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综述
关于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部 院系：哲学 学号：2011013595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但要想追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源，就要回到西方社会。当代西方学者也都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自己的看(本文来自：WWW.xiaocaoFanwEn.cOM 小草范文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阐发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且马克思主义也与西方其他社会思潮相互融合，借鉴了许多科学的方法。那么，在中国学者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他们有对此有何看法？本文以介绍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发展状况和方法的为主旨。
关键词：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以对自然界和人类的尊重与认识为基础，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如何认识自然、社会等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一般性的关乎人类的问题的学说，却对人类的各个认识领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国学者也积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程也在发展中不断深化。
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翻译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外文文献的不断引进，在客观条件的优化下，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周嘉昕（2011）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未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处于初步译介和外在批判的状况；80—90年代中国学界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走向深化；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①。林艳梅（2010）认为近三年来，我国国内学者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稳步推进，二是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发热潮，三是苏东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获新突破，四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引人关注，五是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正在积极展开②。梁树发、彭冰冰（2008）认为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主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国内学者在总体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从思想发展历程上，或者是从时代背景上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整体脉络有着整体的把握。张之沧（2003）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流派，根据其内在联系大致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别：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③。魏小萍（2005）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至 60年代，这一阶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第二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主要背景起始于以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著称的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第三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90 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背景是苏东剧变。苏东剧变后，有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转向了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另一些学者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兴趣④。张一兵、胡大平（2003）认为从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转移和科学主义扭转过程，20 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终结⑤。
当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了整体的把握，那么，如何正确的和科学的研究它就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了，而研究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是有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不然，只会让我们在了解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表象，却无法进一步探究其真谛，更不可能运用其思想，为我所用。这一方面国内学者也有着自己的观点。王雨辰（2008）则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只有把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才能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⑥。欧阳谦（2006）认为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缺少进一步的研究，原因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认识尚不够深入。我们应该抛开原有教科书体系之后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眼光，才能达到愈加开放的思想认知境界⑦。邹诗鹏（2006）认为我们应该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入手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西方社会与文化处境里的命运及其哲学运动。⑧
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充分阅读文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当时的时代下进行探究，另一方面我们则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现代社会中进行探讨，结合现实地研究才能发挥其实际作用。
那么，我国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何去何从呢？李荣海（2008）认为应把研究西方马克思的落脚点放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理论工作者应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与激情，落实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上，落实到中国实践进程中的矛盾认识和现实发展上，这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有的责任，也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基点和出发点⑨。
我认为我们要想进一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解放思想，破除某些根深蒂固的保守的旧观念，端正我们自身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了解，改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理论，至今仍然有学者在继续研究着马克思主义，虽然，后继者的加工、修改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文有了较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开放的探索、批判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更加贴近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真正的真理正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周嘉昕：《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理论探讨，2011年第5期。 林艳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视野，2010.12。 张之沧：《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魏小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和趋势》，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年第2期。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王雨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欧阳谦：《从文本到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问题》，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邹诗鹏：《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方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
⑨李荣海：《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篇二：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
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
张一兵/蔡云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03年08期
【原文出处】《东南学术》(福州)2003年03期第23～30页
蔡云(以下简称“蔡”)：1999年，您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一书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目前还在不断引起国内学人的许多争论。 张一兵(以下简称“张”)：《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这本书，实 际上概括了我之前许多年的不懈追求。从1989年前后开始，我花了很长时间踏踏实实地 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力图在与马克思的直接面对中，实现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向马 克思真实哲学视界的历史地回归，我认为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蔡：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您在该书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回到马克思”是20世纪90年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您认为这种回归是摆脱前苏联和东欧式马克 思解读模式的理论无根性的真正开端，这种种提法对学界来讲可以说是相当耳目一新的 。但是甚至在这本书引起的争论和反响还未平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自己的研究方向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的研究重点似乎已经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转移到国外马 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去了。该书在您的整个研究思路中仿佛具有一个分界线的意味，因为 从该书出版以后，您似乎就已经不再以“回到马克思”为研究的重心了。
张：首先应该说明一下，“回到马克思”这一努力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完成。最近，作 为这一方向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我与蒙木桂合作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 的当代阐释》一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对象是更广大的青 年读者。另外，我所主持的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在MEGA2第四部分的马 克思早期经济学笔记研究方面，以及新编马克思哲学史稿方面都将形成新的重要学术成 果。当然，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一世纪末，我们已经将主要研究方向调整到当代国 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来了。
蔡：因为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您突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异常活跃，发 表了不少论文。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在研究方向，或者说是研究重点上的这种改变的原 因和意义何在?能不能从这个问题出发对您近年来的研究思路做一个梳理?
