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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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作者：刘圣颖
来源：《新课程·教师》2013年第10期
摘 要：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对华夏儿女有着深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西方土壤的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几十年前，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华儿女走上救国图强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西方文化产物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必然会存在着摩擦，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这就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机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演说，主要讲的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它经过了160多年的严峻考验和激烈革命，这说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它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实践性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延续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华夏儿女的祖先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制度的总称。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极大的融合力、持久的凝聚力、深厚的亲和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要想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就必须要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似之处，被我们国民接受。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对中国民众有着深深的影响，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马克思主义带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赶走了西方列强，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使中国走向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融入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融合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二者交锋、碰撞、对话与沟通，这样中华民族才会不断地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使中华人民开始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现代化。
篇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唯物论；辨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过几次中外文化大接触。而在最近一次的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1949年以来指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官方哲学。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学所说，任何一种新知识的接受，其图式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和旧有结构差别过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最终认可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接受主体自身的文化底蕴相关，即“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①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有何相似相通之处？这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何影响？
一，唯物论
一直以来，让西方人困惑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无神论，中国人是如何摆脱死的恐惧又如何寄托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以往我们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际上让中国人如此轻易接受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早有此渊源。儒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重人轻神、重现实，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存而不论，或认为除可感知得物质世界之外别无本体。孔子以“人本”代替“神本”，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范缜对于神不灭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观点。“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正是儒家哲学既没有涵出宗教又没有开出自然科学的原因，但却形成了儒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唯物的实在论传统。可见，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儒家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辨证法
儒家思想中，可贵的辩证思维很早就已产生。孔子提出
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正确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辨证关系；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问题同样做了多方
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见地。首先在主客观统一方面，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是最早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王夫之对“能”与“所”则对其表述得最明确和深刻。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方面，先行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注重实效，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观点最为接近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理论雏形。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辨证统一方面，荀子的“天官薄类，心有征知”，王充的“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等命题粗略地接近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一正确的认识论观点。此外，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司马淡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契合。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方面的思想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这为马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基础。
四，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在此以前亦非全无端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关系问题。《管子》书云：“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王充的“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治期》)等思想都与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有吻合的地方，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肯定丰衣足食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生活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荀子的“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其主要内涵是：从古到今的历史变迁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应当变革过时了的历史传统以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从而肯定历史进步和生活变革。此外，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传统，则更体现出了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五，社会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先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得以传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理想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封建时代还不具备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对于原始生活的怀念，提出了对于阶级剥削的抗议。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宣扬“大同”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孔子憧憬的是一种使少有所养、老有所终、互相关怀爱护、和谐安定的集体富裕社会。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此后，大同社会成了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勾画了一个去“九界”，除私有则产、消灭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尽管有空想与科学的区别，但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一致之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把两者相提并论的。如蔡元培就认为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一种社会主义学，?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③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④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到达世界的大同”。可见，儒家大同
