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马哲史学科纪念改革开放30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三十年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研
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原会长庄福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巳经到了“而立”之年。她是在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下成长起来的，她是在学科初创和起步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 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历了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次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经历从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思潮中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实现的。邓小平为之开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这一思想解放的集中体现，理论研究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来看，从1978年到1988年十年间，就以超乎寻常的的速度完成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理论成果，如高校教材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普及读物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工具书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教材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资料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等，举国上下在高举旗帜、解放思想中都力争有所作为，早出和快出成果，力争夺回丧失的时间，不负时代的期盼和人民的重托。大家奋进的自觉性从来没有这样高涨，学科建设的成果从来没有这样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出现过如此百花争妍的局面。
如果再往后推延十年，到1998年或二十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一卷本、两卷本、三卷本到八卷本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到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历史，先后有四卷本和多种一卷本问世，标志着学科建设在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展，不仅延伸到新的学科，也配合了十五届六中全会和十六大关于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的决定。短暂的二十年，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具体学科建设，展示了它的孕育、成长的发展史，展示了这段历史背后门类众多的理论成果和一千万字以上的巨大篇幅，不能不引发我们许多难忘的回忆和深沉的思考，光辉的载入史册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之无愧是一段催人奋进的岁月，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建的辉煌的岁月，也是我们学会赖以成长而肩负未来历史重任的岁月。
三十年来，学会除投入学科建设的实践活动外，还承担着组织年会、专题研讨、专题讲座和有关人物、事件、著作、文献的纪念与研讨活动。由学会和所属研究会主办的上述活动不下百余次，其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活动可列举四项：一是1985年在哈尔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座，参加听讲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和爱好者六百余人，主讲者均为学会邀请的著名专家，讲座内容系统全面，共一百多课时，可谓盛况空前；二是1987年和1991年学会的三位会长与三位秘书长先后应前苏联科学院邀请进行学术专访，较深入地了解了前苏联哲学界的状况；三是学会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主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坚持不懈地在二十年内定期召开研讨会达十五次之多，影响日益增长；四是1989年与北京市委讲师团联合主办了“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由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瑞环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全体与会代表作专题报告，长达三小时多。
关于贯串在学会各项活动中的学术思想和基本观点也可以列举如下：
1
首先要坚持的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当然应该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办会方针和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应当说，就我们学会的宗旨与主题看，政治性与学术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我们要以这样的原则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区分宣传工作与理论研讨的界限，善于把原则问题上的统一性和学术研讨上的多样性与生动性结合起来。
二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的特点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又是一门从实践中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论分析、理论研究和理论运用的科学。它是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探索自然界、历史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研究这一学科，从事这一学科的建设，不能离开这一学科的特点和实质，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作为一个有多方面联系、错综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有规律可循的过程来研究。尊重历史要有历史观点，既不要颂古非今、美化历史，也不要用当今的观点苛求于前人、苛求于历史，要实事求是地对对待历史和现实，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全面地辩证地研究历史，切忌以主观的意愿强加于历史、解释历史、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总之，既要通晓历史，对历史要用科学的态度严格分析和鉴别，又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力求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论断。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既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又要有深刻的理论剖析力，要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历史画卷。
三要坚持的是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版本和文献。有关的版本和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基础性的史料，是研究经典作家思想最可靠的典藉，也是我们和当代国外许多研究者取得共识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前注重研究版本、注重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断，对深入研究马哲史是有积极意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种类繁多、版本多样，既有他们生前出版和公开发表的著作，也有他们身后发表和别人整理的著作；既有他们反复阐明和总结性的基本文献，也有他们透过论战批判而作出的理论论断；既有他们阐明自己思想观点而写的书信、札记，也有他们正在思考、尚未及详细研究的问题；既有自己写的读书笔记和有感而发的某些议论，也有其他人从交往和回忆中提出的印象与分析；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列举。对此，要从经典作家的生平事迹中作出整体的估计和评价，要从他们浩如烟海的论著中选择其中作为思想发展的路标和界碑的标志性文献，选择其中历久不衰、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论，切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丢掉体系、专注矛盾的方法，作出不尽切合实际的论断。
四要坚持的是具体分析当代国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多方面成果。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反复曲折，时而也兴起各具特色的研究热潮，这说明关注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有它们的长处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这些都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和参考，把它简单地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等同起来、对立起来，都是不可取的，需要分别就其个人、学派或某一时期的著作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其相似和相异的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从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上，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五要坚持的是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必然结果，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必然结果。正如邓小平多次重申的那样：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体现在党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 2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党史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结合过程中的理论分歧，结合的经验与成效，结合的理论形态与历史选择，总之这是一个既要结合历史、又要更多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分析，更多地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部分的理论研究课题。就这一方面来说，过去抽象地讲贡献与发展多，具体地讲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则较少，理论分析比较单薄，似应有所加强。
