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王子今
中国大陆的秦汉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年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批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以秦汉文化为主题或主题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如长沙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沙，8月16日至19日），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徐州，8月21至24日），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咸阳，10月27日至30日），长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11月28日至29日）的召开，对于秦汉文化的研究表现出推促作用。本年度发表的秦汉文化研究论著，多有学术新见提出。《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资料。本年度较为集中的秦汉文化研究成果，有《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简帛研究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等。
一
秦文化研究在2001年推出了较为集中的成果。
向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许多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研究对象。咸阳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也检阅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研究的队伍，促进了新世纪研究的深入。
对秦史的总结，往往依然继承“过秦”的传统，着眼于回顾秦失败的教训。如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张弘、朱红《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业管理政策》（《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道胜、李勇《秦朝史事辨》（《芜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孙绍义《秦始皇“焚书”探》（《语文学刊》2001年第1期）等，都遵循这一思路而各陈新见。
黄留珠、富谷至的《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是近年秦法制文化研究值得特别介绍的论文。作者指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这一论点，应当引起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重视。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逐步强大起来的。而法家思想因所应用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特质和面貌也有差别。王仲修著文《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指出，法家可以划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二者在“重德”与“重力”、“富民可教”与“愚民易治”、“一再则宥”与“有过不赦”、“务本饬末”与“强本禁末”、“令重则君尊”与“君尊则令行”、“稷下学风”与“晋徕楚材”以及“阳术”与“阴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法家思想的国别和地缘的分析是有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秦推行的法家思想与东方法家思想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差别，即前者可能较为成熟，并且因为经历了政治实践于是能够得以充实。乔健在《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专制君王的专断和“圣明”之上，其法、术、势思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苛酷专断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工具化、手段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非思想的现实结果。作者还指出，“将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完全寄托在臣民全体一致维护不受任何限制的君王的绝对统治之上，无疑是最具不确定性并往往必然导致最为可怕的后果的政治幻想。韩非思想中一些极具价值的内容，如《有度》篇中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法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君权绝对独尊条件下绝无实现之可能，而且在本质上与其主体思想也是矛盾的。”崔
向东《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花艳芳《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均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也总结了韩非思想的文化影响。
《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价值及其对秦史和秦文化的影响，历来受到重视。储道立、钟海在论文《〈吕氏春秋〉的军事情报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指出，《吕(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范 文 网:秦汉文化论文)氏春秋》中体现了相当系统的军事情报思想，并且对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讨论《吕氏春秋》军事思想的论文，还有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的郭睿姬、郭淑珍的《〈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修建军《〈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写道，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辨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关于秦始皇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创制与建树，有的学者对于以往若干肯定的认识，如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的实际内容和真实意义等提出异议。韩复智在《对〈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中对于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观点提出驳议。作者写道，“秦始皇君臣们，在开国之初，很有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诸刻石中虽然多为歌颂之辞，但也反映出秦始皇的政治理想，他为当时的需要和顺应历史潮流，而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车辆的轮距、统一文字，绝不是车辆的形制和命令的格式都要合符礼制法规。秦始皇不会舍弃重大的需要而拘泥小节。我们把他这种措施应该放在他的统一大业中去探讨，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了。”
四川青川秦牍中的《为田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参与讨论。罗二虎在《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青川出土的《为田律》主要是针对南方稻作农业地区的具体情况所制定，并且适于巴蜀地区水田的农田规划和稻作农耕的农时月令，在当时这部法律的实施对象主要限于秦的移民。
