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论文

小草范文网  发布于:2017-01-25  分类: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手机版

篇一:中国哲学史小论文

浅读孟子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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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孔子之后的另一位闻名于世的思想大家,孟子的哲学方面的思想造诣至今仍然很值得我们学习,下面本文将从孟子的哲学思想介绍及其对当世人们的可借鉴之处进行阐述。

个人认为孟子的观点中包含了一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我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

我们在中学时期就学习过这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我们可以发现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宁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

孔子教育方法中“因材施教”。但是,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在生死问题上,孟子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继承、发展孔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生与义二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时候,就应该为坚持仁义节操而献身。

孟子的舍生而取义的思想,高扬了人的不可屈服的人格尊严,积淀为中华民族刚键有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人生攸关的紧急关头,成为无数志士仁人坚持节操、抵御侵略、英勇献身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当今中华民族奋进崛起的过程中,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应该有着更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吸取上述孟子思想的精华,对我们今天腐败现象的治理以及自觉抵制腐败思想、拜金主义作风、享乐主义作风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追求天人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孟子思想体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孟子继承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的做法,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主张。

那么怎么才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呢?孟子也分析并提出了保护环境、应时而为的根本方法:“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其中,“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有明显

的环保措施的性质。今天,我们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只有强调环境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使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使得国家、社会得以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进而达到可以“养生丧死无憾”的目的。

总体上来说,孟子已经克服了很多当时他所在社会环境的局限性,虽然有部分的思想在目前看来可能未必正确,但是孟子的大部分思想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于社会现象,人理世故具有非常深刻和超前的认知,因此,孟子的很多思想不仅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样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可以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篇二:中国哲学史论文

我国先秦诸子思想与古希腊学派思想的整体比较

摘要:先秦思想和古希腊思想出自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域,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了风格迥异的思想,笔者从先秦和古希腊思想的整体特征出发,研究了两种思想的异同,分析了各自的先进的部分,强调文化交流和互补的重要性。

关键词:先秦思想 古希腊思想 思想文化 交流

近年来,反对传统思想成为社会的一种口号,很多人摈弃传统,一概否定,笔者要说明的是鼓吹反传统者对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地研究,仅仅是对传统思想的断章取义和一概而论。所以,对传统的更深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是势在必行。对古老的希腊文明也是如此。 1 对先秦思想和古希腊思想的整体的认识

1.1 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先秦思想

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十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战乱时期,各诸侯国想通过自己的主张构建自己的国家,一时间百家思想异彩纷呈,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各家思想既有大相径庭,也有相同的部分。其主要主张有:儒家主张以德化民,仁政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主张以法、术和势,势表示威信,权威;法表示礼和制度;术讲究的是与人相处的方法途径;墨家主张兼爱尚贤;名家主张去尊偃兵。其中儒家,道家和墨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托古立言,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汉代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 道、法。

1.2 追寻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希腊思想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公元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而在轴心时期,对西方文明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古希腊文明显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古希腊思想又是古希腊文明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古希腊哲学思想从整体上看,经过了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对本质的追问,形而上学的形成,本体论、宇宙论和逻辑学再转到人自身的伦理和人生的方面,同时理性主义和思辨的精神形成和发展。

2 先秦思想相比古希腊思想之长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古老的希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的不同半球,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古中国的先秦诸子思想和古希腊先哲的思想,在

不同的环境中发展并流传后世,同时,两种思想也有不谋而合的精髓,分析两种精神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先秦百花齐放的思想和先进的古希腊文明。

2.1 先秦思想之发达是当时世界之最

先秦思想是我国思想的起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中国的后来的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封建社会的形成,统治者的政策使先秦的核心思想得以传承和弘扬。儒家的思想将就“和合”精神,和而不合是中国古代处事指导,强调中庸之道,所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的儒家思想,成为以后统治的核心思想。为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前提。 “雅典、斯巴达诸邦,垂大名于历史者,实不过一都会而已,虽其自治之治整然,然终不能组织一国。”中国自管子以来,其思想虽各家小有异处,但是中古国能够立数千年,保持其文明不会消失殆尽,是与先秦诸子的思想分不开的。

2.2 先秦诸子思想类别繁多,异彩纷呈

春秋战国时期的世界纷乱的社会环境,为各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因素,最有影响力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等等,还有很多学派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被统治者禁止,后来消失,但是其思想依然是学派纷呈。“中国地大物博,学者繁多,故一问题,骈其异说,辄累累如贯珠然,其问题这多,亦冠它界。”