张：确实如此，在1998年之后，我的确把主要精力从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转移到对国 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来了，不过实际上我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方向并没有变，你所观察 到的这种所谓的分界，其实还是在同一个总体研究方向上不懈前进的两个理论准备阶段 而已。 事实上，我并非是在今天才开始“突然”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我初次遭遇西 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上一世纪80年代初)，其时正逢徐崇温先生第一次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引入中国。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领域的一次具有重大意 义的延展，简单来说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狭隘性一举得到改变，理论研究的 学术含量大大提高，也为后来的学人们开拓出理论创新的广阔的可能性空间。不过，那 时的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远远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当时我仅是直觉到一种深深的 震惊：研究马
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在这种震惊的驱动下，我才开始了最初的文本阅 读。可是，早期的阅读总是囿于传统哲学解释构架的惰性制约，真有些像《哲学笔记》 开端时的列宁，我总是努力地在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地方错了。
蔡：真有意思，早在二十年前，您就开始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处!而近年来您却一 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具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
张：是的。当时这种否定性批判思考的正负坐标系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教条主义构架。 毫无疑问，这个阶段的阅读既不系统精深，也失之盲目与不够成熟，不过阅读中倒也约 略感觉到一些力不从心，对我今后的思路有些启迪，可以说我后来所质疑的正是我当年 也怀有的那种阅读和评判态度。
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里，我静下心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一个专题的研读，从时 间上看应该是在1985年到1989年间，这可以算是我正式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 个阶段。那个时期的研读成果是一篇近七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先是收在孙伯癸先生主 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第三卷中，有一编的篇幅，后来我又把这个提纲 扩写成了一本十七万字的小册子，即《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 一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觉研究本身还是踏实的，积累下了数百万字的学术资料， 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不过，也正是在这本小册子完成不久，我开始反 省自己的研究思路，并且决定暂时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程搁置下来(那 大概是在1989年前后)。原因很简单，还是我多次提到过的那几个字——力不从心、窘 迫不堪。我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从前就曾经感觉到的理论基础上的力不从心，因为 自己对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正在被我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这是一场不同层次之间的对话，或者根本称不上对话，说严重点，当时的我以及 所有进行类似“批判”的人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某种自说自话的自欺。如果真实一点地直 面现实的话，这种理论水平上不平等的“批判”是无法再进行下去的。这是我十多年前 自觉中断这一研究进程的真实原因。
我后来曾多次追问：“我们是否具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在许多前辈看 来，我的追问是大不敬的。其实，这个后来招来不少批评的追问倒真不是一种狂妄简单 的他性指责，因为我最初质疑的对象正是我自己。应该说，我的这次反省是相当深刻和 诚挚的，对此我曾不留情面地对自己做过剖析——“我俨然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 上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面貌，论说他们的种种不是。但是，在内心里我却已深深 地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 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 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又真是建立在对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我曾经指认过：‘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 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 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 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 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 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 文本，仅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对错的。所以，我已经内省到 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进而认为，关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这需要我们完成‘回到 马克思’的历史任务”。
蔡：这么看来，应该就是这次深刻的反省，直接促动你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花
费十余年时间研读马克思的文本，致力于“回到马克思”的。
张：并不仅于此。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已经说明过“回到马克思”的复杂原因) 。不过，这次深刻的质疑和反省使我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难度之大，已远 远超出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西方哲学研究，它要求一种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 方哲学领域的双向深度内居，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不能真正深入当 代西方哲学，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将永远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这次反 省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最终促成我强压急于批判、急于写作的不成熟的 冲动，而下决心真正沉静下来，排除一切诱惑，包括创作的诱惑来做两件事。
