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女性文学论文
学号：
本科毕业论文
学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2008级
姓 名 刘晨微
论文题目《沉香屑——第一炉香》之葛薇龙
指导教师 李群 职称副教授
2011年5月21日
《沉香屑----第一炉香》之葛薇龙
内容摘要：葛薇龙是一个矛盾而美丽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她的微妙心理都深深地为人所吸引。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爱情与理智的抗争，这是选择题，她的选择，结局却是不好的。
关键词：葛薇龙，矛盾，流俗
《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使其的写作才华在文学界绽放光芒。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做葛薇龙，这是一个年轻的，新时期的女性。但是，葛薇龙的结局是悲哀的，经历是复杂的，她的性格，她的心理亦是很微妙的。重读了这篇文章，我似乎更看透了一点关于葛薇龙这个人物，也更懂了一些张爱玲。
（一）故事情节概述
故事叙述的是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被其姑母梁太太（富豪遗孀）所利用，来作为吸引男人的诱饵，满足其虚荣，荒糜的生活。在求学的过程里，生活在梁家的葛薇龙终不免也陷入其中，变得热衷于这种享乐主义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中，与花花公子乔琪开始了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恋爱与婚姻。故事的结局不言而喻：葛薇龙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之后就会被乔琪乔无情的抛弃。
(二)薇龙形象分析
葛薇龙作为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一开始以学生的形象出场，单
纯，聪明，像每一个在家中宠坏了的孩子一样，还不懂人心险恶，不知道怎样见风使舵，怎么交际应酬。在梁太太家腐化的生活中，薇龙渐渐的在虚荣面前不断丢弃自己的坚持，每一次的退让和放弃，都是那么自然和理由充分，可是在多次的量变后终于导致了质的飞跃。而这整个过程，她都是理智的，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点点地堕落，永不回头。这一点，张爱玲在一开始就有暗示：“既然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而后来的薇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改变：“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但薇龙更加清醒的意识到自己那无法回头的处境：“为了适应环境，她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进了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明知自己有着这样的危险而冒险走进，薇龙的勇气和理智想必是令人佩服。只不过，物质的滚滚洪流不停地不入
潮流的自己，身边一群世俗之人又嘤嘤不休的教唆薇龙“赶紧找个阔佬嫁了”，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你难以凭借一己之力逆流而上，出淤泥而不染，更何况是在寄人篱下的香港。无可奈何的选择继续沉沦，应该是聪明的薇龙几番思量后的结果，现在的薇龙难以回到上海，“回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她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一个新的男子？”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痛苦的境地，她还是要做最后的挣扎，不要像梁太太一样选择了金钱，她，还要爱情，于是，带着对乔琪的希望，她选了这个男子。
似乎薇龙的悲剧是梁太太一手导演和操纵的，可是薇龙在充分明了梁太太的动机和用心的情况下，还是像飞蛾一样扑向了火焰。这正是薇龙性格上的矛盾之处。薇龙，从名字上看，就具有矛盾之处。一个是具有女性特点的薇，一个带有阳刚之气的龙，这正是薇龙的特点：既有女性的美貌，又有男性的理智。绝不仅仅是女性才能在她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张爱玲借薇龙展示了每个人的成熟故事，不谙世事的单纯孩子迫于生活压力，带上不同的面具，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生活的重压下不得不屈服于流俗，放弃了儿时的理想。可不想最初的梦想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在物质生活的阳光灿烂的光辉下，慢慢蒸发了，动作是那么的轻，那么的静，难怪他们只顾着奔跑忘记停下来看一眼，等发现时只能无奈的叹息那青涩的美好早已离自己远去。可再也回不去了。
人常说：女人如花，摇曳红尘，引来多少辛酸事。黯低垂，蓦回首，柔肠几遭千回百转，空惹一泓相思泪。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细品茗，且听风吟。 薇龙就是那落落红尘过往里，梦里昙香初见，之后再难寻回的梦一般的女子。葛薇龙初到梁太太的白色宫殿，手指触碰满柜斑斓的衣裙，竟在梦里也不曾休息，恍惚间已然霓舞翩翩。当梦想照进现实，恍惚间，已是万般变幻，似水流年。可惜薇龙，正像一朵昙花，刚刚盛开就意味着结束，一夜游龙飞舞，却注定要在繁华处灰飞烟灭。
薇龙，像极了上海话的“为侬”，正道尽她的一生。初入交际场，为的是帮梁太太招引男宾，等遇到乔琪乔，便又做了他爱情的奴隶，并终究成为乔琪“经济上的安全”。最可悲的是，这一切她都心知肚明，面对梁太太的敷衍逢迎，她
茫然的笑着；面对乔琪乔的(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范 文 网:女性文学论文)不爱她，她凄然的笑着。她把一切都放在心里。直到小说终了，看到“人市”中的妓女，她不觉掩面而泣。我们这时才明白，她早已看透她的终点，她的结局。可惜苦海无涯，再回头已是非常之身。
