不触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政府不依不饶。他们不满足于反映问题，更追求问题的最终结局。他们认为这样就会为民众的不满和怨愤提供一个可以排解、释放的通道。相对于中国传媒致力于“舆论减压阀”的功能，西方传媒的这种“独立”，使其在一些灾难性危机传播中，不免有时会滥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无限地对灾难进行剖析，从而适得其反地带来“舆论助燃剂”的消极作用。
二、报道主体：中国传媒强调“大我”，西方传媒强调“小我”
有人认为，“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4]。一般而言，在灾难发生初期，中西方的新闻报道多是综合性、全景式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中西方对新闻主体的选择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灾难新闻报道视点是整体，其新闻的主体侧重表现“大我”，即较多地关注灾难中的群体，突出政府与社会各项救灾措施等；西方新闻报道视角侧重个体，其新闻主体强调“小我”，即关注生命个体，突出抗灾救灾中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国文化强调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推崇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个人为轻、国家为重的社会关系，比较忽略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提倡凡事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从渊源来看，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型社会和“海中地”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古代地中海海洋性的地理环境，使西方很早就逐步发展起商业手工业，从而也逐步培植起崇尚个性自由、富于幻想和批判精神的民族个性来。西方文化也可以说是个性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不同，西方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对立”，人是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存在的。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国家、社会的职责就是要保证个人权利的实现。
正因如此，在灾难新闻传播中，中国的记者们都自觉地将自己的新闻职业活动融汇于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把眼光放在灾难对大局的影响以及人在灾难中的抗救行为和精神。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和新闻价值理论使西方新闻传播活动落脚于个体的获知，即“知在个体”。他们更重视价值主体的欲望、动机、情感、兴趣、态度等非认知、非理智的心理感受。如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人民日报》5月19日7版头条新闻《456万震区群众妥善安置》、5月21日头版标题《四川灾区300万共产党员践行誓言》、5月22日头版《四川青川县乐安寺乡在地震中房子垮了，但组织不垮——震不垮的乡党委》等，在灾区进行恢复重建工作时，《人民日报》推出《抗震救灾英雄谱》这一栏目，开始了大范围集中报道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不难看出，中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视角是整体，
常常描述的是一个个群体的整体风貌，将一个个分离的个人悲剧整合并上升为有关民族、国家的整体叙事。同样是灾难性事件，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纽约时报》除在灾难初始期发表过几篇全景式报道后，一系列报道为：《新奥尔良开始排水》、《老人院里，暴涨的洪水迫使人们放弃抵抗》、《在停车场、帐篷下，混乱、礼拜在继续》、《德州撤离令之后，交通陷于瘫痪》等。其灾难新闻报道主体是普通的民众，以个体角度报道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同时把着重点放在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
三、传播方式：中国传媒以正面报道为主，西方传媒多为负面报道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是中国和西方在新闻报道方针和倾向上的主要分水岭。”[5]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灾难新闻报道中，中国新闻传播者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如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特大地震灾害》，报道的是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战胜特大
地震灾害的情况，强调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抗击自然灾难的精神。西方的灾难新闻不会避免细节描述，他们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更加渲染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充分展示灾难细节。例如，美国CNN网对印度洋海啸事件的报道，灾难发生后，CNN网站的第一篇重磅报道是《目击者描述海啸的恐怖》。此后，网站连续使用了灾情报道与幸存者口述实录相交叉的方法，发布了大量现场故事。如《许多人在泰国海边失踪》、《海啸幸存的美国人讲述破坏情况》、《印度尼西亚尸体堆积成山》、《幸存者的故事：这太离奇了》等等，每一篇报道都是描写受灾人痛苦绝望、惊恐万分的悲剧故事，生动震撼地再现了海啸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其背后深层的文化根源来分析其中缘由。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中和”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强调和谐，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根本思想是“合”；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分离独立。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根本思想是“分”而不是“合”。正因如此，在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传媒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提倡那些鼓舞人们士气，能激励人前进的东西。中国人一般认为，正面报道符合社会本质和主流，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负面报道则歪曲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易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伦理精神、道德教化，而西方文化强调法律精神和权利意识。西方新闻价值观认为，新闻报道把正面和负面的全部事实展现出来是西方强调信息开放、保障受众知晓权的反映。同中国相比，维系西方社会的主要是法律精神而不是伦理精神、道德教化。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就努力从法律上建立人权的实证范畴来填补神权的空白。我国儒家经典论述中的“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道德哲学，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是，一方面这些民本思想是通过道德观念表达出来的，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缺乏法律的保护而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悠久的人治传统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念根深蒂固，我国公众的权利意识也就相对比较模糊和淡薄。