与古希腊相比,希腊留世者不过四五家,主要就是对世界本原的的探讨。

2.3 先秦思想更加关注生计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注重农耕的国家,孟子井田彻助之制,墨戳务本节用之训,荀卿养欲给求之论,李悝尽地力之业。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先秦农耕繁荣的重要思想指导。法家代表商鞅,变法是有开垦之令,鼓励农耕。可见先秦时期各家思想都注重生计问题;

古希腊时期中兵事,重文学,注重哲学问题的研究,对待生计问题是很不屑,所以其哲学及其繁盛,有很多先哲,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等。

2.4 “内圣外王”与知识就是力量

“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没有对“圣王”做专门的解释,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圣王”观念与“民本”思想具有密切关系。另外,“圣王”其实是“内圣外王”的简写。从现存史料看,“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文中说道:“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其与大学中的关于内圣外王的部分不谋而合,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而致知,然后才能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希腊的代表苏格拉底看来,治国平天下的人是“帝王之才”。所以,他强调,王者和统治者“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选中的人,不是攫取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权或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因此政治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政治家应培养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道德素养。

3 古希腊思想之所长,先秦思想之所短

梁启超说:“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

3.1 西方民主精神在古希腊得到完整地复制和发挥

从德谟克利特开始,民主与自由的精神就开始得到保存、论证和深化。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论证了民主思想的合理性,在古希腊额后期,幸福主义的出现,更加论证了民主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对民主思想的提出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中不胜枚举; 而在中国,对人的关注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是在伦理权力化的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之下,君主专制试图找到一件美丽的外衣,儒家思想在伦理权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提出复兴周礼,三纲五常的繁文缛节,更加舒服了人们的思想,因而中国古代的民主是与君主专制形影不离的。

3.2思辨精神和抗论的创新精神

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然柏拉图是他的老师,但是这丝毫没有阻碍他在哲学思想的探索,而且他也毫不留情的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突破了柏拉图的传统的思想,创造出了第一哲学和存在论的新理论。笔者认为,希腊哲学思想的兴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创新和思辨的精神,比如假说有A有一理论,必有否定B的乙出现,与之争辩,后又有一调和前两者的C,继又有否定C的D理论,当然又有综合CD两者的E出现。以此类推;

而在我国先秦时期,受礼教的束缚,师法家数太过严重,其思想多依仗先辈和古人,“勿发前人所未发”,“非先王法言而不可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太过保守,而且,只要学习一家学说就不应该再了解其他思想,不能对其学说有所质疑,不能有所增减,不然就是违背师傅,同时,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也是阻碍思想发展的又一障碍,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惜罢黜他言,抹杀世人的精神发展。

3.3 “理性”与“情理”的碰撞

古希腊的理性不仅包括理性主义的思维,理性是认识事物的方式,同时也是事物的原理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真理,古希腊的理性对世界的本原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火;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并且提出了“逻各斯”,认为物质的形成就是“逻各斯”这种“理”的规律组成的,后面还有原子论者等等;

在先秦由于战乱和统治的原因,人们注重的是自身的道德和社会的伦理。前面说过“中国的伦理权力化”,中国的“理”,就是强调的“情”的伦理范畴,作为人应该任何规范自己的德行,我们知道道德伦理并没有所谓的明确的标准,是一种随意性很强的社会规范,进一步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人们没有也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事物本身的研究上。

对先秦思想和古希腊思想的比较只是为了加强认识和两种思想的交流,当然两种思想从整体上还有很多的区别,笔者在这里不能完全穷尽,但是在浅显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先秦思想先进和进步的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古希腊思想的积极性,封闭只会落后,一个在东方世界的国度,一个与西方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更应该深入了解西方,了解他们文化的精髓。在了解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反思,从两种文明的差异中,找到问题的所在,扬长避短,为社会的发展找到更加科学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超:追寻古希腊哲学[B].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2]章太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说诸子百家[B].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B].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第238页

[4]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I].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B].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4

篇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中国哲学史论文

论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贡献

摘 要: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学科地位的确立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的写作范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关于史料学的方法理论。总体观之,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研究视角具备动态性、史料学方法得到进一步注重和用历史的眼光审查史料等优点,但也存在史料学方法部分规模过小和具体哲学史料介绍有些简略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贡献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其196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一书中。此前,胡适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探讨过哲学史料的种类、审定以及整理等问题,朱谦之先生更是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1957年油印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1959年8月完成的手稿本(通论三部,九册)①两部专著。但胡适尚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意识,甚至连学科之名也未提及,而朱谦之先生虽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名的著述,但其著作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更没有在学界形成广泛影响。