在这昙花与人之间，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空寂的天空，有一颗流星悄然陨落。
（三） 薇龙逐步沦落的缘由
①乔琪花言巧语蛊惑落魄女。当第一次微龙在园会为梁太太解围而去敷衍乔其，乔其见到微龙使用的花言巧语蛊惑芳心。把微龙当作“留着做永远的纪念”的眼中钉，称“也许我们生在同一个世纪里”，这样的话语无疑不带有挑逗性，临别时约微龙吃饭更体现他的浪子形象，一个玩世不恭花言巧语的花花公子。在经历了先被汕头搪瓷业巨头司徒协看中，而后梁太太与司徒协的交涉中越发亲密，卖弄她的风骚。微龙渐渐感到自己只不过是姑妈勾引他人的一颗棋子罢了，内心极力反感这样的生活。在极力排斥反感中，和不断的排场虚伪中人越发的寂寞和空虚，寄人篱下愈加渴求爱，哪怕是那种浪人之爱。乔其令微龙喜欢恰恰是他的玩世不恭，放荡洒脱，这与姑妈家早已看透了那些伪君子所不具备的。
②保持距离彰显独特的人格魅力。乔其从微龙的辞色间感受到她对自己的好感，越是这样，他越不满足微龙的欲望。与她坐一块特别的安静老实，只悄悄的挨着她坐着。在婚姻上有自我独到见解，不答应结婚，不能答应爱，但答应让对方快乐。体贴却不做作，拒绝却又贴心。这就是乔其，张爱玲笔下会欺骗女孩的浪人。
③大胆举动让女孩甘心臣服。才与微龙见过两次，就把握她的柔弱心理，重重的吻她并揽她的肩膀。待知道微龙心中只有自己，更加放肆，与睨儿偷情，激发了微龙的怒火。
正如梁太太所说微龙“你这个人，脸又嫩，心又软，脾气又大，又没有决断，而且一来就动了真感情”。微龙原是个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她厌恶姑妈那样的情场虚假，是个脆弱而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容许自己喜欢的人不稀罕自己，忽视自己，乔其即使与梁太太联合起来利用她挣钱也甘心。单纯爱美而又世俗的女学生，到底脱不了孩子气，爱变质，虚荣不断的膨胀。
说到底，薇龙的沉沦除了梁太太的阴谋算计，乔琪的巧言骗局，更主要的还
是薇龙自身的贪慕虚荣和性格上的复杂性，两面性，悲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 我评薇龙
我觉得葛薇龙，可以称作是尖锐矛盾冲突中的典型代表。
她原本是一个纯洁而富个性的女学生。由于家境贫穷，不得不违拗地向生活腐落的富孀姑母求助。当她第一次踏入姑母的华艳的豪宅，就深深被“依稀还见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所震惊，她内心只觉得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还未谙熟世事的她，已经慢慢卷入这种半封建式豪奢腐化的生活氛围。早是年老珠黄的姑母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她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从而收留葛薇龙，心里早早打起了她的如意算盘。
单纯爱美而又世俗的女学生，到底脱不了孩子气，当她面对着一大橱华美的衣服，“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件试穿着。”，热乎劲一过，葛薇龙又突然醒悟：“一个女学生那里用得着这么多？这跟大三堂子里头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虽然她已经对以后在梁家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顽强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无形中战胜了她脆薄而孱弱的抵抗力，她满脑子回味着“柔滑的软缎”，对自己连说两遍“看看也好！”这正是她性格中的弱点占了上风的表现，有些思想一旦产生之后，就会生根发芽，越来越大，薇龙的物质欲望也越来越汹涌膨胀，她已经逐渐变得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逐渐沉迷于靡丽生活的薇龙，如果说还来得及挽回，那么暴雨夜里司徒协确套在她手上的那副玉镯子，则是彻彻底底地把她囚囿于奢华的堕落中。与此同时，不幸地，她又忍不住爱上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还一心想着“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她。”正如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子，把嫁个有钱的阔佬，作为女人生命中必完成的一项光荣“职业”。她自恃深爱着乔琪，我们清醒地换一个层面说，她始终挚爱的，只是那个半封建气息十足的男人的金钱。当她在约会当晚发现了乔琪之后，爱已蜕化为零，而虚荣欲却膨胀前进。她已经无法摆脱，只有继续选择留下，把自己的青春，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没有再写这位美丽的女学生，交际花注定的悲剧。可我们已明晓结局定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幸福是什么，薇龙永远都不会明白。
（五）张爱玲之于薇龙的寓意
薇龙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攻击父权的一粒棋子，一把双刃之剑。张爱玲安排