秦史政治人物研究的论著，如卢鹰的《秦始皇嬴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以及张仲立的《关于秦始皇帝权力威势的思考》（《秦文化论丛》第8辑），汪高鑫的《秦始皇历史意识散论》（《人文杂志》2001年第5期），孟祥才的《秦皇汉武异同论》（《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王绍东的《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原因探析》（《秦文化论丛》第8辑），王晖的《李斯心态个性及其人生喜剧》（《文史知识》2001年第1期）等，对于研究对象都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剖析。
蒋非非《试解秦末华阴平舒道玉璧之谜——对秦政治史的新认识》（《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对秦史中的若干时间有所澄清。作者认为，“既往研究多认为秦廷内的‘分封’之争出于儒家与法家间治国理念不同，然而细细探究秦短暂的统治史便会发现：自统一初至始皇三十四年的这场长达九年的争论，实质是皇帝与功臣、皇子间的利益之争，若非李斯以‘焚书’及‘以古非今者族’的暴力手段打击政敌，这场争论将会继续进行。所谓‘军功地主’在统一后继续分化，功臣群体不仅被排挤，更遭镇压。‘焚书事件’后，目睹老年始皇之专横与贪婪，残存的功臣将希望寄托在与其父政治态度截然不同的未来统治者长子扶苏身上，他们精心制造了‘玉璧事件’恐吓始皇，目的不是推翻秦王朝只是希望‘祖龙’——始皇‘今年死’。然而，历史在这里与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祖龙’虽死，即位的却是更加昏庸残暴的胡亥，辉煌百年的秦王朝终于丧失了最后一个改弦更张的机会，淹没在民众起义的汹涌浪潮中。”作者从重视利益集团的动机的角度分析分封制和郡县制之争，其说有新意。但是具体论述，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例如所谓“秦汉长城多用版筑法建成，就地取材，施工中不必从内地大量运输砖瓦等建筑材料，从而不必加给民众过重的徭役负担”的说
法，就不尽符合历史真实。夯筑技术的普遍应用，造成民众的徭役负担依然是十分沉重的。而实际上古代土木工程中的砖瓦一类建筑材料多是就地烧制，本来不必远程运输。
二
对秦汉社会状况的全面考察，近年引起诸多学者的重视。在2001年的成果中，多有学术史进程中可以留下深刻印迹的论著。
彭卫、杨振紅的《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是一篇可以综合体现出作者理论素养和考据功力的论文。作者分析了在秦汉这一历史阶段风俗的演变，不仅注意到风俗的动态演进，而且注意到风俗多元的区域构成，对于秦汉风俗的强烈的世俗化色彩，也有所论说。对于秦汉时期风俗观的特征，作者也有深刻的分析。论文指出，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多种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这些观念表现出明显的思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于有关风俗的思想之中，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
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指出学界对秦汉农业的成就估计过高的问题，认为当时先进耕作制度体现在农学理论中，远未普遍推广。就具体生产技术而言，秦汉时期仍为由锄耕向犁耕的过渡阶段。论者所提出的证据，对多数研究者来说，可能只是提出了问题，有益于启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文中所体现的对于经济水平的评价所持高度审慎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作者的论证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存在说服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犁和鍤、锄、铲等农具数量的比较，或许不能因前者数量少即断定牛耕未得普及。在机耕时代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农村，犁的数量少而鍤、锄、铲等农具的数量多，也是普遍的情形。而如《说文》中“耕，犁也”这样的材料，作者也未予涉及，似乎不妥。此文可能引起争议。而《历史研究》发表这样的文章，对于促进研究者进一步的思索和讨论，显然是有意义的。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也通过对铁制农具使用的考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马新在《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中也指出，应当深入到当时的乡村社会，去把握其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状况。论者认为，两汉时期，铁犁和牛耕的普及程度是有限的，当时翻耕土地，还较多地使用着耒耜。汉代耕作技术的发展也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我们“不能以某些局部的先进来代替乡村中一般农家的普遍面貌”。对于两汉粮食产量的基本估价，论者提出，两汉时代粮食亩产的低限在一石左右，上限在四石左右，中田通常年景在三石左右。
张金光《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是近年不多见的好文章。作者不仅对于战国至西汉社会动荡时期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作者坚持的“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的观点，对传统的战国秦汉社会的理解形成冲击。这一观点，或许会刺激学界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使旧有的社会历史观有所更新。何兹全等先生近年强调社会史研究不应仅限于社会生活层面，更应当关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张金光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或许可以看作响应这种意见的范文。
认识秦汉社会经济形式，不能回避田制和税制问题。臧知非、李恒全就汉代田税问题有所争论。自臧知非发表《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后，李恒全有《也谈西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予以辩驳。本年度这一回合，见于臧知非《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
——兼答李恒全同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及李恒全《汉代田税百亩征收说确难成立——与臧知非先生再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这种争论无疑是有益的，可惜没有更多的学者参加讨论。
对于秦汉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人的生活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分别有学者进行了研究。