其一，就是大家熟知的“回到马克思”。正如刚才我所讲的，如果我们自己根本就不 曾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那么我们凭什么去 判定他们的对错?简单地将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它显 然将带来理论上的无根性，这也是我在研究中深感窘迫的根源。“回到马克思”花费了 我接近十年的时间。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的文本，一本接一本地读马克思读过的书， 主要是与古典经济学相关涉的领域。之所以选择从经济学的视域重读马克思，一方面是 孙伯癸先生的学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优秀的思想家大多具 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背景，我认为只有先走过他们走过的路，才能居有批评的高度。 与此同时，我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仔细研读了当代不少大师的论著， 甚至包括后现代的大量文本。那是一段很苦的时日，坐“冷板凳”真是十分艰难，不过 我想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所幸我扎实地走了出来，阶段性成果不仅凝聚在《马 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里，更重 要的是，当我再一次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自己觉得有底气多了。《回到马克思 》的序言里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形容这种隐性的成果：“从我自己的理论研究来说，在呈 现了过去自80年代以来就一直让我不安的马克思哲学的初始理论地平线之后，我终于可 以重返实际上自己更关心的‘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了’”以该 书的出版为标志，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主体部分基本告一段落。
此时就出现了你所提到的我的研究重点的转移。在十年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之后，我重 新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研究反省后下决心做的第 二件事情。我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据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 如青年卢卡奇在成为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 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这时候我们就遭遇另 一个窘境——如果我们自己根本不能透视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那么又何以实现 对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十多年前写作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时 ，这个窘境也曾带给我切肤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楚：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 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仅不能算是科学 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滑稽的。所以，在完成第一个十年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之后， 我将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重新投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就是1998年到现在我 一直在做的工作，根据我的计划，还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日子。
蔡：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回到了过去曾经中断了的研究思路上来了。可是，这还是同 一个思路吗?
张：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我原来的研究思路是越来越明晰了，
当然也有认识上的改变。我认定，只有加强自己的内功，我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研究视域才能达致新的深度和广度。我想，在经历前十多年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 ，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化一步的时候了。在这里，我还是要 重申我多次强调过的观点，这种深化需要我们怀着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诚挚 的态度，甘于首先伏案完成认真踏实的文献学工作，建构起一种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当 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深度研究模式。
蔡：这个思路听起来十分令人向往，不过我想会是十分艰难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的新 型深度模式。我注意到，您总在提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新型深度模式应该又是您提出 的一个新概念。
张：不错。深度解读模式确实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新模式，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主要 还是基于我对国内学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总体估计。这恐怕还是得从徐崇温先 生的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引进”谈起。1982年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中国学界已经进行了20年，应该是时候冷静地返观这些研究的成果了。
具体来说，20年来，国内学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成果主要还是在翻 译和人头式总体评述的水平上展开的。从翻译方面看，虽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截止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要经典文本都已被译成中文，但主要涉及的还是哲学、文 化、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文本，而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倾向于实证 科学的学科中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当然，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逐渐在弥补这个缺陷)。可见，在研究的广度上说，余地很大 ，我们面前展延着一大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对这一思潮的最新发展，我们也未 能生成必要的理论定位。逐一回首自《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起点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 经典研究，我们是十分汗颜的，因为我们的研读水平大都仅停留在资料性的评述阶段， 即便已涉足一定的专题性研究，也远未能达到精耕细作的深度。触目可见的多是在众多 二手资料的客观描述之上冠以“主义”的大帽子，而缺乏一种以驾驭性的哲学话语真正 进入言说者语境的深入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刚才详细谈到过的我们在马克思文本解读和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两个领域上的理论准备不足，我才提出了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模式。我想， 对于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对我们一度 以为完成了的文本和人物，建构特定的历史语境，以真正找出其理论逻辑和主旨的“症 候”所在。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重新面对必须以一种深度解读的模式来进行。这很重要 。
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关于当前的研究，除了深度解读模式之外，您还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研究范式的问题。用你自己的话说，是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 义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平台，是吗?