篇二：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结语：迈向性别诗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艺的发展，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转向“性别”。女性文学批评将变得更加宽容，“反男性倾向”、“唯女性主义”会令人十分反感，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权力女性主义”与“牺牲品女性主义”、“通俗女性主义批评”和“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之间的鸿沟将进一步弥合，形成一种理论和批评上的折衷主义，一步步迈向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诗学。中国当代文坛的理论探讨，也处处呈露出性别研究的气息，内在地呼唤性别诗学的诞生。性别诗学（gender poetics）以性别价值取向为基本分析要素，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性差异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对文学艺术中的性别因素做诗学层面的解析、研讨，研究作者、作品及接受者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及经济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与矛盾，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并试图说明其产生缘由，突出文学的“性别”性和两性平等价值。性别诗学首先基于这样的哲理立场：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人们的主体性是多元而具体的，是由特定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符码厘定的，在共同的人性之上还存在每个人的男女性别性与性格爱好个性等，两性既相似又相异，虽然主体性可能不会被性别特性主宰，但具有性别特征。个体多元的主体性是由三个层面建构的：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人性”是元层面，是一种“较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语）；由男女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类的属性”是中间层面，是一种较具体的规定性；而个体的“个性”是顶层面，是一种更具体的规定性。“人性”层面由经性别的“类”层面转换为个性层面，个性层面又由经性别的“类”层面还原为普遍的人性层面。故性别规定性（包括外貌，是gender“社会性别”与sex“ 性”之和）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起着较关键的作用。三个层面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相近性及互补性，相互渗透，相互建构与制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风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观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男女两性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人们现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往的理论界常常将这种“现实性”单纯理解为客观物质性或“社会的”物质性，而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是指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感性。这必然导致在考察人们的现实存在时只注重阶级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无视具体的人的性别倾向性，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情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它就是这种生命的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识的对象。”[2]这种对自己的意识和对对象的意识必然包含性别认同意识，或“性别化”意识，去掉它，人实际上就不成其为人。而文学艺术活动是为了实现人的精神、意志与情感的自由，“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恩格斯在批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论著中也明确批判了格律恩离开人的社会属性、人的具体规定性抽象地谈“纯粹的人”、“人的东西”、“人的内容”、“人的诗人”等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被格律恩说成是歌德的“人的东西”的那些品性，实际上仅仅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德国人身上的小市民气质，这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而是提炼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埚中的残渣。在《致保尔·恩斯特》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了社会历史规定性与“人”的性别属性的有机联系。毫无疑问，男女的性别属性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属性。人的这种性别主体属性，必然要在其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体现出来，作为社会生产、社会实践的一个部门的文学艺术，也必然会受其影响和渗透。文学及文化产品必然或多或少打上了创造者或接受者的性别特征，性别规定性是揭示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范畴。这成了性别诗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哲理依据和逻辑起点。性别诗学为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思潮来说，它是作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等形式主义或语言论诗学、纯科学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形式主义文论忽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摒弃人的生理/心理/文化构成，具有很大的片面性。80