何兹全发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指出战国秦汉是城市交换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城市交换经济支配农村经济的时代。“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都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也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他们的兴衰、演化都是受交换经济、城市经济支配的。在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中，他们是被动的，被支配的。他们的命运盛和衰，操在城市交换经济手里。”“战国秦汉的农民，受交换经济的支配，走向两条路，一是奴隶，一是佃农、依附性佃农。奴隶是主要命运，佃农、依附性佃农是后起的命运，奴隶之路衰，佃农、依附性佃农之路兴。终在汉之世，小农的命运在这条路上转，没有超出这条路，没有跳出这条规律。”“改变这条道路规律的是汉魏之际的变化。”这些论点，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萧放的《〈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尹建东的《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关于汉代豪族，王彦辉除《汉代豪民研究论纲》（《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等论文外，还出版了学术专著《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对于商人的经营方式和社会作用，张弘《战国秦汉时期私商类型叙论》（《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一文有所论述。
张政烺的《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写道，“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一点，实在是不必要的。刑徒虽然是自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繁重，从大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然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论者于是指出，“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李振宏的《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使用汉简中人所熟知的资料，却能够以新的视角观察，得到了新的发现。作者有意洗刷“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认真进行汉代边塞军事机构中“特定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破除将一切都归结为“斗争”的观念，看到在历史的长时段间往往社会总体的和谐与稳定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作者尽管提出了人道主义是一个近代概念，但也有它的初始的表现形式的解释，但是全文使用“人道精神”作为论述主题，依然令人感觉略显生硬。
流民作为社会特殊群体，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李伟、雍际春的《两汉流民问题初探》（《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流民的构成和去向，对于流民问题的社会文化影响也有所总结。
对于汉代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特殊作用的巫，马新在《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汉代民间社会中的巫祝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是汉代的巫并没有转化成相对独立的宗教僧侣集团，而是一分为二，或成为朝中辅佐君王与天沟通的工具，或成为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东汉时代，巫的功能进一步下
移，成为纯民间的一个社会阶层。李建民的《〈汉书·江充传〉“桐木人”小考》（《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4期）说，江充通晓医术，并据医理解释巫蛊事，指出了汉代巫与医的特殊关系。
婚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一。婚姻形态规定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在社会史受到普遍重视的今天，婚姻形态的历史演变更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断代婚姻史研究的成就，应当说以汉代较为突出。20世纪先后有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和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问世。在新的世纪的开头，我们又看到可以推进汉代婚姻关系研究的新的论著。孟华《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是皇族构成研究的成果，也是婚姻形式研究的成果。贾丽英在《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一文中分析了汉代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单位家庭中的地位，对于从性别关系交付研究社会史，提出了有意义的新见。作者认为，汉代妇女不仅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还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
马新关于汉代乡村社会的研究已经有系列成果发表。《试论两汉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从新的视角观察，再一次探及汉代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她的论文《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和《人生哲理谣谚与两汉世风》（《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也是汉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
对于汉代城市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则有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一书出版。这是中国大陆学者第一部研究汉代城市的学术专著。周长山的论文《汉代城市人口试析》（《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应是该书中的一章。陈乃华《论汉代的市》（《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讨论了汉代市的管理形式。韩钊、魏军的论文《浅议“华市”瓦当》（《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认为有的学者释读为“华市”瓦当者，其实仍是图案瓦当，不宜断定为“雍城中某市署”的遗存。
三
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考察，一如既往，依然集聚了诸多研究者的学力。汉代是中国大一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的时期，汉代政治形态对于后世有极为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学者，均不能不对汉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予以特别的关注。虽然汉史是早经历代史家反复耕耘的园地，多种汉史研究著作往往首先分析汉王朝的政体和政策，但是认真论述汉代政治制度和汉代政治思想的专门著作尚不多见，尤其缺乏科学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的质量上乘之作。从新的观察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来总结汉代政治生活的形式和特质，是治汉史者面对的极有意义的课题。
2001年的有关成果，在学术思路和学术方法方面都多有新异之作。张小锋的《“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汉昭帝时代复杂的政治形势，指出戾太子刘据势力对政局的影响，而谶言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神奇魅力的社会背景也得以说明。
阎步克的《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孟祥才的《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马植杰的《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都以秦汉政治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三部论文集的出版，为研究者参考与借鉴提供了方便。