张：是的。2000年，我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 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全新的概念，以重新定位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 展的最新动向，这种定位是我们深入研究必不可少的新的理论平台。
我在《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研究范式的断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走向》一文 中已经指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前置是关于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新 左派以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出现了很大的分化，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如本真马克思和资本 主义政治批判两大主题)的内涵与外延已不再能统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倘若再不 进行研究范式上的重新界划，我们无疑将陷入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之中。基于这种认知， 我提出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只有指认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建
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并存新 格局，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蔡：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研究线索。你能谈得具体一些吗?
张：可以。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要明确指认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这 种理论思潮的发展脉络作一追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在反叛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释中无意识建构起来的，比如卢卡 奇以总体性，葛兰西以实践一元哲学，柯尔施以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反对分裂的理 论逻辑和资本主义现实，他们拒绝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和官方座架，尤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神化的非科学解释方式，而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理 解，区分出异质于恩格斯及斯大林体系的某种非正统的“新马克思主义”。有意思的是 ，马克思的这波“新生”往往又都寄居于某一现当代西方文化和哲学流派，这些左派理 论仍然坚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现实还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明确反对资本 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3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突现为一种人本学的马克思主 义，包含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活动，同时也指涉布洛赫、萨特和列菲伏尔等人的人 学建构；到了60年代，恰在人本学马克思主义迎来理论建构和泛化的颠峰状态之时，以 阿尔都塞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举起科学主义方法的大旗猛烈冲击人本主义主 流，他们以科学结构和对客观规律的关注，拒绝了非历史的人与主体性，以此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内部，重演了一部学术无意识中的现代西方理性分裂的悲喜剧。此时正是60年 代末——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中后期，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 的出版为开端，特别是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等论著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逻辑意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变的关节点。这种逻辑意向内在地拒绝全部工业文明，作为 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判定为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之翼，一切仍 然还寻求以一种同一本质为基础(无论是人或者规律)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 的隐性同谋，人对自然的“暴力关系”被批判性内省了。至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 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我认为，阿多诺的这种理论倾向已经 溢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终结在理论层面上 以阿多诺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为质性标志，在历史实践层面上则是由60年代末西方 青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画上句号的。
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您的这个界划体系中，似乎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不错，老实说，关于阿多诺的研究给我了很大的惊喜，我甚至在原有的计划之外 写作完成了《无调式的辨证想象——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一书(2001年 我已经将其先期出版)。阿多诺哲学既标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也开启了一种走 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其哲学建构则创立了一种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这就是我 所定位的后马克思倾向。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 但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在一般理论文本的写作上 ，他不再像依从根据式地援引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倒是更轻松、更自由地批评或赞 成马克思。这种后马克思倾向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众多西方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 左”派思想家的理论形象。正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理 论转向，全新的后人学成为基本点。例如，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家弗罗 姆，在其最后一本著作《占有还是生存》(1976)中，也已放弃了抽象的主体中心论，区 分了“占有性”的人道主义主体生存与后人学语境中的非占有的、非中心的“生存性” 的主体论。他明确反对传统人本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利己和占有欲”，反对“奴役 自然”和人对自然界抱有的“仇视态度”。至此，虽然弗罗姆也试图将这一理论意向与 自己原有的人学理论统一起来，可
篇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异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
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
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造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并对其全盘否定,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导向了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由于反对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哲学具有偏激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特征,从而不能真正彻底的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