学会的三十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起步与创业的三十年，学科从无到有、从一到多，成果是突出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创业基础上的发展更难、要求更高。只有在建业、兴业中才能巩固成绩，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今后三十年关键靠发展，关键靠队伍，关键靠团结，关键靠协作，关键靠奉献。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一次引用去年（2007年）在第六届理事会总结报告中的一段话作结束：学会理事是大家推选的，也是本人自愿的。这是一项义务多于权利、只办事而无报酬、同行期待与希望颇高的“人民公仆”岗位。“事在人为”，对于我们学会和学会的理事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学会的工作范围有广阔的天地和空间，它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界、天南海北，党政军民学、无所不包；它作为独立的法人，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可以做很多事情、办很多事业，约束少、限制少、婆婆少、无所不为；学会内部机构与职位的设置，均以工作需要为据，概无行政编制与行政级别的区分，会员从部长到一般干部，从教授到讲师，从共产党、民主党派到一般群众，无所不有；学会内部人人平等，许多事情无须象行政系统那样层层审批；当然学会也是组织比较松散，经费上多数靠自筹，事业上需要自我开拓的单位。负责人也不需要经过种种考核、评比的过程，一般也不至于弄到撤职查办的地步。学会工作很大程度上靠自觉，靠对事业的执着与忠诚，靠具备与树立真正的“公仆”意识。我衷心祝愿在座的诸位与未能到会的同行，强化上述“公仆”意识，在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学科建设上创造新的业绩！
谢谢！
在“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
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 梁树发
（2008年11月1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界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发起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研讨会，这是我们久已盼望、筹划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得到学会广大会员、理事的支持，得到学会老一辈学者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的支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对我会的支持是一贯的，这次会议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承办，学院 3
给予会议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学院的有关同志对会议的筹办付出了辛苦。在此，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对于我学会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可喜的是，今天还有我们学会的几位老先生到会，他们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奠基人、学会连续几届老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庄福龄教授，学会原副会长、现学会顾问顾锦屏研究员、崔自铎教授、施德福教授、于良华研究员和吴元梁研究员。到会的还有学会原常务理事、现学会顾问、原教育部社政司司长杨瑞森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许全兴教授。他们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代学者。这些老先生都是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建设的人。他们现在虽然不在学会担任领导职务，但仍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仍在关心学会的建设。所以，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 此时此刻，也使我想起把一生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教育事业、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建设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学会老副会长孙伯鍨教授，他的去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巨大损失。已去世的马泽民研究员、孙克信研究员、刘嵘教授、高齐云教授、张懋泽教授、潘宝卿教授等都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参与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创立，参与学会组织的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创作，他们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30年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只有在今天才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建设与改革开放同步（学会是1978年筹备，1979年获得民政部批准成立，所以今天的会议也具有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的意义）。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对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影响。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先导，思想解放既包括哲学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也以哲学思想的解放为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这一大讨论，在座的50岁以上的同志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今天对此会有更深切的感受。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是双向的。
在座诸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事业发展是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没有离开过这一伟大实践，我们也离不开这一伟大实践。改革开放的意义可以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事业发展来说明。30年改革开放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之路，是我们大家用自己的脚步走过来的。所以今天的纪念性活动其意义绝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一方面，它为我们总结30年来乃至一个更长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教育的经验，探寻其发展的规律与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机会；另一方面，它也驱动我们每位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学方面来一个总结与反思。
30年来，我们曾经集中探讨过以下主要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性质，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列宁哲学阶段问题，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列宁的反映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这些方面的研究大体构成了30年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总体画面。在这些问题上和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既反映在我们已出版的大量著作和教材中，也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4
究人才的成长中（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四到五代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人才了）。
我们的纪念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总结的目的在于前进，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在会议通知中，为大家设计的几个题目体现了这个要求。当然，这些题目对大家的讨论只具有参考意义，大家完全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要说明的是，这个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召开的。会议讨论的题目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统一战线建设的内容。我想如果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代表能够在这一方面贡献智慧，张峰副院长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同志们一定是欢迎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座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者和在院学习的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面贡献你们的智慧。
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
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 峰
（2008年11月15日）
各位理事、各位来宾、同志们：