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乐观主义，“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这种乐观精神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大量进行正面报道的源头。与中国“乐感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深受古希腊“酒神”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和《圣经》宗教文化中的“赎罪”思想（又有“罪感文化”之称）的影响。这种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认为人生来是为赎罪的，必须经历一个苦难的过程，才能到达天堂。因此，西方在难新闻报道中更能看到这种文化心理的折射。他们注重仔细描摹事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悲悯，更喜欢强调在天灾人祸前人类命运的无奈和无助。
四、传播效果：中国传媒引导人们向前向善，西方传媒激发人们正视现实
新闻报道的基本任务是传播新闻事实的信息，揭示事实的真相，灾难新闻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中西方新闻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新闻报道的目的、追求的传播效果自然会呈现出差异。
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天人关系方面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协调。这种天人协调说不是否定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的必要。这种学说不同于西方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提出征服自然说的地方在于，它认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方，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在不破坏自然的同时，把自然调整、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因此，中国灾难新闻的传播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和舆论来引导人们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西方则认为灾难是“天人分裂”的反映，从而用受难者的悲剧激发受众正视现实。
另一方面，如前面第二点提到的一样，中国新闻的社会责任是从大处着眼的。中国传媒担任着一定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宣传职责，其灾难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使受众了解和正确认
识灾难的发生，从而产生战胜灾难的精神和行为，达到引导人们向前向善的传播效应。2010年8月舟曲发生泥石流，中国各大媒体都表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灾救灾，如新华网舟曲泥石流专题的大标题就是《众志成城 抢险救灾甘肃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报道》，其评论《共同的苦难 共同的力量》《舟曲：、坚强在泥石流中矗立》《、面对灾难，中国人在悲痛中坚强前行》，网易报道《中国网民心牵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舟曲挺住！》、《舟曲母亲托举4岁儿子8小时获救》，把灾难中中国人的伟大抗争精神鲜明地描绘了出来。而西方新闻的社会责任是局部的。一方面，受商业利益的驱动，使西方传媒不得不注重满足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他们认为越能迎合受众心理、引人兴味，就愈能获得利润，所以总是极力放大悲剧细节，使报道有冲击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有要求它通过事件的灾难性和受害者的悲剧激发受众正视灾难的现实，唤起受众对事件灾难性的认知和对受害者的关注。西方传媒就是一直在政府政治、公共服务和媒体利润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通过上述对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的文化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了解中西方灾难新闻报道的本质差异。在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时，中国新闻报道以人为本，传递爱和希望，面对灾难，万众一心，共度难关，达到社会和谐；西方新闻报道坚持“新闻第一”的原则，以竞争“卖点”为主，传递灾难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引导受众关注灾情，督促政府行为，达到方方面面的平衡。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理念、肯定不同特色的基础上扬长避短。现阶段，中西方传媒都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中国传媒体裁涉及面拓宽，“官本位”意识日渐淡化，负面报道比例相对以往有所增多。在灾难报道中，逐渐把灾难本身作为了主体，并开始从长期的以“人”为本转向以“事”为本位；西方传媒新闻价值观由对个人生活的注视转向对国家政策等得关心，由一味地批评揭露到强化引导和鼓励，淡化冲突，重寻和谐，西方传媒逐渐趋于平和。
中西方传媒各自的反思与改善，为中西方传媒的沟通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中西文化的共性又为这种沟通与交流奠定了文化上的深厚基础。在无法回避的全球化趋势下，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真正实现新闻报道的变革，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创新，也才能带来碰撞后的文化创新。中西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沟通将在未来发展中日益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