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文革论文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谁？
牟宗辉历史学 1321010019
摘 要 本文着重剖析了文革时期各个集团的利益获得，从各个集团剖析，分析了各政治集团人员受到了文革怎样的影响，谁在文革中成长，谁在文革中获利，以及文革到今日人的影响，体现出文革时期各股政治力量交错博弈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成就 影响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50年前的那场浩劫，打乱了新中国应有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各种政坛新星、政坛直升机，纵观这十年，无数的人起来了，无数的人下去了，邓小平三起三落了，刘少奇彭德怀被打倒了，四人帮得权了，林彪集团得势了，青年学生到乡下去了，工农兵大学生进城来了。多少的变数，多少的未知，变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这个什么都乱了的时代，在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究竟成就了谁？让我们来逐一分析。
首先，要说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我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于我国我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着实不敢有太多的评价，但在历史已经评价定义之后，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万年的错误，那么再来考虑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改变了新中国发展的一片大好形势，增加了刚刚稳定的国家政权的投机性。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这些也使得毛泽东同志晚年猜忌多疑，说文革成就了毛泽东，简直是无稽之谈。国家建设被耽搁，最高权力被架空，想必毛泽东被人也没想过文革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
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造成了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巨大的伤害。所以文革基本可以说是毁掉了毛泽东的伟人形象。
第二个说林彪集团。其实在我看来，林彪集团煽动文化大革命，策应此运动实在多余。首先，党内对于毛林二人的暧昧关系有目共睹，都知道二人的微妙关系。在麾下众多的战将中，毛泽东对林彪是器重的，是信赖的。说不上是刎颈之交，却也是患难知己，毛泽东愿意向林彪倾吐心声，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其说是批评和责难，不如说是耳提面命，悉心栽培，毛泽东对林彪急了，也就是一句：“你这个娃娃，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兄长的模样，换上别人，毛泽东未必这么宽容。同样林彪对于毛泽东是尊重的，拥护的。（1）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彪变了，开始顺着毛，在老革命家被迫沉默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地高兴地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做这些，就是不断地巩固自己的位子。同时，文革的深入和更坏作用的产生，是从林彪开始的，林彪开始搞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以保卫自己在党和政权中的位置，回过头来想，林彪貌似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文革如果不深入，那么四人帮就不会得权得势，王洪文就不会影响到林彪第一接班人的位子，也是因为林彪本人非稿浮夸风、盲目崇拜，才会使得毛泽东对其心生厌恶，转而猜忌，进而排斥。由此看来，林彪的失宠更像是一个必然，是自己给自己的必然。文革之前，林彪的势力范围就已经不断扩大，而毛泽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与过问，放手让他培养嫡系。在林彪叛国出逃的时候，毛泽东也只是淡淡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且不论林彪坠机的原因，单纯从言语中得知，毛泽东不想杀林彪，而且林坠机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情绪是低落的，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信任林彪，而对林彪的错误也是一直以一个长辈的要求等着他悔改。林彪机毁人亡的后果应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文革早早过去，那么刨除健康因素林彪就可以顺利的当选国家领导人。但是林彪由于自己的身体原因，急于上台，到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第三说江青集团，四人帮无可辩白，文革中坐着直升机凌驾于最高权力之上，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四人帮无疑是成功的，工人出身的王洪文竟然可以染指最高权力。但四人帮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究竟获得什么了？一无所获。江青在狱中自杀，张春桥狱中患病，王洪文抑郁而终，只为了一时的位极人臣，最终还是在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由，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逮捕。事后，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人，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均遭到法院审判。在这样的高位，四人帮最终还是覆灭，所以他们也不是赢家。
第四，老一辈将帅、革命家。老革命家们在文革中多数惨遭迫害，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在文革中不幸逝世，刘伯承一心教育，远离政治中心，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保留了实力日后平反，彭德怀在文革中被推上风口浪尖，最后也被迫害致死。文革中的老革命街们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要么迫害致死要么顽强生存，而日后正是因为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的左右，文革前后权力等对比，其实老一辈革命家并没受到太多改变。
那么文革究竟成就了谁？我的答案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文革中的知青们。
为何这么说？