篇二：17秦汉政论文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论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系列改革以适应统一的需要。秦朝文化上统一文字给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又实行焚书坑儒等极端专制主义的措施以钳制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学术文化遭受灭顶之灾，加之秦王朝仅有十五年的短命，因此在文学上几无成就可言。由秦相吕不韦与门客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内容包含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保存了一些先秦的学术文化思想和历史文献。秦相李斯的《谏逐客书》吸取了先秦诸子文章和战国策论的特点，论证严密，铺陈排比，富于文采。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暴政统治，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强盛的大汉王朝，汉初采取了一些与民生息的政策，如制定律令、减轻田赋、宽政省刑等，使国力日益强盛。文化思想上除秦挟书律和訞言诽谤之罪，尊黄老无为之说，对各家学说也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政策，思想文化比较活跃自由。汉初文士承战国宏论和辞赋遗风围绕秦亡教训及如何兴国强权等问题各抒己见，以贾谊、晁错的作品为代表的政论文卓然兴起，它们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汉初辞赋完成由骚体赋向新体赋的转化。陆贾、贾谊的作品抒写政见和身世感慨，枚乘《七发》标志咏物为主、篇幅宏大、铺采摛文的的汉大赋的形成。汉初为了娱乐和制礼作乐的需要，沿承秦制设置了乐府机构。一些楚歌广为传唱。
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统一货币、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经济措施，确保国力富足；北击匈奴、打通西域，扩大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帝国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家，“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颂扬盛世，出现了《子虚》、《上林》等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成熟的散体大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问世，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在体例上和思想内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武帝时强化乐府职能，为“观风俗、知薄厚”，采集赵、代、秦、楚之讴，使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乐府民歌得以记录流传。宣帝时桓宽编写的《盐铁论》针对现实展开争论，使政论文得以复兴。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各类矛盾日益激烈，王莽篡权改制，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绿林、赤眉的起义，西汉王朝随之覆灭。汉光武帝刘秀依靠豪强势力夺取政权，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土地财富集中问题仍没解决。统治集团外戚、宦官长期争斗、吏治黑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黄巾起义和各路豪强割据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被魏取而代之。
西汉今文经学及董仲舒皆提倡以阴阳五行说评议时政，东汉光武帝也推崇谶纬之学，“儒者争学谶纬，兼复附以妖言。”桓谭、王充、张衡等反谶纬，批妖言。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抨击黑暗，婞直谠言，颇具先秦诸子风范。班固的《汉书》是在《史记》影响下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封建正统思想，使其思想内容偏于保守。扬雄、班固等人创作的大赋虽然热烈红火，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框架总体上并没有超越西汉辞赋。东汉中叶以后大赋江河日下，代之以讥讽时政，“睹物兴情”的抒情小赋，蔡邕、赵壹、祢衡等是其代表。东汉文人五、七言诗日趋成熟。班固、张衡、秦嘉等创作的五言诗推进了五言诗的发展。《古诗十九首》中浓厚的人生意识，高超的艺术技巧标志着五言诗的
成熟。
第一章 秦汉政论文
第一节 秦代散文
秦王赢政26年(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完成了吞灭六国的大业，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赢政成为名符其实的“始皇帝”。至秦三世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向刘邦举白旗(公元前206年)，本欲“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秦王朝，在十几年间土崩瓦解。经过五年楚汉之争，汉王刘邦于公元前202年践天子位，天下归汉。这不足20年的时间，便是秦代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在通行的各种《文学史》，大都把《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疏》列为秦代散文。由于二者分别产生在公元前239年和前237年即秦王赢政的八年和十［］年1，属于秦统一前的作品，故尔应列入战国时代。
秦代散文，以题材分，可分为四大类：颂祷文章、奏议文章、时论(即后代的政论文)文章、说客说辞。这四类文章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颂祷文：
现在可以看到的秦代颂祷文，是著名的七篇刻石文，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19年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公元前218年的《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公元前215年的《碣石刻石》和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完成了关西即首都圈的初步经营，于第三年即始皇帝28年［2］开始出关东巡到达山东地方“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而作的。这当中自然少不了跟随始皇东巡的群臣拍马屁［3］。刻石文的内容，都是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之事功的。由于秦始皇结束六国纷争，把人民从“血流漂橹”的战争旋涡中解放出来，这功劳怎么说也不显得过分。因此把这些刻石文与《诗经》的“雅”、“颂”乃至秦统一前的《石鼓文》放在一起读，决不会产生读后代铭诔的肉麻感觉。至于秦始皇后来又把百姓抛进苛政酷刑与繁重徭役的苦海中，是另一码事。如果秦始皇能够象刻石文中所说的那样：“昭隔(融)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泰山刻石》)，施行仁政“泽及牛马”，使人民“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琅邪刻石》)，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秦朝就会“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碣石刻石》)，从而成为一个“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的太平盛世了。历史不能假设，但秦始皇如果认真履行刻石的承诺，历史可以改写!