年代以后狭义的解构批评的衰退、女性主义批评的持续发展及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勃兴，正表明了人们对主体身份的重视。性别诗学将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既解析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也考察个体的人，在探究人们的文艺创造行为时，结合人们的生理、心理、情感、政治因素及种族属性等等，将其作为具体的、完整的人来考虑，其中，对人们的性别主体性尤其是社会性别属性怀有浓厚的兴趣。它首先是将性别特征作为构成文本及阐释文本的基本范畴，作为文化建构中选择主体的文化人格及美感生成的重要维面。故性别诗学倾向于“构成论”（constructionist）而非“本质论”（essentialist）。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后继学科”，性别诗学将消解各学科的人为障碍，不排除其他话语的存在，而是将其有机地联系起来思考。它探讨两性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及经济等因素所铸成的两性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和矛盾，探讨性别模式在文艺领域的表现。它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区别在于其持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力避一些女性主义批评流派的片面性，除了探讨文化及文学领域男女两性的独特因素外，还考察男人和女人相互借鉴、获取了什么，以及人们的性别特征是怎样表现在文学中的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性别诗学质疑下列流行的男性与女性的风格、定位或性别化喻说：男性：天 阳 雄 理性 精神 宗教 节制 施虐 明确 沉默 粗鲁；女性：地 阴 雌 直觉 肉体 巫术 色情 受虐 混乱 饶舌 文雅。这些两性特征是男性传统话语的产物。人们的性别特征定位，从儿童时代便开始了。童话中的男女角色便有明显的不平等，其两性关系往往是这样：男人刚毅、勇敢，有虐待倾向；女人柔弱、顺从，有受虐倾向。男人要么杀害女人，要么拯救女人，而女人则相互嫉恨、残杀：《灰姑娘》中的灰姑娘同她的继母与姐妹有着深深的隔阂，《白雪公主》中的白雪公主受继母的迫害，《林中睡美人》中的婆婆五次三番企图加害睡美人。在童话里，这种女人间的仇恨往往是为了争夺男人：女儿有恋父情结引起母女不和，姐妹争夺一个王子等等。这是一个女人围着男人转、男人拯救女人的世界。白雪公主被继母毒死，而经男人（王子）一吻，起死回生；灰姑娘受同性虐待，也是经男人（王子）一吻，改变了苦难的命运。这些模式实有解构与重构的必要，否则，女性仍是被动的受害者。将上述两性特征用于文艺批评，便是所谓的“男性性征批评”。批评者对妇女作品的探讨必得出“富于女人气”的结论，或者说女人写的作品仿佛便是女人本身。在这种评论里，女性作品的风格往往是：不定型、非理性、封闭性、狭隘性、缺乏力度和深度、纤细等等。迄今，“男性性征批评”已遭到女性主义批评的有力批判。文学风格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两性关系的改善必然从根本上改变表征两性文学风格的词语景观。
性别诗学质疑“两性共体”的文学构想。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两性共体”成了新时期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其归纳起来有两种形态：其一是挪用西方“两性共体”的传统概念，直截了当地提出“两性共体”的口号，并视之为文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和理想目标；其二是标举一些所谓的“男性风格”，诸如理性、幽默、粗犷、反讽及复杂化等，将女性文学呈现的这类风格视为向男性的趋同，由此证明文学作品将逐渐表现出男女共有的品性，性别特征将作为累赘而被文学摒弃。“两性共体”（androgyny），又称“雌雄同体”或“男女双性”、“两性人”及“阴阳人”，最原始和直接的含义便是同一躯体具备男性与女性特征，其字源便是“男人”（andro）和“女人”（gyn）加在一起的意思。一般可分四类：一是生殖器官的两性共体（男女性器官混合存在）；二是体质的两性共体（男女第二性征的混合存在）；三是心理的两性共体（男女心理品性的混合存在）；四是性心理的两性共体（同性恋）。在许多远古神话中，早期人类是雌雄同体的，后来才被分割成单性的存在物，这当然是象征的而非实指的，其表征了人类对存在的先天局限的不满及对初始状态的思恋，与普通“变形”神话的性质接近。这种情状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简要诠述。西语里，sex（性）来自secus，而secus又来自seco一词，意即“劈开”、“砍开”。两性人是不正常的，古人往往将其视为某种灾难降临的征兆，近代以来人们普遍
认为，“他们的存在本身，混淆了区分男女性别、规范他们结合的法令”。[3]在文学评论中，弗·伍尔芙援用了“两性共体”的概念。但伍尔芙的性别观充满了矛盾，留下了较多的讨论余地。其归纳起来有两点：其一是她的“两性共体”论并不仅仅针对文学表达的特定风格，而主要关涉男女和睦相处的平等思想，是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即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更具有民主性，在普世的男女皆享有平等权利的意义上，没有男女的区别；其二是由于男女的经历与体验不同，其文学表现的内容与形式就必然有所差异，女性有她们独具的表现对象与表达方式。不满于伍尔芙“两性共体”的含混性，一些女性主义者修改或发展了“两性共体”概念。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另一种双性特征”的说法。西苏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观念或“他者两性性”（the other bixexuality），但这与传统的“两性共体”论并不相同。