我知道很多知情不愿提起这段历史，是心理永恒的伤疤。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知青，由于他们多数来自于大、中城市和内地，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既为农村带来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生力军，还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知青思想活跃，工作勤奋，学习刻苦，思维敏捷，善于吸收知识营养，敢想、敢说、敢干，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边疆各族人民以及农垦职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经过艰苦的磨炼，他们中有一大批在锻炼中迅速成长，一方面由于是年轻人，所以朝气蓬勃，思想单纯，富于幻想，易于接受新事物。求知欲强但识别能力低，看待事物易犯主观片面，处理问题容易简单冲动。另一方面，知青有一定知识，因此对社会变革比较敏感，喜欢质疑和争论，富有理想和献身精神，开始思考 “人生目的”、 “人生意义”等类问题。然而他们往往又是急躁的理想主义者，人生观、道德观的不定型使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由于自我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所以经常会有苦恼、迷茫、沮丧与不安伴随着他们。
我作为后来人真的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理解不到他们的痛处。但是我从历史角度分析他们确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文革中发展最快的一批人。
文革给了这一代人身上抹不去的烙印，坚毅果敢，百折不挠，正因为多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以及多少年的苦读与不放弃，才导致了知青们成为了新中国半个世纪知识水平最高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早就磨平了身上的棱角，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习近平李克强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经过了一个时代的磨练，文革知青们早已把身上的缺点全部抛弃，作为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是完美的。
与其说文革毁了一代人莫不如说文革成就了一代人，这一代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共和国史上质量最高的一代人。文革给了这一代人独一无二的时代印记，独一无二的群体特征，也正是这一种灾难一样的历练，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成为了祖国几十年来发展的中流砥柱。
所以说，文革成就了他们。
篇二：林海雪原赏析论文
林海雪原》中林子荣人物分析
[ 2010-6-11 10:05:00 | By: wangd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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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描写解放战争初期，以少剑波为首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深入东北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同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武装进行殊死战斗，最终全歼顽敌取得胜利的故事；通过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大战四方台等主要情节，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小分队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林海雪原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热情地讴歌了小分队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关键词：林子荣 智勇双全 英雄 理想 集体
赏析：“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是全书的第一句，也是作者怀念战友赤诚的一颗心。
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战士们在茫茫的林海雪原里跨谷飞岩，攀岩跳壁，突破神话般的天险，通过飞跃绝壁岩，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战斗，充分体现出了战士们发挥了大智大勇、孤胆作战的奇能。小分队队员个个英勇无比，他们脚踏雪橇，滑遍了整个林海雪原，消灭了土匪，功不可没！
杨子荣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原型创造的英雄形象，林子荣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杨子荣的事迹就更有可信度，是一位经验丰富、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他是贫农的儿子，带着对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来到了革命的队伍里。在党的教育下，他明确了自己肩负的重任，要把“剥削阶级的根子全挖尽”是他的决心和誓言。小说真实地展现了他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历程。同时，还着重表现了他侦察能手智勇双全的英雄行为。通过他智识小炉匠；化装成土匪胡彪，只身打入匪巢，初步取得惯匪座山雕的信任；又一次次战胜敌人的阴谋，特别是舌战小炉匠、活捉座山雕、与战友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等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壮举，成功地表现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勇敢，揭示了他崇高的精神世界。
《林海雪原》讲述的是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一支骁勇善战的小分队与在东北山林盘踞多年的数股土匪斗志斗勇的故事。皑皑白雪，显得更加地艳，更加红了。在那上面，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位亲切和蔼的解放军战士，为着自己的理想，更为着祖国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在深山老林中奋斗的身影。此时的血似乎已同他们的笑容与灵魂，融为圣洁的一体。对战士来说，死，并不可怕，鲜血，更是为着这一片他们深爱着的土地，为着他们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所流的，它见证了一个个赤子之心，它的脉搏将永远在这片郁郁葱葱的老林里跳动。穿山风的狂卷，密集的枪弹雨林，都吓不退他们，因为心中的一把火，一个信念——真正地解放人民，支持着他们在狂风暴雪中一次次站起，直至最后的胜利。他们对自己人生的目标，执着地追求着，不畏层层险阻，即使是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也甘愿拼死一搏，面对自己的人生，那高高在上的理想，唯有拼过，才了无遗憾。就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绝顶》中的肖顿河，都为着自己心爱的理想而前进，虽然他们最终都失败了，都只在这茫茫大千世界中留下一副白骨或几行轻轻的痕迹，但在任何人眼里，他们在精神上