从文学角度观照，这七篇刻石文各具风采《泰山刻石》的庄严精深、《琅邪刻石》的铺张扬厉、《之罘刻石》的剔透颖锐、《东观刻石》的春海朝阳、《碣石刻石》的太平盛景、《会稽刻石》的翔实浑朴、清峻犀利，都给人以美感享受。而这七篇刻石给人的整体感觉，则是气势宏大、典雅峻峭，非四海一家的大帝国不能为。 从语言上看，刻石文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而且在韵脚上又基本整齐划一地为三句一韵(独《琅邪刻石》为两句一韵)。由于文字整齐简洁、韵脚疏荡，故尔读来朗朗上口，竟无《雅》、《颂》的板滞沉闷。
关于刻石文的作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只透露出两处信息：一是前引的“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一是“君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并未明言作者是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秦文》，往往在刻石文下属名李斯，此事《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又无记载。因此，我们对当今的通说“秦刻石文大多为李斯作”还是存疑为好。
七篇刻石文中，除《峄山刻石文》之外都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现把《峄山刻石文》录于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
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急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
［4］ 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奏议文：
秦代奏议文章最具文学色彩的，当首推李斯的文章。他的《谏逐客疏》是千古美文，已如前述。秦统一之后，李斯的《廷议焚书》导致了中国文化史上焚书坑儒的惨祸，为世人不齿道。而一般文学史著作中提到的《行督责书》，也在历史上没起什么好作用。倒是给秦二世的《短赵高书》，语辞肯切犀利，情绪激烈愤慨，于痛切陈辞中熔铸了一定的文学审美因子进去。而其《狱中上书》中所浸润的，自然是出于秦代文章大家第一人手笔的悲剧美：
臣尽薄才……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掳其王，
立秦为天子，罪一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
［5］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罪足以死固久矣”。
全文列举自己七大罪状，全是正话反说，为自己歌功颂德。然细按所颂功德，又均是事实，让人读来胸中同情与激愤搅动，为赵高的狠毒、二世的昏聩齿冷。但面对这篇奇文，人们又很难忘记李斯对同学韩非的薄情、对公子扶苏的出卖，对二世的阿谀迎合。心中的感受不免更为复杂。而面对上引第七条罪状即李斯自认为的功德，想想中国历史上第一暴政政权的首席执政官，又有《廷议焚书》、《行督责书》等施行暴政的纲领性白纸黑字在，让读者无法理解：此人怎能这样不知羞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因而使人面对悲壮庄严的作者，生发滑稽的感受。总之，李斯的《狱中上书》在作者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充满文学意味的美文；在读者来说，则能享受打碎五味瓶似的，多层次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文学视角观照，此文不让《谏逐客疏》。
另据《汉书·艺文志》载：李斯尚有《苍颉》七章，大概是“以吏为师”的统编教材，从篇名看，应是识字课本一类。以李斯的文采，此课本如果没有《说郛》那般宏大，起码也应有《千字文》、《三字经》的韵味盎然。由于过早失传造成我们今天无从看到此文，只好作此遐想罢了。与此相近，赵高的《爰历》六章，则应是亡佚了的律历课本。另外被列为儒家著作的《羊子》四篇、被列为名家著作的《黄(疵)公》四篇，都标明作者为“秦博士”，这些西汉末东汉初尚存在的亡佚著作，不知在文学色采上是否可以和荀、孟、惠施、公孙龙子相譬美?这些亡佚著作虽不属于奏议类文章，但出自秦朝著名官吏或博士之手，所以列在这里。
在奏议文章中，还有一篇不太受人注意的制作，这就是秦代名将，万里长城修造总指挥蒙恬(?—前210年)临死前向二世使者的剖白：
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
［6］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下面列举周公旦“金滕藏书”的典故，以及夏代关龙逢、殷代王子比干的例子，来剖白自己忠于秦王朝的心迹，读来十分感人。虽然这个剖白和李斯的《狱中上书》一样没有送到秦二世手中，但是却赖史书留传下来，让今人面对千古赤胆忠臣怆然心动。当然，如果读者想起充满血泪的“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7］”这首秦代长城谣，想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断肠故事，蒙恬这豪气冲天的愚忠，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但从文字上看，此文应是秦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载：“恬尝书狱典文学”；传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可见，无论是史家还是民间，都是把蒙恬认作儒将的。这样，蒙恬出口成章、引经据典，作出震憾人心的美文，便不足为奇了。