传统的两性共体观消除了差异，是为了迎合“他者”（女人）的男性恐惧而营构的，是让她们不再向往性别差异的标尺。西苏推出了另一种“两性共体”论。这种“两性性”是多元的，复杂而多变，实际上既不排除另一性别也不排除差异。“两性性”并非男女都有，只有女人具备两性特征，而大多数男人则始终固守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单一性，绝少“两性”。妇女比男人更容易“两性共体”，她们能容纳差异，渴望交流与对话，没有一系列固定僵化的斗争与隔绝，其写作有很大的包容性，是一种混沌巨大的“地母之声”，可以吞没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这种“两性性”首先对妇女敞开，是“女性文化”的先决条件。西苏认为一些男作家，如莎士比亚、乔伊斯、卡夫卡的某些作品，也具备这样一种特性，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极有个性，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两性特征的僵化表述。因此，西苏倡导一种不断开放延伸的“女性/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以此超越僵化的男性霸权的束缚。总之，西苏的“两性共体”论并不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两性特征的趋同，一种“中性”或“无性”的状态。“两性共体”是一种文化的而非生理的定位，是对两性特征的尊重，是差异而不是对立，是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或中性/无性。对于自己的性属，西苏是最清楚的：“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无法不让自己做一名女人。”“爱妇女，如果你爱她们，每一名妇女都会依附在你身上，你会变得‘更妇女’”。[4]关于书写中的性属问题，她说：“我明确地认为，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认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这就是对妇女的压抑延续不绝之所在。”[5]西苏采取了解构的策略，消解了男女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同时又不放弃差异与距离，其目的是要打破既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性“和而不同”，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其鲜活生动永无止境的存在。当然，由于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差异，便宣扬“两性共体”的无性社会，以“两性共体”为理想目标，法国的女性主义者M.维蒂克（Monique Wittig）和美国的A.多肯（Andrea Dworkin）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她俩皆认为，人类有很多跨性特征，男性与女性因素并非泾渭分明，但这样一些因素被父权制歪曲了，生理实体成了一种社会建构，必须予以彻底改造，两性在生理上是男人或女大人，在心理上则未必如此。70年代中期以降，“两性共体”论在西方遭到冷落，大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两性是不同的，女性的独特属性不再被视为其受压迫的根源，反而被视为妇女力量的源泉及社会变革的契机，尤其是女性生产哺育孩子的能力，更被誉为人类解放的希望所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罗尔斯的平等观的批评在此也极具启发意义。他指出，在共同的前提下，人们享受的幸福是不一样的，收入和其他基本福利完全相同的一个孕妇和一名同龄男子最终的幸福程度便有差异，孕妇应对营养、住房条件有额外的要求。当然，从生理上看，男人和女人都是由23个母系染色体和23个父系染色体制成的，其中22对完全相同，只有第23对决定性别的异同，XX为女性，XY为男性。我们身体中成千上万的细胞体现了这种相同性和相异性，我们是程度不同的“两性人”。再加一个X，便会出现白痴式的“超级女性”，再加一个Y，会产生罪犯式的“超级男性”。“然而，相异性
不可能随意忽略。双性人的幻想是将正常的两性关系颠倒过来。??你如果相信天使的存在便会相信这种梦呓。我们不是天使，感谢上帝！假如没有了两性间喋喋不休的争论和两性间欢快的节日，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枯燥乏味！”[6]用“两性共体”衡定文学，特别是国内的一些评论，便是指一种“中性文学”，即消除了男女性别差异的文学。如果不从性别角度观照文学，那么任何作品似乎都是“中性”的，这时，文学的民族性、时代性、阶级性等特征可能就凸现出来了。譬如，我们从张洁、谌容、铁凝、郑敏、翟永明等人的作品中皆可寻绎出人们对极左路线的极端鄙斥等，那么，这时的文学观照角度，便不是性别的角度，而是政治或阶级的评价角度。不可否认，男女两性作家都存在各样的文学反映或批评角度，都存在一个超越性别界限、相互借鉴与获取的问题。但这种聚焦点用“中性”去匡定是毫无意义的，“中性”总要有所倚重，或者重阶级因素，或者重时代因素，或者重民族或其他什么因素。新批评或其他形式主义强调的纯“文学性”的读解绝非中性的，就连强调对文学进行客观分析的新批评理论家雷·韦纳克也曾说，“在文学中没有中性的事实”。这就像不存在用一种“中性话语”去描述西方文化，去比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一样，观照者必然是站在西方文化或第一世界的立场去描述东方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学；反之亦然。理论依赖于被选供研究的材料和理论家的目的，当材料和目的不同时，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比起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来，文学创作、欣赏或评论的丰富多样性更为明显。而若将理论的聚焦点放在性别问题上，那么“中性文学”的存在更是不可能的。