永远是无法击倒的。耻笑他们对生命无谓浪费的人，必定是一个懦夫，若表面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是脆弱的，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耻笑勇者，更因为他们毫不明白倾尽自己一生去追求的感觉，也更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气魄，没有这种理想。邓小平也说过：“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要有理想。”一个没有理想的，便对自己的前途自己要走的路感到茫然，也许，在徘徊上便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暗中消逝。读《林海雪原》经常会感觉到一个词的含义，那便是“集体”。文中的人物，如杨子荣等，张口闭口不离集体，可谓已经深入骨髓，同自己的生命融为—体了，风里来，雪里去，是记忆拼搏下的一点一滴。“集体”这个词，更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意境已将不可计数的心融为一体，有着强烈的集体思维的人，头可断，血可留，此志不可改，永远把集体利益摆在第—位。参加过合唱活动的人都应该体会过，你可以在歌唱中可以发出声音也可以不发出声音，但怕的是你旁边的人也会这么做。讽刺意味也是蛮强的，对于那种“别人回去干”的依赖集体思想刻画得入木三分。毛泽东同志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详尽地阐述了有关与集体的一些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当时需传播集体思想，在现今，也更需要它来作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我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宏图快步发展。唯有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为全国这个集体而奋斗的精神，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才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途径。汉朝文学家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集体而死，必是重于泰山，为着这座泰山而永生。杨子荣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能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他的死重于泰山，死得可惜，死得壮烈！生与死，千百年来有人歌颂有人笑，更有人长叹一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实生与死只是一线之差，便是有气与无气。有人死得气壮山河，那种人，以着另外一种方式存活，死得其所：有人死了，遭千古唾骂，万人践踏，那种人，为求一丝生机拼命乞怜，却终为土灰。美国作家海明威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仅有一句话：“恕我不起来了。”这位作家一如此诙谐的态度看待生死，确实让人佩服至级，对于一个黑暗的坟墓，如同给自己安眠的暖床，又有什么放不开胸怀去面对的？人的思想总是互相矛盾，何况在生与死的本质间，原是一个矛盾，依旧认为，死得其所，便今生无憾。
《林海雪原》中，讲述的不仅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剿匪斗争，它所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智慧，一股勇气，一分人性的美，融合为人类近乎完美的形象，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化为一片蓝天。尽管有时，乌云阻挡了阳光，但在一阵甘霖的挥洒后，清流依旧，白鸽挂着风铃远翔，叶更绿，天更蓝，阳光在露珠上闪烁。世界的循环不停，美不停。依稀间，昨天也是今天的导航。
杨子荣智识小炉匠、杨子荣献礼、杨子荣盛布酒肉兵、活捉匪首座山雕等事例，都体现出了杨子荣的足智多谋。杨子荣也非常英勇，任何龙潭虎穴，他都敢去闯一闯，遇到危险时，他能随机应变，想办法脱离困境。杨子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怕苦，与他相比，我自己真是惭愧。我们要不怕吃苦，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我为杨子荣激动，为小分队的战士们激动，也为少剑波白茹纯洁美丽的爱情激动。经过岁月的洗礼，我也经历很多，而且也看过好多描写那段历史的书。我很明白，当时的环境很恶劣，八路军战士是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下剿匪的，可我还是为书里的那些浪漫描写而陶醉，当时的环境需要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凭着这样一种浪漫和坚韧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年轻人很现实，但我觉得任何年代，人总需要有一种精神吧．
我佩服杨子荣的勇敢，细致。他简直是个侦察奇才，后记中作者曲波介绍说，他们审问坐山雕的时候，坐山雕说“我崔某闯荡江湖60年，没想到落到了共军的一个小侦察排长手里，“可
见杨子荣的本领了。杨子荣还体现了他做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优点。
小说还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基调。小分队在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依靠集体英雄主义的大智大勇出奇制胜，消灭数十倍于己的顽匪，具有浓厚的传奇意味，作家有又在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战斗的环境等进行了适度的艺术夸张和渲染，使之充满了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如杨子荣形象地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中同名的英雄为原型的，真实生活中的杨子荣牺牲于一次剿匪的战斗。作家出于“让杨子荣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的想法，将杨子荣塑造成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一个理想人物。扬子荣多次深入匪巢，必然沾染了一些匪气和流气，不如此他就无法取信于对方。为了塑造好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又尽量不写杨子荣的草莽气和匪气，作家在杨子荣的身边安排了具有较重的农民习气的栾超家。作为杨子荣性格的补充和外延，栾超家可以开一些叫粗俗的玩笑，可以在妇女面前说一些与性相关的口头禅，甚至在最后的战斗中，栾超家因为冒失、轻敌误中了敌人的子弹，在一旁的杨子荣替他击毙了匪首。显然，栾超家的误中颗子弹，正是现实生活中杨子荣的不幸结局。