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对马克思主义少了一层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首先是基于救亡图存、趋向现代化的实践需要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选择和认可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内在地决定着主体对文本对象的认可和选择。任何外来的文化，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华，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是种子与土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5000余年的文化与智慧,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两者在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上是统一的，皆包含着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颗粒。所有这些，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最终认可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篇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摘要:马克思发现和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弊端，本身有一个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总体上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明显带有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逻辑及意识哲学的痕迹，只是马克思思想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时他还没有能够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批判，他对传统哲学思维方法的清算和新哲学思维方法的确立。开始于《神圣家族》，完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熟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整个哲学的革命变革，批判地继承了旧哲学的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不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主义对立之上的第三种哲学，不是道德哲学，也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而是以共产主义为旨归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道德伦理批判、单纯的价值批判或文化批判，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冲突的真正的社会批判；它依托于具体科学和经验事实，但又不局限于具体科学的问题和方法，不为一时一地的经验所局限，而是以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为其考察的对象，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在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时，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和对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哲学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产生出来，又使它经过质的飞跃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学说。现在，不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什么态度，国内外哲学家们一般都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宣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开辟了现代哲学的新思路和新视野，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转变。但在对这种哲学革命的真实内容和意义的认识与评价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体现着哲学家们在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对立，体现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二者与传统哲学(本文所说传统哲学均指西方传统哲学)关系的不同认识。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又直接牵涉到如何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宗旨及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走向。所以这方面的讨论自然也就成为我国哲学界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这是我国哲学界继真理标准问题、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的讨论之后，又一场内容更深刻、意义更深远，时日也更持久的基本理论问题大讨论。虽然目前我们对这场讨论的结局一时还难以预料，但它无疑应当促进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更准确、更全面和更深刻的理解，更好、更真实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面貌和勃勃生机，有利于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开放性和未来性，巩固和强化它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指导地位和广泛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以及它与传统哲学的关系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及其意义的理解方面，过去仅仅指出它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又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这种唯物主义从自然界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
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这种理解现在看来显然是片面的、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在已有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全新的哲学，它所实现的哲学史上的最深刻的革命变革，是很难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和概括不能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历史。要真正理解这场革命，首先应当客观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历史，追踪他们如何发现并逐个解决了旧的传统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突破了旧哲学哪些固有局限和弊端，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他们所实现的那些思想变革的真实内容和含义。我们不仅要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生了哪些思想转变，而且要说明他们是在何种力量驱动下完成了这些思想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意义。我们过去恰恰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作这种深层历史的、逻辑的说明。
马克思发现和克服旧哲学的矛盾和弊端，本身有一个不断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在大学里，他所接受的是传统哲学的教育，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以后的政治哲学、启蒙时代的法哲学，然后就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后者对他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前，曾写过一个未完成的“法的形而上学”手稿，后因思想困顿而被迫放弃，其原因则是他感到根据法的形而上学的思路无法找到哲学与现实的结合点。他认为远离现实生活的法哲学，不能满足德国当时反封建、反专制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理想主义转向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曾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异同，其主体思想是运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来探讨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变革和政治革命。在主编《莱茵报》、《德法年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问里，马克思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发现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同现实之问的矛盾。最初他用康德、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来剖析现实社会，认为国家、法是理性的产物，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发现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决定的。在特权者看来，国家、法具有神圣性，实际上这是因为它同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这时，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已转向劳苦大众，在思想上由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进而转向共产主义，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转向唯物主义。虽然直到他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还没有同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即使在清算黑格尔及其后继者的《神圣家族》中，他也仍然没有同费尔巴哈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但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从物质利益的基础和层面上构筑自己哲学研究的平台，必须以可实证的理论形式来克服哲学的纯抽象思辨，并最终导致他提出了政治革命必须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最终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在首先争取彻底的政治解放(实现人的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基础上，争取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全面的社会解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纲领。这是马克思当时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他开始告别传统旧哲学的真正起点和标志。而恩格斯当时则通过深入工人生活比马克思更直接地实现了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应当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异化劳动”范畴已经是马克思当时力图把握并自以为已经把握的哲学理论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但实际上这个范畴仍然只是带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辨痕迹的抽象范畴，其理论体系在总体上也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是从抽象的人的类本质、即先验的伦理价值准则出发来讨论问题的，并且明显地带有黑格尔“三段论”历史逻辑推论以及自我意识哲学的痕迹。关注现实物质生活，
自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所达到的哲学变革的初步成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在这部手稿中还被淹没在思辨的逻辑推论之中，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理论框架大大限制了马克思新哲学世观的理论拓展和阐发。不少人把马克思生前从未发表也并未在公开场合郑重提到过的这部并不成熟的著作作为体现马克思创作的思想巅峰，把抽象的人道主义说成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无视马克思后来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成熟思想的极大歪曲。
实际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只是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但这时他还没有能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批判和清算，还没有真正抓住现实生活中决定人的本质的各种社会关系，没有从人们现实生活的具体实际中抽象出具有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实践这种区别于单纯意识活动的感性物质活动，还没有从生产的历史发展中把握到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历史的整体变化及其规律，总之，还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科学理论和范畴。这就决定了他虽然不满意旧哲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但又不得不借助它们的理论前提、语言和范畴来表达他将目光转向实践和劳动而朦胧地意识到的新思想。[1]