男女两性由于生活环境、生理与心理的某些差异，必然导致他们在感知世界、表现世界等方面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男女社会生活、内心世界及叙述角度、语言风格等等，不同性别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会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倾向。男女两性进行文学创作与鉴赏，不是要抹煞各自的性别规定性，而是更细腻更多样地去观照、发展各自的个性特征，去了解“陌生性或不可减少的其他人的他性”。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消解，并不会产生一种抹煞了性别差异的一元化审美模式。当然，随着两性间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建立，人们的性别观念也将发生变化，男女在个人水平上的差异将比“类”的差异更具有意义。正如G.C.斯皮瓦克所描述的，一位印度争取独立的下层女子由于不能完成组织交给她的暗杀任务而自杀了，但为了保证自杀不被认为是不清白（不正当的怀孕）所致，她故意等到月经来后才自杀。她的行为既有民族革命的阶级与种族的意义，也有性别的意义。总之，一些批评者所强调的“中性”与“无性”价值，事实上是男性的，这必然使一些传统刻板的两性观牢固不变。男女两性没有必要靠“共体”或“中性”来回避和克服差异与冲突。两性冲突的缓解不是走向“性别中性”而是“性别包容性”。性别诗学的价值取向定位以男女平等相互尊重为前提，两性文化并不处于永远尖锐对立的状态。“阴阳互补”、男女两性“和而不同”是性别诗学的伦理价值定位。对中国文化中“阴阳互补”思想的传承与改造，于性别诗学意义重大。阴阳各有区别，然而独阳不生，独阴不成，阴阳交合，变在其中。《易?系辞》的“天地姻温，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及李贽的“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故吾究物始，而见夫妇之为造端”等思想，皆为性别诗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性别诗学在女性主义运动趋于平和后仍继续存在，但它在近半个世纪内，仍与争取男女平等的政治运动及文学批评息息相关。在当代中国，性别诗学往往呈现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的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迄今为止，妇女在社会文化上仍处于“第二性”位置，不少大男子主义性别观念仍毒害着人们的头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的洞开，将妇女视为生财之物的资产阶级两性观时有抬头。妇女就业仍受性别的局限，女学生分配难、就业难，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传媒领域，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男轻女现象。譬如新近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指出：“在学校正规教材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女性忽略或忽视的倾向，据统计，小学1至6年级12册语文课本中，表现人物93个，其中男性81个，女性仅12个”。据此提出2000年前在学校基础教材中，
增加女性正面形象的比例，逐步在大学开设妇女选修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歧视妇女的男权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它必然给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只要还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便会产生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反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已有长足发展，取得了不少实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对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仍是十分必要的。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赛的话来说，文学艺术虽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改变那些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做出贡献。强调自强、自立的女性意识，或者说比较明确甚而偏激地表达女性主义意识，挖掘女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个体的审美表达方式，无疑会使当代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更上一层楼，也将会催生更为多样而新型的男女两性角色，并取得相应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外观，在文化领域取得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也是性别诗学的现实目的和长期任务。