小说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也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浪漫主义传奇色彩。做一个勇敢的人，为人民谋幸福！胆识过人、百战百胜的杨子荣，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处理方法，与民间说唱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把艺术的各种要素推向了极致，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杨子荣是英雄，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多次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细说起来，杨子荣并非三头六臂，不过是个侦察排长，是个平民化的英雄。在那个崇尚崇高，也崇尚平民化英雄的时代，在那个工农兵形象彻底取代舞台上“帝王将相”的时代，就为杨子荣这类英雄的横空出世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舞台空间。英雄的杨子荣，只身进入三代恶匪国民党旅长座山雕的营寨，发挥了惊人的勇敢和超人的智慧，战胜了老奸巨滑的座山雕，终于调动了敌人，歼灭了敌人。英雄人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将众多具有个性特征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杨子荣的大智大勇、豪爽心细，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人民永远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林海雪原》这一本书告诉我们，做人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灵活的使用头脑，不能硬斗。不必太看重生死，该来的时候会来，该去的时候会去，无愧于自己的生命，更无愧于自己在世界上存活，又何必执着于一个想法或一个将来的结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那些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饮水思源”，要懂得珍惜,并继承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使自己将来能肩负起建设四化的重任。
文章综述：主要讲述的是杨子荣和小分队剿匪的英雄事迹，歌颂林子荣的大智大勇和英雄形象，讴歌英雄的伟大，赞扬他们的勇敢与不惧困难，告诫我们要珍惜美好的来之不易和要有理想，为祖国的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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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文革知识分子分析
文革知识分子分析
在权威主义盛行的年代，从事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主要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努力挖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资源，创作出更多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二是以实际行动，全面完成从身份到情感的思想改造。前者因有延安文学经验和范本存在，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期许和要求。后者的完成却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尽管他们也曾真诚地投身大众，接受改造，但知识阶层属性的暖昧不明，注定他们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心理上的不洁、动摇堪称是与生俱来。知识分子的这一原罪性定位，“与其说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询唤?的姿态与许诺，但这样一种许诺如果不是?等待戈多?般地永远延宕，至少是难于兑现并迟迟不临的”（注：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阈中的重读》，唐小兵编《再解读》第15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灵魂的炼狱中痛苦挣扎，虔诚地向工农兵学习，渴望思想改造的完成和脱胎换骨的实现，尽早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一、知识分子精神形态分析
虔诚型知识分子：周扬，这位早在“左联”时期就已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文艺领导人，建国后代表中共中央执掌文艺舵轮，按照党的部署，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组织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反右斗争等一系列文艺运动，紧紧地把自己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与思想改造、灵魂救赎的革命大潮共舞。周扬大概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文革”刚一开始，他这位习惯于紧跟形势的政治型知识分子竟首当其冲，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扛着红旗反红旗”、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文章的资产阶级文艺代表人物。30年代起就“公然同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实际上就是“反对党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注：阮铭等：《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光明日报》1966.7.4。）。周扬问题已不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主张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政治图谋的反革命路线问题，“周扬这些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篡踞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注：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光明日报》1966年7月4日。），等等。从而多次遭到批斗、毒打，被关进监狱长达九年。尽管如此，周扬除了不断反思和忏悔自己思想不纯、革命意志不坚定等反革命罪证之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崇敬与信任。据夏衍回忆，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比夏衍晚出狱一个星期。获得自由后的周扬漫步在北京街头，见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状态，难过得流着泪对人们说：“十年过去了，北京仍然有这么多的破房子，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我在关押期间，广播里说?