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其集大成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是从1844年8月底他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神圣家族》开始的。正是由于马克思从此开始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清算，他才最终告别了黑格尔主义，并在此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告别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一切旧哲学。创立了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传统哲学在思维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研究过程中颠倒和歪曲一般与个别、抽象和具体的认识关系。把以实践为基础、产生于实践、最终又回到实践的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也就是“具体—抽象—具体”)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予以人为的割裂。只截取认识过程的某一片段。然后脱离它的实践基础和认识总过程的有机联系，把它歪曲夸大为认识的一般本质或普遍有效的认识规律和思想认识方法；再从这种被歪曲的、片面的思维规定出发。按照“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这一为黑格尔所概括和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脱离实际的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循环逻辑论证。从古代到中世纪，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都是如此；在近代，从笛卡尔、休谟、康德、直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一直沿用这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一切旧唯物主义虽然都承认客观世界先于意识而存在，但只局限于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直观。以这种抽象的感性直观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感性的观念世界)为理论出发点，就看不到人的实践的能动性。唯心主义或者以感觉和经验为出发点，或者以某种脱离人的理性为出发点，其要害都在于脱离人的实践。脱离人的物质的社会历史活动来解决认识论、伦理学等诸多哲学问题。其结果是割裂了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和客体、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的辩证统一关系。它们在认识论上势必导致把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理性、理论和实践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可以说，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和概括的那种脱离实践实际的、从观念到观念、从天国到人间、用词句反对词句的形而上学和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一切旧的传统哲学之所以要被终止。旧唯物主义之所以总也摆脱不了唯心主义阴影的纠缠，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认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这段话告诉我们；如果不抛弃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诞生。不可能实现对整个传统哲学的革命变革。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思想基础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只有在实现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在黑格尔哲学中剔除其从观念出发的思辨唯心主义。拯救其革命的辩证法。使其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同时也才能在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中剔除其直观主义和抽象思维的片面性，使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一切旧哲学所无法克服的内在深层矛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以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抛弃了以理论、原则、概念范畴等思维抽象为出发点的旧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的哲学尽管都想成为科学的科学，但从总体上说都是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有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方法和研究方法，才具有了立足于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革命批判的品格，永远开放、与时俱进。从1844—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哲学史上千百年才能实现的深刻的伟大变革。除了历史条件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们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传统的思辨哲学所做的系统而彻底的批判。由此。马克思才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做出天才的发现和发挥。
马克思哲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即“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4]列宁称《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抽象到抽象的哲学思辨只能导致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不可能达到现实的具体甚或思维具体。他们说：“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不抛弃抽象是绝对不可能的”。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即从抽象思维出发去抛弃抽象来达到抽象的对立面—具体。“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实际上却没有抛弃抽象。“我们从抽象，‘从一般的果实’这一超自然的理智的本质回复到现实的天然的果实。却反而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把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变成了从我们的脑子的以外中生长出来的“一般果子”的化身。变成了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绝对主体的化身。[6]所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只能导致理论上自欺欺人的神秘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革命变革作了高度的概括性总结。并在这一总结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他们说，代表传统哲学最高成果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足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并且这种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
[8]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9]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只能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展现出来。这就科学地解答了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亦即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的物质世界的关系。
不过在这一时期，不论是《神圣家族》，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哲学出发点的人和人的物质生产，也都是在抽象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的，后来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便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生产方式出发，对这个社会中生产活动的各个细节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的科学考察。在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T--稿中。我们看到他终于能够从处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处于某种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和人的特定社会生产出发来研究人和入的各种关系及其历史(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家、雇佣工人和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出发，从商品生产的劳动二重性、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出发)。最终使唯物史观完全建立在科学实证和现实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而趋于完全的成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不只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而且是对整个传统哲学的超越。它所终结的也不只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还包括它以前的各种旧唯物主义学说以及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折中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它对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继承和这二者机械的拼凑与结合，而是通过批判旧哲学。在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新发现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上，运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思维方法去认识和理解世界而完成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两个主义。它们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样，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和表述的不同，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一致性和完整统一性，我们不应把它们理解成各自独立并列存在的东西。更不应把它们理解成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东西。传统哲学教科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条块化造成的。今天我们已完全没有理由再依据教科书的体例编排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精神及其思想体系。不过原教科书中那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东西，我们则仍然必须坚持。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或当代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刨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超越有着许多共同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人实际上是站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立场上，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和他的哲学，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这就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一概排斥走到了全盘接受并根本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