从方法论角度看，与女性文学批评相近，性别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性别诗学的建构，体现了文艺学学科的包容性、多义性及延展性。“性别”（gender）应指与一个人的生物性别（sex）相关的各种文化联系，是由一系列社会建构、解构与重构出来的关系。这必然要求我们将男女两性都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性别诗学主要运用当代文学批评各流派的方法，旁及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生物学、艺术史、教育史、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方法的开放性，是其方法论特色。性别诗学包括了与性别体验相关的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从而可以接纳日益扩展的跨学科探索的各种成果。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一，探讨文学创作的性别倾向，力求对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所呈现的性别观进行阐发；二，探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问题；三，研讨文学接受中的性别问题。以上方面将对作者及隐含作者的性别定位、中国古代文人以“美人”自喻、中国文学的阴柔与阳刚、叙事与性别倾向、形象的性别置换、文学欣赏中的性别倾向、文学形象对人们性别角色的强塑性、批评主体的性别规定性等问题进行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讨论对象除文学外，还涉及其他一切文化传媒，包括了对影视、广告、绘画、摄影等诸种文化传媒做出评价，对这些文化生产及传输过程所吸引的如潮受众加以关注，从性别向度进行解析。事实上，这样一些文化产品所构成的种种“意象”，已成为现代社会大众审美趣味的真正驾驭者。这些文化产业通过机械复制手段大量制作平面化、单一化的“意象”，使广大受众成了“单向度的人”，不少这类产品仍在倾销着性别歧视意识。任何学科的理论建设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性别诗学概念术语的建构也是这样，势必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新颖性、开放性，要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考察，其理论形态具有东方美学的松软灵活性。在上述哲理依据、价值定位及社会功能等基础上，性别诗学对文艺的构成、审美特征、发展类型、风格流派等，皆可作性别向度的诗学探讨；对一些子概念，诸如“性别主体位置”（gendered subject positions）、“生理性别”（sex）、“社会/文化性别”（gender）、“性别身份认同”（gender identity）、“男性意识”（masculinity）、“男性研究”（men’s studies）、“女性意识”（femininity）、“性别化”（engendered）、“性别定见”（gendered fixes）、“后性别”（post-gender）、“合成人”（cyborgs）、“性别置换”（gender shift）、“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语域”（context）、“性别叙述话语”（gendered narrative discourse）、“性别叙述方式/风格”（gendered narrative style）、“幻想空间”（fantasy space）及“解释团体”（i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界定，皆孕育着性别诗学发展的契机。性别诗学在其本质上始终是审美的。在美学层次上，性别诗学倾向于专注感性的审美范式、审美意识的深度生成。性别主体的诗意存在，靠内在的直观体验维护和滋润，靠感性个体的审美自由。性别诗学认为，审美经验与美感依赖于全面的、具体的、感性的人的现实存在，注重人的感性维面，特别是男女平等相处的性别价值所蕴含的独特诗意，鄙斥否定个体感性存在的资本主义异化方式，反对将人降为商品的“性化/物化”的生产与交换，恪守自由的属人的自然
篇三：对现代文学中“女性文学”论文
对现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思考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股影响较大的思潮便是女性文学。其不仅具备“女性作者”的特点，同时其还具有“女性意识”的特点，这点与女性主义文学不同。本文主要是根据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从女性意识觉醒阶段、女性意识张扬阶段以及女性意识回归阶段这三个阶段来分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女性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41-02
与女性主义文学不同，现代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孕育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的，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其在欲望的表达上大胆、直露，也就是说，在这一时代下，女性文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同时，随着女性意识的复苏、发展及成熟，这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其阶段性。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女性文学处于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认识阶段，这是这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其次，其逐渐发展为女性作为女人的价值认识阶段；最后，其发展为女性灵魂自审的阶段，这是这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本文根据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从女性意识觉醒阶段、女性意识张扬阶段以及女性意识回归阶段这三个阶段来分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阶段
在我国，一大批女性作家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