在中央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前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我院在这里联合举办“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论研讨会。首先，我代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向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问候。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我院部分教师和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统战理论专业研究班的部分学员，这里我也代表会议主办方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次研讨会是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后不久召开的，时机很好，意义重大。通过总结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会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供必要的哲学理论的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动力。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大讨论发轫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时代变化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而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轨迹就是这样，从哲学起始，又复归于哲学。这便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改革开放3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所在。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对于科学发展观，我们的专家学者要给予理论上的支持。早在200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仅要从科学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要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对于科学发展观，可以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但最重要的还是哲学的角度。这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 5
篇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意识及其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意识及其自觉运用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的
方法论启示
蒋楼
2012-3-20 10:13:33 来源：《武陵学刊》(常德)2011年5期
内容摘要：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识和成果。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维度，可以将这些共识和成果集中概括为“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等三重理论研究意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这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研究”；“前提划界”；“面向现实”；方法论意识
作者简介：蒋楼（1982－），男，陕西三原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A8; 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1）05－0015－06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于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各级党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国外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外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识和成果。比如，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大家普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从有选择的研究到全面的对话的研究，从“观察者”的方式到“参与式”的主体定位，并且应当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维度，我们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共识和成果还可以集中概括为“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等三重理论研究意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这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启示。
一、“比较研究”意识
在理论研究的诸多维度和方式中，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的视域和研究范式之一。自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是中外学人无法回避并且持续推进的热门话题和研究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入，面对西方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等理论境遇，中、西、马的比较研究便构成中外理论界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思想阵地。事实上，比较研究的兴起是内在于中国理论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双重逻辑之中的①。因此，培育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形成规范性、自觉性、深入性和多维性的比较态势，是当代中国理论界需要继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本次研讨会，把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引入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阵地，正是比较研究向纵深方向拓展和深化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研究”意识的提出和广泛性共识的形成。中国马克思哲学史学会会长梁树发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就大力倡导，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掀起一股“比较研究”的热潮，大兴“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之风。他说，开展不同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们每个研究者既是一个挑战，也是开阔视野和对话，更是一个新的尝试。比较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极大的生命力，我们应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要让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常态[1]。梁教授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实现从自然状态的比较研究到自觉状态的比较研究，从研究模式和方法的比较研究到理论形态的比较研究，从客体的比较研究到主客体统一或着重主体向度的比较研究，从平面的、静态的比较研究到立体的、动态的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的转变或转向②。这种在不同视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意识和观点在与会学者中间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素华教授的参会论文分别从基本定位、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依据、可比性、目的等四个维度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进行了反思与阐释。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通过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理分
析，着重探讨了如何运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教授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进行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作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黄继峰教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三种解释模式：总体性辩证法、结构辩证法、内在关系辩证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济大学金瑶梅副教授选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四种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围绕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主题，学者们从其他角度也进行了探讨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研究”意识的提出和确立，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一大共识和成果。“比较研究”意识凸显了对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倡导，这事实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开拓、理论视野的转换和思想资源的探寻的呼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支队伍的战略性汇合，势必会使理论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之风，必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无疑也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到了历史的新阶段。
二、“前提划界”意识