时论文：
秦代的时论文章，是汉初政论文的雏型。此类文章的主要作者，是推翻秦王朝过程中乃至楚汉相争期间，各政治集团的首领和大臣们。
刘邦(前256—前195)，反秦起义的重要首领，楚汉之争的两主角之一，公元
前202年践天子位号汉高祖。刘邦早年曾学书于里中［8］。虽然在逐鹿中原的找马倥偬中有“不喜儒”，辱骂、慢侮儒生的恶名，但此人天性狎侮，所慢侮的不只是儒生，做亭长时就和县衙中的官吏没上没下胡说八道，封韩信时又被萧何批评为“拜大将如呼小儿”。这并不说明此人没文化，他的《大风歌》、《鸿鹄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手笔中的千古绝唱；约法三章是驭繁就简的治国妙笔。汉初“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被史家称作“规摹弘远”，即有大政治家的风范气度。《汉书·艺文志》载《高祖传》十三篇，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说明刘邦的文章，都是其口述、由记言官吏辑录下来的。此书不见《隋书·经籍志》，说明早亡佚，现在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刘邦时论，应出自此书。
刘邦《论封萧何》(前202)在《史记·卷五十三》和《汉书·卷三十九》中均有记载，刘邦把与萧何争功的功臣比做“功狗”，除了对他们抢夺胜利果实的行为表示不屑外，也不乏对这些功臣的善意戏弄，以刘邦狎侮的天性，这也是一种喜爱。而将萧何称为“功人”，则表示天性不羁的刘邦也有正经的时候，萧何是刘邦平生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谈到萧何便收敛肃敬是刘邦的一贯态度。文中寥寥数语，给人多层次的审美享受：有让人开颜的幽默，有令人折服的犀利，有使人感佩的深刻、有叫人慨叹的衷情。
产生在战场上的《数项羽罪》(前201)刘邦出口成章，列数项羽十大罪状［9］，痛快淋漓，犹有战国遗风。楚元王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好书，多才艺”，是“鲁诗”作者申公的同学，虽无作品留传下来，但作为刘向、歆父子的嫡祖，当时不应没有制作。据说申公所传的鲁诗，便是刘交编篡成书的，当时号称“元王诗”。
张耳(?～前203)、陈余(?—前205)是秦代两位有名的贤人，刘邦少时曾从张耳游。两人合作的《说陈涉》(前209)、陈余独撰的《遗章邯书》(前207)纵横捭阖、铺张扬厉，有战国遗风，值得一读。
萧何(?～前193)、张良(?—前188)、陈平(?—前178)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
谋臣。萧何的《谏汉王王关中》(前206)，上引《尚书·周书》，下引民间俗谚谶语，说服刘邦暂时接受项羽背信弃义的封赐，其辞锋不让战国策士。张良的《谏封六国之后》(前204)循循善诱，畅达铺陈出封建六国后裔的八个“不可”，惊得
篇三：西安地区周秦汉唐文化规划运用论文
西安地区周秦汉唐文化规划与运用研究
摘 要：文化规划对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使周秦汉唐文化资源更好地开发与利用，对于西安的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西安地区周秦汉唐文化规划与运用的策略：突出历史文化主题，确立整体的城市文化发展空间格局；既要继承历史传统，又要谋求文化创新；应该具有开放性，建立城市文化空间网络；挖掘文化内涵，进行全方位深度开发，提升城市软实力；借鉴儒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念，讲究山水意境，注重生态文化，强化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关键词：西安；周秦汉唐；文化规划；文化运用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92-03
一、基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西安文化规划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文化及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展，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策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文化对于城市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制定城市的文化规划与发展战略，加大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投资，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对于城市的发展非常必要。全球范围内，文化正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文化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城市的文化繁荣总是和经济昌盛联系在一起，例如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19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