形势大好?时，我就想，如果把我打倒了，真的把生产搞上去，我宁愿被打倒。可是出来一看，国家如此贫穷，人民生活如此之低，真使我难过……”（注：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从“写检查”反省到“无冤无悔”表白，周扬显然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真的犯了错误，改造、批判、坐牢是不应该感到委屈的。在他看来，“思想改造”、“精神禁锢”、“捕风捉影”……这些对“文革”的指责、批判都是多余的。“文化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大众继续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知识分子以实际行动融入革命集体的一次精神圣餐。在肉体和精神都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耳朵曾被打聋），周扬仍能够矢志
不渝地从政治立场出发、从党的利益出发，坚持“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没有一点委屈情绪”。思想不能说不高尚，心态不能说不虔诚。是什么力量促使周扬如此忠诚于无产阶级专政事业呢？探究起来，主要原因为：首先，周扬从骨子里认为，毛主席是器重他的，党的方针政策是不会错的。主持文艺界工作期间，他多次被召进中南海与毛主席单独交谈，足见主席对他的赏识。当有人告诉他，“文革”后期获释出狱是因为最高领袖有话：“周扬一案从宽处理”，“鲁迅活着也不会把周扬抓起来”，“周扬问题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恢复党籍，安排工作”，更是感激涕零，所有的不幸、委屈、伤害都一扫而空。自己的一系列罪名不可能是党的结论，而很可能与江青有关。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周扬就曾斗胆表示：“江青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注：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其次，周扬从走上文学道路开始起，就不是一个“文人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有着急功近利思想的“政治型”知识分子，文学创作所倚重的个体意识淹没在政治家倚重的党派性、斗争性之中，思考、分析文学问题的向度多为党性纪律的一致、服从原则，1983年他在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仍虔诚地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己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不难看出，在周扬心中，“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压倒一切的根本立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种非主体的仆从化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自主性的彻底丧失，原罪感的进一步增强。
在“左倾”文艺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很流行的，“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干净”。知识分子为了在革命队伍里找到一个位置，一方面要顶礼膜拜工农大众，唱颂歌、赞歌，表达积极向上的思想要求，什么“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工农阶级真高尚，祖国山河披霞光”……。（注：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40页。）另一方面又要自轻自贱、自贬自责，什么“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没有根本改变”（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2集，第103页。）。“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批。……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注：郭小川：《郭小川家书集》，第22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工农崇拜与自贬自责双向同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跟工农兵一致，他们不仅简化思想、欲望、情趣，尽量使用单线、僵化的思维方式表忠心、示仆从，而且还努力获取粗糙鄙陋的外貌，包括红黑的脸膛、皱裂的皮肤、粗笨有力的手脚，如《隐形伴侣》中的郭爱军，为获得“工农气质”较重的男青年欢心，对方黑，她也想办法把自己变黑，太阳晒不黑，她就用手抠掉脸上的白皮肤。
苦闷型知识分子：如果说周扬、郭小川、何其芳、丁玲等人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虔诚，以一种自贱自责、感恩戴德的心态自愿接受“思想改造”，身体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并没有将其视为一次精神上的“受难”与“折磨”的话，那么茅盾、叶圣陶、曹禺、艾芜、刘白羽等人面对不期而遇的政治风暴，则表现出一种难以排遣的哀怨与愁闷，他们或者心存疑虑，不知所措；或者惊恐万分，精神几近坍塌。有“流浪文豪”、“中国的高尔基”之称的四川籍作家艾芜，文革开始不久就沦为造反派的搜捕对象，为了躲避灾难，他东奔西藏，先是找到二女儿，躲进四川医学院的空教室里，后又隐姓埋名藏到郊区的一家电影院楼上，1968年的除夕
之夜，因害怕连累妻子儿女，虽近在咫尺，艾芜却不敢回家。
与艾芜、孙犁有着相似精神苦闷的还有战争时代曾出生入死，长期担任战地记者，深得叶剑英、罗荣桓等革命将领赏识的刘白羽，以及一生追求进步，忠诚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曹禺、沈从文、萧乾、丁玲、流沙河等人。“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注：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曹禺的这番话可谓是思想麻木、精神崩溃的真实写照。