全面研究和深入反思理论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不得不重视的，那就是一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的理论边界等基本理论问题。明晰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及其创新、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前提根据和标准尺度意义。首先，它有利于研究者依循合理的路数、原则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本学科的核心理论和关键问题；其次，它有助于研究者之间在一定范围内互相对话、沟通与合作，进而达成共识性理论认识和研究成果；第三，它有益于培育良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路与模式，进而保持该学科在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可持续的创新与发展。所以，自觉养成和塑造这样一种“前提划界”的理论研究自觉意识，则是每一个学人必须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品格。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更是这样。同时，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只不过由于各个学科本性之间的差异，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不尽相同而已。一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其最为重要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因为对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前提追问和审思，是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本性使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而言，只
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理论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反思，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认识，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立一种“前提划界”的自觉意识，对于培育和养成优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学术品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前提划界”意识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研讨会上，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为主题，通过审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具有“划界意识”。他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比较清晰的。但是，近几年，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带有“后学”特征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各种左派激进思想被广泛地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从而迅速突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有阈限。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在不同方向上的推拉与扩张，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呈现出不断向外“漂移”的开放姿态，迅速把当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裹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之中。这种研究态势尽管无疑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从一个层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和价值。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和限制地任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继续向外“漂移”，这种无界域的无限僭越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模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思想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主题，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各种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文献分析和文本研究的学者，还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影响，开展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家。应当看到，这几种类型的理论，既相互交织，又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开展研究中，还是要在一定意义上区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今知识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的研究④。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提划界”意识呢？衣俊卿教授把这种“前提划界”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基础性的“划界意识”和深层面的“划界意识”。前者，是指“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后者，是指“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
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④。上海理工大学胡绪明副教授的参会论文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诊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建”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构”等三个维度，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小组讨论会上，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等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东欧马克思主义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和西方马克思学路径等基本路径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式。他还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梳理和思想评说。与会学者们围绕“西方马克思学是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德里达等西方学者是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话题，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理论主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就是该学科的前沿问题和根本问题，因而应当培养一种自觉地学科“划界意识”来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认真深入探讨。
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之外，其实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其“前提划界”意识。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从当代中国视角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发问，探讨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新时期有哪些重大发展”、“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的参会论文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概念前提及其内在关系，力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丰富内涵进行充分揭示。山东省委党校杨亚利教授的参会论文《艾思奇研究的当代价值及拓展空间》，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的提出和确立，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大共识和成果。“前提划界”意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前提追问和边界划定进行了强调。这事实上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回到源头、不断正本清源、不断丰富、创新与建构理论的愿望的集中体现。这为我们进一步
篇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举措研究报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举措研究报告
2014-06-25 09:54 来源： 《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13年12期
作者：杨金海 韦文英 张治银
内容摘要：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进过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仍存在着观念转变不够、战略规划缺乏、载体建设滞后、通俗读物不多、宣传队伍不强、对体制外受众重视不足、人物形象宣传乏力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借鉴精神支柱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在转变观念和加强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着重在经典、教师、听众、殿堂、形象、礼仪等方面下工夫，采取一系列新措施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举措；经验；问题；对策