事实上,早在1925年6月中州大学任教时,冯友兰先生就在《对

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②一文中对哲学史料进行分类,指出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的史料”两种。其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更进而划定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五个选取标准③,并注重总结古代著述体裁。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对中国哲学史史料范围和史料特点的探讨。1937年,冯先生在《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中又提出原料、副料和旁料的史料三分法。然而,代表他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上集中成就的却是其《初稿》。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冯氏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者,亦主要是基于其《初稿》对该学科之划时代的贡献。

《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写作范式。

从内容看,冯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和第二章“论目录”,讲史料学理论;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十四章,是介绍哲学典籍的具体史料学。查看冯著之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基本都遵循了此种二分的写作范式,只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也呈日益增大之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冯友兰先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初稿》第一章,他给史料学下了一个定义:“史料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部门,为历史学的研究作准备工作,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④

虽然冯先生在其著作里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定义,即他没有着重讲述“关于史料的方法论”,而是偏向于具体哲学史料的宣介,但是他的这一卓越见解却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指示了研究方向。如上所

述,史料学理论部分的规模呈日益增大之势,这表明学界对之重视程度日益增加。

在具体史料学部分,冯友兰先生所选出的哲学典籍,也基本划定了其后史料学论著的介绍范围。他把中国的哲学史料分为商至西周、春秋战国、汉至晋、唐至清和近代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其中商至西周属于奴隶社会时期,春秋战国属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汉至晋属于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属于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对于近代时期的哲学史料,冯先生则没有确定社会性质。与《初稿》相比,尽管其后的史料学专著介绍史料的详略程度和叙述方式有所不同,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和修正所介绍哲学史料的内容,但是,它们基本没有越出《初稿》制定的选材框架。这也是我们认

中国哲学史论文

为《初稿》基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写作范式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初稿》还设置了《附录》,对应正文的“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论目录”以及中国哲学史料的五个历史阶段摘录了必要的参考资料,与正文相得益彰。此举被商聚德先生视为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内容之一。⑤

《初稿》初步介绍并具体应用了史料学理论。

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已经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要求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占有材料。因而,冯氏强调,研究者

只有对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表现他自己的看法、构成他自己的体系。在他看来,史料学就是为“占有材料”作准备工作。进而,冯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必须在史料方面合乎科学要求地完成四步工作: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选择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精”。⑥

然而,史料学的任务却不是要把这四步都完成,而是要解决与前三个步骤有关的问题。冯友兰先生指出,第四步选择史料的工作已经不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冯友兰先生并没有止步于笼统地提出史料学任务,而是对其中每一步都介绍了具体的操作方法。

1.收集史料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浩繁。因而,如何从繁杂多样的史料中找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就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按照冯氏的说法,这些问题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⑦对此,他从两个角度进行回答。

第一,收集的内容——收集什么才能“全”?

冯友兰先生从哲学史料的种类划分入手谈这个问题。这时,冯友兰先生在此问题上又重新回到了二分法——《初稿》认为中国哲学史料有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之分。在他看来,原始史料是最可靠的,但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哲学家本人没有什么著作,或者其著作已经遗失,那就只能依据辅助史料进行研究工作。但从种类划分的角度看,只有将原始史料和辅助史料两种材料都收集上来,才是“全”。

翻检《初稿》的具体史料学部分可见,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后冯先生都会介绍一些总括性的书籍或类书,他看到,这些书籍中的史料,可供辑佚校勘之用,也可用于了解一时代的风气。我们认为,冯氏的这种做法为全面收集史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第二,收集的原则——怎样收集才能保证“全”?

依冯友兰先生之意,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把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而且要在实际使用史料的过程中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的效果。第一个原则是,避免“陋”,即有较早的史料而不知,却引用了较晚的史料。第二个原则是,如果有与研究者的结论相反的史料,他便需要加以解释,不能视而不见,或假装不知。

总之,冯氏认为收集史料时要找到“早”的史料和反面的史料。我们认为,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收集史料比单纯从种类角度收集史料会更让史料收集者感到有的放矢。这是此说的可取之处。然而,冯友兰先生显然没有厘清收集史料和运用史料的界限,他所讲的收集的原则其实是使用的原则。这是此说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不足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确立初期出现也属正常。

2.审查史料

冯先生明确表示,审查史料就是对于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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