中间型知识分子：从思想的倾向性上看，一生都有强烈“庙堂情结”的郭沫若大体介于虔诚型和苦闷型之间，急功近利的政治诉求使他天然地对革命情有独钟，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讨蒋檄文”的发表，从抛妻别子回国参战到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历任过政协副委员长、政务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要职。郭沫若始终表现得对党一片赤诚，不仅拥护文艺政策的工具化、阶级化，而且还冲锋陷阵，发起、参加批判运动，勇当意识形态斗争的排头兵。“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站出来宣称：“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注：秦川：《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1967年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会议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郭沫若朗诵自己的诗作：“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正是在这种决心式表白指导下，他写作了有着极大个人偏见的颂歌式作品《李白与杜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郭沫若置身于“文革”炼狱之外，知识分子的人文道义和艺术良知，以及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虽然对党的忠心依旧，但面对日益升级的迫害运动，不满与无奈之情时有表露。1968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爱子郭世英被一伙红卫兵作为“反党分子”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四肢反绑在椅子上，惨遭批斗与毒打，后来竟被反绑着双手从三层楼的一个窗口投下，坠地身亡。得知儿子遭绑架的消息，郭沫若正在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考虑到周恩来当时处境的艰难，他没有请求总理出面干预。事后，当于立群哭诉着责难他时，郭沫若满怀悲哀地呻吟道：“有什么办法呢？”从这无可奈何的慨叹声里，我们不难体味郭沫若当时内心的怨愤。几年后，批林批孔运动发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上门，威逼他写文章，承认抗战期间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并且诱导他著文批判秦相吕不韦。郭沫若心里明白，江青等人的真实目的是要他参与影射批判周恩来的大合唱。郭沫若当然不能屈从，但又无法公开抵抗，只好报之以沉默。在忧愤、郁闷中，一代文豪终于卧病不起，在医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同郭沫若一样，当批斗之风横行京城的时候，茅盾亦被周恩来列入经毛泽东同意的被保护者名单。尽管如此，报纸上还是经常有文章点名批评他。1966年8月的一天，当得知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时，茅盾抑制不住地长叹道：“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不过，自杀终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下，亲眼看看这世界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注：钟桂松：《茅盾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大串连，茅盾更是心急如焚，痛心疾首地说：“工人不生产，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这样下去，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当他不时地听到外面一些关于“文革”运动的传闻时，经常在家人面前重复的一句话是“天怒人怨！天怒人怨”！（注：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显然，凭着艺术的直觉和敏锐的政治
眼光，茅盾已认识到这场运动的错误与荒谬，但因身份的变化，话语权被剥夺，他只能报之以沉默。
抗争型知识分子：当然，“文革”期间，在虔诚型、苦闷型知识分子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之外，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于一片赤潮的批判声里，为捍卫真理、坚守人格，选择了宁折不弯的抗争。他们中有不畏强权、刚烈不屈的萧军、廖沫沙、胡风，亦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李广田、闻捷等。
萧军，这位早在40年代就被错误定性为“反党反共反人民”，被剥夺创作权利的作家，面对文革中的抄家、关押、殴打等“武斗”行径，非但没有低头，而是公然宣称：“拿破仑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我的字典里没有?怕?字。你眼瞪得再大，能瞪我个跟头吗？你嘴张得再阔，能把我吞下去吗？你有能耐，枪毙我好了！你拿起枪，我冲你的枪口！”在批斗会现场，当造反派头目大喝：“牛鬼蛇神一一站起来！”时，萧军纹丝不动，有人要上前动手拖他，他大吼一声，“谁上？你们敢动手动脚，我叫你们血染会场”。造反派终于未敢近身。刚直不阿的人格追求和坦荡无私的革命情怀使萧军实在无法接受一夜之间成为“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阶级敌人的社会现实，他不会不清楚对抗“革命”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但为了正义与真理，他分明已做了玉碎的准备。作为“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廖沫沙，即使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反抗，1972年上级来人找他谈话，廖沫沙愤怒地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入党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什么是党；第二糊涂：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什么是马列；第三个糊涂：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什么是革命。”气得看守大动肝火，骂他反革命。廖沫沙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既然给我定了性，我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也不用谈啦，把我枪毙好啦！一个人不是只能死一次吗？压迫枪毙也只能是一次！”当他被释放出狱，下放江西时，他提出回家看看，竟不得允许。廖沫沙厉声痛斥：“这叫什么下放，完全是流放！我已被关了八年，现在又流放江西，连与家属见面都不让。俄国沙皇政府宣布列宁流放后，还让他回到莫斯科家中度过了一个礼拜呢，你们连沙皇政府都不如。”虽然人生自由受到限制，但廖沫沙的精神世界却始终高扬着：忠于党但绝不迷信盲从于党。
1966年7月周扬被揪斗出来，监管人员希望“负罪”在身的胡风揭露周扬以立功赎罪，遭到胡风严词拒绝，回答道：“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谈文艺问题的资格”。并私下里对妻子梅志说：“不管报上说得多么吓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矿藏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注：戴光中：《胡风传》，第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这些真实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强权威逼下，胡风不仅没有打击报复曾经迫害自己的周扬，而且对大批判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认识，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与操守。