作者简介：杨金海(1955- )，男，河南安阳人，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研究员，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韦文英(1966- )，男，广西贵港人，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治银(1975- )，男，湖北天门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刘长军(1976- )，男，河南商丘人，博士，铁道部党校党建和基本理论教研部讲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3)12-0001-11 我们党在注重思想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同时，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始终领导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04年中央(原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 草 范 文 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通过调查研究也可清楚地看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还面临许多新挑战和新问题。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力图借鉴古今中外精神支柱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在强调更新理念、制定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着重从经典、教师、听众、殿堂、形象、礼仪等方面作分析，提出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
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解放思想，不断转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方式。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的前提。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发生转变。一是进一步实现了从“革命”思维向“建设”思维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既有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较多地讲革命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应继续大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应较多地讲建设理论。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一问题，犯了“左”的错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步转变了观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加明确了从建设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逐步实现从“单位人”思维向“社会人”思维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高度依赖于各自的单位，因而成为“单位人”。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有单位，成为不断变换工作的社会公民，即所谓“社会人”。因此，原来的理论宣传方式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维方式要不断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大众化的形式更加丰富，方法更加灵活。三是逐步实现从“单干”思维向“集约化”思维转变。传统的理论研究和普及方式多是零散的，甚至个体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则突破了地区本位和部门本位的局限，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遴选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协同攻关，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协调机制。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也基本上实现了从各自为阵向有组织的系统工程转变，由零散的个体化的研究宣传工作向集约化、规模化研究宣传转变。
(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境界。科学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工作科学化，使思想理论工作更科学，工程的推进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科学化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是坚持以受众为本。为了适应受众的多层次需求，中宣部带头，各级宣传部门和理论部门共同努力，推出了多样化的大众化精神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作者为本的局面。二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过程中，既重视城镇居民的精神需求，又关注农村居民的精神需求，创办了一大批农家书屋；既重视理论的普及和传播，又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既重视理论内容的创新，又注重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相结合，积极推动理论传播方式方法的改进；既重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又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去。正是由于上述努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空间上更为广阔，在时间上更为久远，在社会层面上更全面、更深刻，从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三是统筹安排。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由中央领导，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和专门协调小组，打破过去条块分割局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员调配和资源整合，提高了理论研究和普及的效率，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坚持体制创新，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度保障。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理论大众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一是建立有效的宣传体制。全党各级领导各个系统齐抓共管，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内容来抓，搭建起从上至下、覆盖全面的宣传体系。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还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形成了立体式宣传网络。二是不断创新学科体制。在过去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升为一级学科，下设6个二级学科，并建立健全了相关学科体系。三是不断创新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3000多名专家和数万名学者在工程建设中锻炼成长，并逐步
形成常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四是初步建立了多部门协调机制。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宣部领导，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等理论部门分别牵头，多个高校和研究、宣传部门协同参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协调机制。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理论普及工作的水平。党的组织领导是理论普及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多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提出要求。党的十六大之后不久，中央决定实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工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听取工程工作汇报。中央多次召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与队伍建设等工作进行精心部署。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工程工作汇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正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正确决策和有力指导，有力地保障了工程的顺利推进。
实践表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科学发展、体制创新和党的领导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没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无从谈起；没有解放思想和观念转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停滞不前；没有体制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缺乏动力；没有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失去生命力。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但面对新的形势，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转变不够。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普及工作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很不够，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全面观不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其中的“革命”理论，犯了片面性错误。特别是在今天，应当更加自觉地研究和宣传其中的“建设”理论，尤其是应当结合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努力研究和普及经典作家关于“三大规律”的思想，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思想。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展示其生命力和感召力。但目前，这一观念还树立不够，有不少人还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二是发展观不够。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在现实中，仍然有人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经典作家的思想割裂开来，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在理论普及中很难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民族化、时代化特质，也就使理论失去了应有的魅力。三是战略观不够。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用建设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实践中就不能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理论普及工作，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同国家的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同等重要。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缺
乏战略性思维，没有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规划相匹配的意识形态战略规划。四是科学观不够。与其他工作一样，理论宣传普及工作同样存在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亦即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问题。纵观古今中外，大凡理论普及和精神支柱建设都包含经典、教师、听众、殿堂、形象、礼仪等，通俗来讲，就是“经”、“僧”、“众”、“庙”、“像”、“礼”等六个基本要素。尽管时代不同，“六大要素”的表现形式各异，称谓也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根本地解决民众的思想信仰问题总离不开这“六大要素”，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当然，除此之外，理论普及工作还有其他规律，如“因材施教”规律、精神教化与社会救助相结合规律等。由于我们未能很好地研究和掌握理论大众化的基本规律，从而导致理论普及工作的主观盲目性，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严重。例如，在理论宣传工作中，我们常常用革命时代或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没有充分调动受众的主观能动性，理论宣传的内容和形式单调、死板，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离得太远，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难以造就全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
(二)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一些西方大国为推广自己的民主模式和价值观，不仅人、财、物投入巨大，而且都制定有一整套战略和策略。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包括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大众化工作，在这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受历史条件制约，加之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不强，意识形态领域缺乏总体规划，理论普及和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支柱建设缺乏总体设计，也缺乏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及政策措施。同时，意识形态工作的法制、德制建设严重滞后，理论普及和精神支柱建设几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特别是在精神支柱建设的“六大要素”方面下工夫不够，缺口太多，也没有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合力，理论普及工作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也极不平衡。
(三)载体建设亟待加强。在精神支柱建设的“六大要素”中，物质载体建设特别是场馆建设是基础。中国古代的理论普及和精神支柱建设除依靠少数的学校外，在广大的民众中主要靠庙宇、殿堂等以及相关活动。如儒教有孔庙，佛教有寺庙，道教有道观，家族有祖庙或祠堂，民间还有数不胜数的庙堂，包括岳飞庙、关公祠等，此外还有华表、牌坊等。这是人们敬仰神灵或圣贤、先祖，以寄托信仰信念、寻求精神慰藉的场所或圣地。西方的基督教等教派的教堂更是遍布城乡，为人们开展宗教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场所。可见，要使民众接受并坚定某种信仰，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载体，必须有一定的符合民众传统习惯的表达场所和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现代精神支柱，也应当有自己的载体，特别是场馆。但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场馆，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以及网上虚拟场馆等，建设严重滞后。一是马克思主义场馆和网站数量很少。目前，全国范围内以马克思主义人物、思想和事业为主题的纪念馆、博物馆等数量很少，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为主题的场馆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一家，供人们学习、敬仰、开展各种活动的具备精神支柱建设“六大要素”的马克思主义场馆还一家都没有。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网站仅有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为数不多的大型门户网站以及一些科研院所网站，难以满足人们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求。二是马克思主义场馆和网站缺乏统一的管理。目前，中共一大纪念馆、毛泽东纪念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人物和事件的场馆效果很好，但分散于全国各地，资源整合不力，未能让更多受众分享。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归属于不同的部门和单位，缺乏统一管理，难以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三是精神支柱建设的“六大要素”配置不足。在数量有限的已有场馆、
网站内部，“六大要素”的配置不到位。例如，馆内有经典，但面向社会大众的不多，免费赠送的更少；有传播者，但素质有待提高；有受众，但往往是体制内有组织的参观者较多，体制外人员较少；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但不成体系，且数量有限；有礼仪活动，但远远不够，且缺乏规范。
(四)通俗读物跟不上社会需求。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文献很多，位于世界前列，但这些读物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一是抽象理论多，联系实际少。当前马克思主义读物普遍存在从理论到理论的问题，联系古今中外实际的少，联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更少，人民群众难以理解和接受。二是文字材料多，音像图片少。这些读物常常以文字材料为主，而相关的电视、电影、图片、小人书等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作品少。三是大部头多，袖珍作品少。目前出版发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读物动辄数十万字，不便于人民群众阅读和携带。四是成人作品多，少儿作品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工作应该从少儿抓起。但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读物多以成人为阅读对象，适合少年儿童的读物很少，更缺少连环画、动画片等形式的作品。五是收费书目多，免费读物少。宗教组织传教，常常免费向受众赠送宗教教义读本。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常常免费发放大量宣传材料。但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些好的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一般读物定价很高，国家对此补贴较少，也很少给人民群众免费发放有关理论和政策的通俗读物，这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宣传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宣传队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队伍存在“三不”现象：一是数量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有效缓解了队伍不足的状况，但与社会需要相比，理论大众化工作者数量依然不足。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为例，教育部规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师生数量比应为1：200，但事实上很多高校难以达到这一指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口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面向社会的理论宣讲队伍更少，特别是面向体制外人群的理论宣讲人员更是缺乏。二是素质不高。马克思主义真理蕴涵于丰富的社会实践之中，而不是在书本上。但目前我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人才主要局限于科研院所，这支队伍大多从学校门进单位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局限于书本，社会交往多局限于学术圈内，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际接触不多，了解不深。一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实践经验极度缺乏，社会阅历严重不足，加之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大，所理解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常常脱离中国实际。这些都无疑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准确性和实效性。三是分布不均。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者基本集中在高校、机关、国有企事业等体制内单位，一般社会大众中特别是体制外组织中，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几乎没有此类专业人才。由于受体制因素、传统观念和行业特点等方面的影响，我国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进不了体制内单位，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造成了人才培养中投入和产出的严重矛盾。一方面是人民大众极度需要信仰传播者和精神抚慰、精神咨询者，另一方面却是相应的专业人才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另谋生路，造成专业人力资源严重浪费。这种矛盾情况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