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作家由于不堪忍受侮辱，径直采取了最为极端的反抗方式：以死相争。1966年9月2日傅雷与夫人朱香馥双双自缢于家中。1968年8月25日，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跳进昆明市郊的莲花池中直立而死。1971年1月13日，闻捷在家中打开煤气罐自杀。……从这些不屈的灵魂中，我们读出了什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什么是“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宁折不弯的抗争精神不仅捍卫了生命的尊严与人格的高标，而且也以血肉之躯撞击着邪恶与黑暗，于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滴血的回声。政治高压的胁迫搀和着阶级斗争新理论的倡导不知使多少知识分子为之困惑不解，为之郁闷终身。然而，令人感佩的是，许多身陷灾难的诗人、作家，以昂然不屈的人格操守，以不同的方式呵护正义，抗争邪恶，铭刻下一首首浩气永存的无形篇章。
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与集体创作的推广
与思想改造几乎同步进行，并对思想改造结果进行检验、强化，文学界加快了剥夺知识分子话语权，推行集体创作方式的步伐。一方面，狂热的神化崇拜心理已经形成一种氛围，好像整个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已经维系于伟大领袖和他必然英明的决策，无论文学家还是其他知识分子，只需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无条件地参加各项运动、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而不需要任何独立性与自由精神。这种“极一化”整体思想状态不仅钳制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而且禁锢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活力。作家无所适从，思想“重塑”遥遥不期，文学创作不过是按照集体方式进行表面操作，写作者只需要技巧而不需要思考。如果需要思考的话，思考的内容就是如何以生动的形式表现既定的权威话语。在意识到自我与权威话语的差别时，作家只能否定自我，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而不可能怀疑权威话语的正确性。他们开始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以速成的形式学习和接受权威意识形态。当自我或作品受到批评时，则往往以“不理解”、“学习不够”作为辩护理由。仅从这一点上看，知识分子连同其话语权已经不具备现实的合法性。丧失自己话语表达权的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不需要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一切有伟大人物的思考就足够了。社会发展的伟大蓝图早已绘就，自觉自愿接受批判、改造是知识分子的唯一任务与出路。
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并没有在权威话语的置换、挤兑下彻底消失。无论是在文学活动还是学术活动中，知识分子独立的价值标准仍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甚至是公然与权威话语抗争。“文革”中，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以其强大的上层建筑力量诉诸舆论和武力，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却很难根除。表面上，在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检讨批判中，知识分子除胡风、萧军、陈寅恪、顾准等极少数者外，大多数都表现出接受与顺从；但骨子里，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持守着一种启蒙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很难接受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更不要说政治英雄的武斗思想。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在政治高压下阳奉阴违，而是缘于他们内心世界早已存在着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够认识到其矛盾性的另一套价值理念和另一种精神偶像。对于致力于思想统一与精神一致的“文革”发动者与组织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分庭抗礼的力量，因此有必要加以清肃。在“文革”发动者眼里，“五四”新文化培养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始终是一种威胁，它不仅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差异，而且还呈示出某种阶级的“异质”。因为不管你阶级隶属如何，一旦步入文学殿堂，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很难调处的矛盾：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背离。
因此，即使“根正苗红”的劳苦大众，进入文学殿堂也可能逃离自己的阶级出生，而成为革命阵营的对立面，贫下中农的子弟进入大学，就意味着成了“资产阶级”的继承人，这是那个时代政治领袖为之苦恼的事情。这种苦恼甚至直接导致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错误判断。工农无产阶级的后代也要接受再教育，就缘自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他们本来是红色的、可以信任的，但因为上了中学或大学，就褪色、不可以信任了。学校之所以有这样非无产阶级化的“染黑”功能，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虽然在政治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思想文化和教育阵地却没有完全占领，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要使青年一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就需要通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再教育”形式，将他们从资产阶级阵营的边缘争取回来。这一思考问题的逻辑似乎很荒谬，但却相当实在，至少它为批判知识分子又提供了一个舞台，即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旧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思想还没有改造好，新人（主要为工农出生的青年学生）教育又遇到了新情况。鉴于任何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拒绝接受人类历史所积累的精神文化成果的传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